院士侯祥麟：我為祖國煉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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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雜志
 
　　作者：陳貴信

　　侯祥麟，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曾任全國政協常委、石油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石油學會理事長。我國煉油與石化科技事業奠基人。現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高級顧問。
 
　　上世紀90年代，作為世界石油大會中國國家委員會主席，成功申辦世界石油大會在中國召開。他還聯合中國科學院其他5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建議，發起和促成了中國工程院的成立。

　　1986年在意大利榮獲“馬太依”國際獎；1996年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成就獎”。

　　本世紀初主持《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研究》重大課題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我國到2050年油氣資源戰略研究。

　　2003年5月2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91歲高齡的老科學家侯祥麟的家里。對于就任不到一個月的溫總理來說，到侯老家來算是輕車熟路。在他任副總理時，就曾幾次來給這位功勛卓著的老石油人拜年、祝壽。

　　望著侯祥麟仍像幾年前那樣思路清晰、精神飽滿，溫總理說：“國家將啟動‘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研究’，您在科技界德高望重，具有公認的權威影響，我十分希望您能夠參加這項工作。”拉著侯祥麟的手，溫總理接著說：“但考慮到您已年逾90，我又于心不忍。”

　　溫總理的話，讓侯祥麟如沐春風，他想起47年前……1956年，侯祥麟參與了周總理親自主持的《1956年—1967年國家科技發展規劃》的制訂，那是新中國科技事業奠基性工程。作為其中石油項目的完成者之一，侯祥麟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望著溫總理殷切的目光，侯祥麟說：“我義不容辭”。

　　第二天，侯祥麟在中南海懷仁堂出席了溫總理召集的國務院辦公會議。《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研究》重大課題正式啟動。

　　急國家之急，煉出航空煤油

　　解放初期，我國僅有玉門等幾個小油礦，全國每年僅生產十幾萬噸石油。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實行禁運，國內石油產品缺口較大。特別是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航空潤滑油等完全依賴從蘇聯進口。國防建設發展高科技項目，如航天、導彈、原子彈等急需的特殊潤滑油品更是一片空白。尤其航空煤油，逐漸成為制約國防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解決航空煤油國產化迫在眉睫。

　　1956年，侯祥麟擔任石油工業部技術司副司長，他立即著手組織科技人員利用玉門原油研制航空煤油，取得初步成功。進行發動機臺架試驗時，巨大的轟鳴聲震撼著人們期待的心弦，數百噸煤油被耗掉。從測定的數據看，燃燒性能很好。但當他們滿懷喜悅做進一步檢查時，卻發現9個合金鋼燃燒筒的內壁被燒蝕得坑坑洼洼。再試驗，仍然如此。是玉門油有問題，還是國產的合金鋼燃燒筒不合格？為了弄清原因，1957年專門成立了玉門噴氣燃料使用性能研究課題組。

　　1958年10月，侯祥麟調任石油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主管煉油科技研究工作。因為承擔航空煤油研制任務的就是該院的前身——北京石油煉制研究所，所以，侯祥麟得以直接領導并繼續進行航空煤油的研制工作。這一年，科研人員用蘇制的燃燒筒做試驗，仍然是同樣的結果。那時中蘇關系尚好，侯祥麟又曾到蘇聯考察訪問，結識了蘇聯煉油科技界的一些單位和朋友，于是他決定把樣品拿到蘇聯軍工研究所做試驗。可是整整一年的試驗和分析研究，也沒有找出引起燒蝕的原因，蘇聯方面提出的方法也無濟于事。

　　1959年，中蘇關系惡化，從蘇聯進口的石油產品，尤其是軍用油品數量銳減，出現了全國性的“油荒”。許多汽車頂著大煤氣包，穿行于大街小巷。而更多人們不知道的情況是，油料缺乏正直接威脅著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安全！

　　1960年8月16日，聶榮臻副總理在寫給石油部部長余秋里的信中說：“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賴進口，煤油的技術問題還未解決，汽油只能生產部分型號，潤滑油也有不少問題。這些情況使人擔心，一旦進口中斷，飛機就可能被迫停飛，某些戰斗車輛就可能被迫停駛……”

　　那真是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時刻！從國家最高領導層到每一個與此有關的部門和企業，都為此憂心忡忡。解決軍用和民航飛機使用的航空油料，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人們不敢想象，一旦我們被航空煤油卡住脖子，我軍的戰鷹如果飛不起來……是何情形！國家領導人急，將帥們急，石油部長余秋里更急。他痛苦而又激憤地沖著侯祥麟說：“幾個老帥一見著我，總是問我航空煤油何時能生產出來。這一關過不了，我走過天安門得低著頭啊……你再不給我把航空煤油搞出來，我就把你研究院的牌子倒過來掛！”這位當年馳騁疆場的驍將揮舞著他的單膀獨臂，一拳砸在桌子上。

　　春節除夕之夜，本是中國人一年中最輕松最歡樂的時刻，可是1961年的這一天，在石油研究院一座平房改造的實驗室里，沒有一點過年的味道。侯祥麟坐鎮指揮又一次航空煤油的小單管燃燒試驗，他的夫人李秀珍，是試驗組負責人之一。此刻他們的兩個孩子被關在家里，姐妹倆只有三四歲，大過年的可別出現什么意外啊！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石油工業部幾次發出采取多種方法試制航空煤油的通知。國務院領導也一再指示，必須加快航空煤油的研制工作。中科院有關研究所、蘭州煉油廠、玉門煉油廠、三機部、解放軍總后勤部和空軍等20多個單位都表示要伸出援手。大家都覺得這回說什么也該沒問題啦，因為所用煤油精制得沒法再純了。

　　經過馬達通宵的飛旋轟鳴，小單管試驗終于要出結果了。侯祥麟夫婦與戰友們早就激動得心跳不已，小青年們準備好了報捷的鑼鼓，喜報稿也已擬就。機器一停，趕快檢查！孰料，合金鋼火焰燃燒筒絲毫沒有憐憫這群癡情的人，它仍然被燒蝕得麻點累累。

　　所有人都驚呆了。

　　大年初一凌晨，侯祥麟夫婦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家中。他們撫摸著睡夢中的女兒，慶幸沒有出事，李秀珍鼻子一酸，淚水滾落下來。正在愁腸百結之時，侯祥麟的外甥來拜年了，見到他，侯祥麟毅然說道：“你來得正好，替我們看孩子吧！”說罷夫妻倆又返回了實驗室。

　　經歷無數次失敗和挫折之后，侯祥麟與副總工程師林風開始全方位清理自己的思路：一直以來，我們把航空煤油精煉再精煉，提純再提純，已經純得不能再純了，怎么還是燒蝕呢？與蘇聯的油比較，我們的油似乎太純潔了。產生燒蝕現象沒準就是因為油料成分太純凈了的緣故？哲學上不是常有物極必反的現象嗎？咱們反其道而行之看看怎么樣。于是一個大膽的想法猛然滑過，“不妨加點‘雜質’試試！”侯祥麟對參試的技術人員說。

　　“加什么？”

　　“蘇聯油里不是硫元素多些嗎，咱們加點硫磺試一下？”

　　硫磺一直被認為是最不好的雜質，幾年來都被作為造成燒蝕的首惡之物，必欲盡除之而后快。大家好個不理解！侯祥麟對大家說，“任何事物都有兩方面，好與壞都是相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好可以變壞，壞可以變好，這就是辯證法。由此我們可不可以推斷，燒蝕可能是因為我國航空煤油含硫低所致。咱們試試看吧。”

　　按照侯祥麟的指揮，工程師史繼義在航煤中加入硫化物，隨后的試驗結果，令人歡呼雀躍起來。高溫燒蝕難關一舉攻破，試驗獲得成功。

　　可侯祥麟卻沒有歡呼，雖然他也松了一口氣。他與林風交談了幾句后對大家說：“咱們準備一下，再試。” 5個小時，50個小時，后來又加到200個小時，連續重復試驗了好幾遍，都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他才認為航空煤油的研制獲得了成功，他才真的放下心來。

　　隨后，侯祥麟與林風等人討論研究，把這一工藝程式化，并為所加硫化物的質和量做了規定，還起了個名字，叫“33#添加劑”。他對大家說：“我們被形而上學禁錮住了，走進了怪圈。這就好比一層窗戶紙，捅破了，豁然開朗。我們要好好總結一下，汲取經驗和教訓啊！”在他與林風等同志合寫的關于航空煤油燒蝕機理研究的論文《碳氫化合物對鎳鉻合金高溫腐蝕的研究》中對此有精辟的論述。這篇1981年發表在《石油學報》上的文章，給業界以很大的啟示。

　　篳路藍縷 研制核工業潤滑油

　　航煤剛剛投產，侯祥麟和他麾下將士立刻承擔起一項更加艱巨的任務——為我國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上天研制所必需的各種特殊潤滑材料。

　　其實，頗具戰略眼光的侯祥麟早在1958年就開始下這盤棋了。在他參加的國家科委的一次會議上，主管軍工科研的聶榮臻副總理和宋任窮、張勁夫等講了我國即將進行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和試驗，同以往一樣，蘇聯將給以援助。會上雖然沒有給石油科學研究院下達具體任務，但侯祥麟已經意識到發展這些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油品的任務必然要提到日程上來。因此，他在機構設置和人力安排上已有所準備。

　　讓侯祥麟沒想到的是，由于中蘇關系惡化，蘇聯“老大哥”突然撤走專家，不再提供任何技術資料。要想研制特殊油品，只能白手起家了。

　　1959年，國家科委和石油工業部向石油科學院正式下達研制用于核工業的3種特殊潤滑油任務，只說明能耐元素氟的腐蝕，沒有任何技術指標及有關性能方面的具體要求，當然也沒有任何可資參考的技術資料。只有一點樣品，卻不清楚它所含元素和分子結構。

　　“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王鐵人的話同樣也是侯祥麟和他麾下將士的誓言。侯祥麟調集8個研究室的人馬，集中諸家智慧，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留美歸國博士陸婉珍，在石油科學研究院建立了各種先進的化學和物理分析測試方法，這回恰好派上了用場。于是從解剖樣品入手，終于搞清了耐氟潤滑油的成分和結構。接著侯祥麟與總工程師林風及青年科技人員盧成鍬、高清嵐等一起探討，確定了研制這些油品的技術路線、產品配方、添加劑和試驗方案。之后，研究試制的攻關戰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了。

　　那時，正值國家困難時期，職工每人每月糧食定量減至10公斤。從事中型裝置操作的重體力勞動的職工定量也不足20公斤。由于氟毒性大，腐蝕性強，又極易爆炸，他們是冒著生命危險進行研制的。許多同志白血球大幅度減少，有人被燒傷，有人牙齒脫落，有人腳趾被燒斷……為了掌握反應規律，尋找設備故障，大家不顧中毒和爆炸的危險，幾十次拆卸電解槽和反應器。這段時間，侯祥麟幾乎每一天都親臨現場，指導攻克一道道技術難關。1962年底，全氟碳油及其他品種潤滑油、潤滑脂終于研制成功。

　　在接下來的組織工業生產的設計、工程建設試生產階段，按照侯祥麟的建議，石油科學研究院組建了專門研制軍用特種潤滑材料的六二一廠(即今馳名海內外的長城潤滑油公司)和一坪化工廠，試制出合格產品，并投入批量生產，使我國躋身少數幾個能生產全氟碳油的國家并進而成為加入國際“核俱樂部”的國家之一。

　　之后，侯祥麟和他的團隊又承擔起國防科委研制和生產新型導彈潤滑油的任務。這些工作也都是在一無參考資料，二無技術指標的情況下完成的。他們的努力保證了我國第一次導彈發射成功和隨后的運載火箭和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

　　生于憂患，投身

　　煉油救國強國之路

　　1912年4月4日，侯祥麟出生在廣東省汕頭市，父親是位中學教師。12歲時侯祥麟奉父命只身乘海輪漂泊數日，來到上海投奔二哥讀中學。有一次，他走到黃浦江邊的外灘公園，想進去看看，但門口卻掛著一塊牌子，赫然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一情景深深刺痛了少年侯祥麟的心。

　　1928年侯祥麟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附中讀高中，化學老師倪懷祖的課講得非常好，總是把侯祥麟引入奇妙迷人的微觀世界。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學化學系。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侯祥麟參加了北平大學生組成的請愿團，截乘火車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愿，又前往山海關前線去慰問抗日將士。

　　大學期間，侯祥麟大量閱讀了馬列著作，《資本論》、《反杜林論》都曾讓他徹夜不眠，他說：“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信仰馬列主義首先是從理論上接受的，我經過多年上下求索，終于找到了真理。”

　　1937年8月13日，日寇把戰火燒到黃浦江邊。已經大學畢業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讀研究生的侯祥麟憤然而起，到前線慰問抗日將士。上海淪陷后，侯祥麟到長沙參加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并主持一個難民收容所的工作。1938年4月，在硝煙彌漫的抗日烽火中，侯祥麟在長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根據抗日工作需要，受黨的派遣，侯祥麟到國民黨化學兵部隊干部訓練班當教官，為抗日前線訓練化學戰指揮官。

　　抗戰初期，日軍對我國沿海進行封鎖，中國軍隊所需要的汽油、柴油等運不進來，形勢非常緊急。侯祥麟認為自己應該為國家和軍隊去搞油，于是他轉而投入煉油的研究和試驗。當時并無石油可煉，他就和一些工程技術人員研究從植物油中提煉柴油；用煤干餾制取人造石油，再從中煉制汽油和柴油；為了增加可用燃料，他還自己設計建造設備，生產酒精，摻入汽油中使用。

　　1944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指示，為了抗戰勝利后成立聯合政府和建設國家的需要，派遣黨的一些技術干部自費到國外深造。侯祥麟通過考試，經過官方的考察和培訓，自籌經費于1945年初到達美國匹茲堡，在卡耐基理工學院攻讀化學工程學，到1948年先后獲得碩士、博士學位。1949年初，他來到波士頓，在麻省理工學院任副研究員，進行渦流床煤炭氣化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聯合留美的幾位中共黨員和許多進步學者，發起成立了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利用留美科協的活動，積極宣傳國內解放戰爭的勝利，介紹中共建國方略和新中國的情況，動員了一大批留美學者，包括留美科協的科學家和學者300多名，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國。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他們絕大多數成為我國各個領域和學科的帶頭人，近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在半個世紀后能夠傲立于世界科技之林，他們功不可沒。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美國留學的侯祥麟將留美科協的工作交代給其他同志后，帶上他特為回國而購置的化工類技術書籍和資料，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歸途。1950年6月，他回到了闊別6年的祖國。當他踏上新中國的土地時，看到到處都是欣欣向榮的和平景象，再也沒有了昔日那種戰亂狀況，興奮和激動的心情難以抑制。

　　得知侯祥麟回國，清華大學化工系主任曹本熹誠邀侯祥麟到他那里工作。此時，燃料工業部所屬石油管理總局與清華大學化工系合作創辦燃料研究室，侯祥麟便到燃料研究室任研究員，又兼做化工系教授。

　　當時的中國，原油產量很低，而大量進口在經濟上有很多困難，國家的方針是，在勘探石油資源的同時，還要發展人造石油(頁巖油和煤煉油)工業。所以，石油管理總局一方面在錦州等地建設合成油廠，另一方面安排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連工業化學所開展天然石油和煤煉油的科技研究。

　　侯祥麟與曹本熹、朱亞杰、武遲等教授為新設立的燃料研究室做了大量組織和建設工作，他們開展了煤的低溫干餾、水煤氣合成碳化物催化劑、頁巖油精制、降凝劑的合成等課題研究。他還與武遲在清華大學化工系開設了煉油工程課，這為兩年后北京石油學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1952年7月，清華大學燃料研究室撤消，侯祥麟帶領原屬石油管理總局的科研人員前往中國科學院大連石油工業研究所，與石油管理總局先期安排在那里的科研人員匯合一起進行煉油科技研究。在那里，侯祥麟組織蕭光琰、張存浩、郭燮賢、楊廉平等百余名科技人員開展了懸浮催化裂化、鉑重整、尿素脫蠟等研究工作。

　　1953年,燃料工業部根據發展需要，決定把原撫順礦務局所屬研究所的煤炭、石油兩部分分開，侯祥麟奉命前往辦理了“分家”事宜。經過協商，把煉油的百十來號人分出來，成立了東北石油管理局撫順石油研究所，從此，中國石油工業有了第一個專業科研機構。

　　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侯祥麟被選為學部委員(現稱院士)。當時他是石油部門唯一獲此殊榮的人。

　　1956年1月，國務院決定編制《1956─1967年科技發展規劃》，周恩來總理親自掛帥督戰，聶榮臻元帥總負責。其中第十八項是煉油，宗旨是：擴大液體燃料和潤滑劑來源。侯祥麟受命與張大煜、傅鷹、朱葆琳、彭少逸等執筆。主要規劃了三個方面的工作：發展人造石油技術；提高原油加工技術，以充分利用原油資源；生產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所需的產品。

　　長遠規劃制定后，1956年石油工業部成立，侯祥麟被任命為技術司副司長(沒有正職)。他認為只有撫順頁巖油研究所，科研力量顯然不夠。于是根據他的提議，在規劃的第十七、十八項里列出計劃成立北京石油地質研究所和北京石油煉制研究所。同時，石油部也上報國務院，擬將該部剛剛成立的中央研究所分設為石油地質勘探和石油煉制兩個研究所。1956年3月，國務院批準了這個報告。當年7月1日，北京石油地質研究所籌建處和北京石油煉制研究所籌建處正式成立。

　　培育“五朵金花 ”攻克煉油技術

　　上個世紀60年代初，“大躍進”失誤、自然災害、蘇聯“老大哥”反目，這些天災人禍一起為新中國的發展設置了條條羈絆。然而，就在蘇聯即將完全停止供應石油及各種產品之時，我國地質科學家和石油工人，在東北松遼盆地的荒原上發現了大慶油田，點燃了共和國經濟復蘇的希望之光。

　　如何盡快將我們自己生產出來的石油注入共和國的肌體，使國民經濟彰顯生機，這是侯祥麟和石油科學研究院科研人員面臨的新的緊迫任務。

　　大慶原油的產量很高，但卻存在蠟含量高、黏度大，難以得到低凝固點油料的問題，煉廠的生產裝置與技術人員和工人們對此叫苦不迭。侯祥麟與林風等專家下到大連、撫順等煉廠“會診”，認為只有發展先進的二次加工技術，才能有效利用資源，生產出各種優質油品。然而，當時我國煉油二次加工裝置甚少，技術落后，僅相當于國際二三十年代的水平；各種催化劑和添加劑的開發和生產剛剛起步，遠遠不能滿足原油加工需要。煉油企業的領導和技術人員渴望迅速開發煉油的新工藝和新技術。

　　1960年10月，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劉放在北京香山主持召開石油煉制科研計劃會議，這是中國煉油史上的一次承前啟后的重要會議。侯祥麟帶領石油科學研究院十幾位專家和科研人員參加了會議，他發表的意見在會上起了主導作用。會議決定：在學習吸收國外先進煉油技術的基礎上，依靠國內自己的力量，盡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遲焦化、尿素脫蠟以及有關的催化劑、添加劑等五個方面的工藝技術。當時電影《五朵金花》正在熱映之中。于是這5項煉油工業新技術就被形象地稱作“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幾乎涵蓋了當時世界上的骨干煉油新技術，要培育“五朵金花”盛開，就得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番，執三軍帥印的侯祥麟頗具大將風度：已任總工程師的林風仍是他最好的搭檔；經過反右等政治運動，留美歸國博士、副總工程師武寶琛已經被打成右派，而林正仙、閔恩澤、陸婉珍、程之光等留美歸國博士們也都受到了傷害。侯祥麟基于對他們的了解，仍然信任他們，并委以重任。至于吳蕙錦、趙仁殿等技術人員和工人，侯祥麟和林風從各方面關心他們，充分發揮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五朵金花”之一的催化重整，由于侯祥麟與蕭光琰的堅持，早在10年前就在中科院大連石油工業研究所進行了研究實驗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五朵金花”計劃提出后，催化重整很快便在撫順石油三廠進行工業裝置的工程建設。有趣的是，與此同時，大慶從意大利也引進了一套催化重整裝置。那時的外國專家小看我們，認為撫順的工程要么不成功，要么大大落后于他們在大慶的工程，得等他們騰出手來，到撫順來幫忙。然而，叫他們意想不到的是，倒是撫順石油三廠15萬噸/年催化重整裝置早大慶那套裝置半年投產，倒是撫順工程抽出技術人員支援了大慶的引進工程。

　　催化裂化是煉油工業二次加工的骨干技術，是技術密集和復雜的新工藝。當了右派的武寶琛雖然不再是技術領導，但侯祥麟、林風還是讓他擔任研究室主任，并由他總負責催化裂化技術從實驗室研究、試驗，到與工程設計、建設單位、生產廠家合作進行大型工業化裝置的建設，直到成功投產的全過程。

　　在鏖戰“五朵金花”的日日夜夜里，侯祥麟在研究院—試驗室—煉油廠之間奔波著。當年負責硅鋁小球催化劑研制工作的閔恩澤院士回憶說：“侯院長大到科研方向、試驗方案的制訂，小到試驗的每個環節都親自抓，親自過問。一次，蘭州煉油廠的一份催化劑研制設計書需要修改，叫我們把有關資料寄去。侯院長聽了很著急，說‘不能寄，你立即乘飛機送去！’我對這件事印象極深，因為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乘飛機。”

　　“五朵金花”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我國煉油工藝技術實現了重大飛躍，接近了國際先進水平。由于“五朵金花”產生的效益，使10年規劃原定于1972年完成的任務，到1965年底，大部分提前完成。它的成功開發，還使當時我國的汽油、煤油、柴油、潤滑油等四大類產品產量達到617萬噸，自給率達到100%。這些成果在上世紀60年代都獲得了國家級成果獎，1978年又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

　　由于侯祥麟領導研究開發出“五朵金花”煉油新技術和“兩彈一星”所需特種油品，把我國的煉油技術水平大大提升到接近世界水平的高度，1965年，他開始擔任石油工業部石油科學研究院黨委第一書記兼院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靠邊站”的日子里，他看到全國、石油系統和院里大亂的形勢，想到自己本來信心百倍地組織實施12年煉油科研規劃，想為中國的煉油工業再培育幾朵更燦爛的金花，為國防建設再開發出更多的新油品，使我國煉油科技事業再有個大的發展，而這一切剛剛起步就被扼殺了。他痛心疾首，只能在家里對著妻子喟然長嘆：“我們搞科研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力促成立中石化公司

　　1978年4月，66歲的侯祥麟被任命為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并連續三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歷時15年。　

　　此時，正值全球性能源危機，油價直線上漲，煉油廠面臨的形勢尤為嚴峻。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開辟利用其他能源的途徑，研究采用各種提高燃燒效率、節約能源的技術和措施。中國煉油工業能耗高、效率太低一直是侯祥麟憂思的首要問題。不久，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行改革開放的決定。侯祥麟深受鼓舞，他覺得趕上了好時機，要借這個東風，把中國煉油工業搞上去。他幾次主持全行業會議，組織專家研究制定出《挖潛增效節能十項措施》，推廣至全國。他要求狠抓管理，培養典型；要求采用新技術，改造舊設備，建設新裝置，進而推動全行業的技術進步。

　　為了解決科研裝備落后的問題，在他的建議和促進下，石油工業部撥出1150萬美元，支持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撫順石油化工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到美國等發達國家采購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驗設備。

　　經過幾年不懈的努力，節能成果顯著，能耗下降了約40%，每煉一噸原油的綜合能耗由1979年的105.5萬大卡降到1984年的71萬大卡。6年共節約燃料折合原油930萬噸，有些煉油廠原油蒸餾裝置能耗標準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我國原油產量突破一億噸。然而，煉油、石油化工、塑料、合成纖維等關聯企業，分屬石油部、化工部、紡織部等多家管理。這些企業都以石油為原料，由于條塊分割，不搞綜合利用，不注重經濟效益，導致原油利用不合理，造成重大浪費，侯祥麟感覺必須尋找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才能使石化工業有一個大的發展！

　　于是，在國務院領導的支持下，侯祥麟到上海高橋地區8家企業調查研究，并寫出報告，以大量事實闡明打破這種格局的必要性，他建議在上海高橋地區組建跨部門、跨行業的聯合企業。1981年，國務院批準原來分屬各部和地方的8家企業聯合，組建上海高橋石化公司，在中國首開資源整合、機構改革之先。由于上海高橋開了個好頭，隨后，南京金陵石化公司、遼寧撫順石化公司、山東齊魯石化公司等相繼成立。

　　這一舉措不僅給企業和職工帶來了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打開了一個思路，國務院和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與侯祥麟都認為應把高橋的經驗推而廣之。侯祥麟與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幾經醞釀，提出建議，將原屬中央幾個部和地方的以石油為原料的煉油、化工、紡織三大領域的企業聯合為一個經濟實體。中共中央、國務院在認真研究了這些意見和建議后，于1983年2月，批準成立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同年7月1日正式掛牌，侯祥麟任該總公司技術經濟顧問委員會首席顧問。

　　煉油和石化在原來各部中都屬次要位置，所以發展緩慢，但被劃到石化總公司后，總公司把發展煉油和石油化工放在第一重要位置，盡一切努力促進它的發展。幾年后，中國石化工業成為我國發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支柱產業，上繳利稅占全國工交企業的1/10，并領先闖入世界500強，成為我國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一個成功的樣板和排頭兵。

　　集賢聚智 用好一億噸原油

　　中國原油產量于1978年首次突破1億噸，但此后的幾年卻徘徊不前，而國民經濟對石油的需求卻增長迅猛，產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好1億噸原油”是80年代初國務院領導越來越思慮的問題。作為主抓煉油和科技工作的副部長，侯祥麟深感責無旁貸。康世恩副總理也十分關注這一課題，他幾次與侯祥麟和孫曉風副部長商討，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侯祥麟和孫曉風召集一些企業領導進行座談討論，又組織多名專家調查研究，集思廣益，終于有了辦法——把大型煉油廠和以石油為原料的化工廠實行統一指揮、統一銷售、統一外貿，同時加強原油深度加工，預計實施這一措施，將可年增效益88億元。1981年12月，這份《關于如何用好一億噸原油的意見》的報告出現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案頭，胡總書記閱后立即做出批示：“印成政治局參閱文件，并發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會的同志看看，目的是為了增加知識，開闊眼界。”

　　1982年仲春，剛剛過完70歲生日，已經卸任副部長的侯祥麟，又擔任了中國石化總公司技術經濟顧問委員會首席顧問，并任石油工業部(后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技術委員會主任。

　　1985年，侯祥麟主持了有17個學會、23個部委、150多位專家和領導參加的《合理用好一億噸石油》論證會。這一前所未有的學術盛會，共提交論文180多篇，分別從石油產品、深度加工、綜合利用、價格政策、石油資源的進出口，以及節油、發展代用油品的措施等多方面進行了論述，會后向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提出《關于合理用好一億噸石油的若干建議》。這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一等獎,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石油、石化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同時，侯祥麟主張，用好一億噸石油資源，還應在煉油與石化工業技術進步上做文章。面對世界石油、石化工業在科學技術上日益激烈的競爭，對于科研創新，侯祥麟不僅積極倡導，而且針對我國石化工業技術狀況和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具體項目和技術路線。 例如，他提出從石化工業的龍頭──乙烯裂解爐入手，探索實現國產化的經驗和路子。經過5年的努力，1990年我國自行研制開發的兩臺2萬噸的乙烯裂解爐(業內稱“南方爐”和“北方爐”)，先后在遼陽和上海建成并運轉成功。之后，又進一步建成幾臺4萬噸和6萬噸的乙烯裂解爐，近期又發展建成10萬噸的乙烯裂解爐。此后，侯祥麟又提出搞高壓加氫裝置國產化的建議， 1994年中國第一套自行設計、建造的80萬噸/年高壓加氫裝置在鎮海煉油化工總廠建成。國家鑒定認為，這兩項成果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南北爐”還被譽為上世紀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之一。

　　蒸汽裂解制乙烯是傳統生產工藝，在世界上一直沒有被突破，革新這種工藝是侯祥麟多年的大膽設想。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他就指導科研和生產人員進行過用改變流化催化裂化條件的方法制取烯烴的探索和試驗，但那時限于設備、催化劑等條件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擾，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80年代中期，根據侯祥麟的建議，用催化方法裂解重質油料生產烯烴被列入石化科學院“八五規劃”。經過立再婷等專家和科研人員的努力，這個項目的實驗室研究很快取得令人驚喜的結果，侯祥麟親自為這項技術起名為“催化裂解”。進入90年代，中國石化總公司又把該項目的工業化試驗列為“十條龍”科技攻關項目之首。催化裂解于1990年工業化試驗取得成功后，已在國內建成多套大型工業生產裝置，并且很快引起世界科技界和工業界的重視，一些頗具權威的石油化學家預言：催化裂解將為世界石化工業開辟一條新路。這項技術很快在中國、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取得專利，并作為中國首套大型石化成套技術出口到國外。

　　主辦世界石油大會

　　發起成立中國工程院

　　讓中國石油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石油。作為一個大國的戰略科學家，侯祥麟多年懷有這個夙愿。1978年，我國石油工業的原油產量突破一億噸，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擴大。他認為我們應該走出去，加強與世界石油界的交流與合作，以促進更大發展。于是，他聯合有關單位和人士向中央打報告：我國應申請參加世界石油大會。報告受到中央的重視，很快批準。1979年9月，我國決定申請參加世界石油大會。

　　按照世界石油大會的組織原則，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由侯祥麟任主席的世界石油大會中國國家委員會，開赴布加勒斯特。其時，第十屆世界石油大會已經在那里召開。

　　世界石油大會中國的位置直到此時還被臺灣的“國家委員會”占據著。侯祥麟和他率領的中國石油代表團經過會前、會上的激烈抗爭，第十屆世界石油大會決定：世界石油大會中國國家委員會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國家委員會，并為世界石油大會常任理事會成員；同時取消臺灣的會員資格。會議結束時，以侯祥麟為首的中國國家委員會出席了閉幕式，而臺灣的“代表”則被“請”了出去。當時侯祥麟指示我代表團通知臺灣石油界的同胞，我國家委員會給臺灣省一名委員名額，歡迎他們每屆都派代表和中國代表團一起出席會議。

　　1993年3月，由侯祥麟率領的中國石油代表團，經過幾年的努力和激烈競爭，終于取得了第15屆世界石油大會的主辦權。這次大會于1997年10月在北京成功召開，對我國石油、石化工業的發展，以及確定我國的國際地位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作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屆院士和院士主席團成員，侯祥麟十分關心我國工程技術專家在國家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他和一些老科學家越來越感到，隨著我國工程技術隊伍的不斷壯大以及國際活動的增加，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已難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為此，侯祥麟、張光斗、王大珩、師昌緒、張維、羅沛霖等著名科學家，借鑒一些工業先進國家的做法和經驗，經過十多年的反復醞釀，通過在全國政協聯名提案，在中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言等舉動，最后聯合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在我國建立一個以工程技術人員為主的國家級學術機構的建議。中央采納并做出成立中國工程院的決策。侯祥麟作為發起人參加了籌備工作。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成立，侯祥麟當選為該院首批院士和院士主席團成員及道德建設委員會副主任。

　　大愛無私，殊榮巨獎誰與共

　　上世紀80年代初，侯老家鄉政府為侯氏家族落實政策，準備歸還他們祖上在廣東揭陽留下的大片祖屋、花園等房產。據估算，這筆家產折合成人民幣有上百萬元之巨——那可是在25年前啊！老家的侄輩、侄孫輩都非常興奮，來信來人請求侯祥麟這位大家長簽字，以期全部或部分收回這筆祖產，改善他們相當困難的生活。但侯祥麟卻決定，把這些房產全部捐給地方政府，支援教育事業，他再三說服遠道而來的晚輩們：“現在國家困難很大，家鄉學校的條件也差，咱們把這些房產捐了辦學校，為教育事業出把力吧。”

　　1986年7月8日，在意大利羅馬的巴比雷尼宮，侯祥麟榮獲“馬太依”國際獎。他是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科學家。意大利總統科西加親自向他表示祝賀。回國后，侯祥麟即把所獲25000美元獎金全部捐給了國家，作為購買國外科技圖書的專項資金。

　　1996年10月7日，侯祥麟榮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成就獎，他是獲此獎項的3位著名科學家之一。獎金領到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為國家石油、石化科技事業培養高層次人才出把力。于是，他捐出50萬元人民幣，在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捐出200萬元)、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捐出200萬元)、石油化工研究院(捐出50萬元)的支持下，成立了侯祥麟基金會。其宗旨是，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激勵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煉油與石化專業的青年高層次人才盡快成長。如今，在中石油、中石化和石油科學研究院的支持下，侯祥麟基金已發展至800萬元，獎勵石化英才227人。

　　鞠躬盡瘁 再展謀略50年

　　2004年6月25日上午，侯祥麟再次走進中南海，出席溫家寶總理召集的國務院辦公會議。在此前的一年時間里，侯祥麟組織了30位院士、86名學者，組成7個專題組，進行艱苦調研，他們科學分析了我國和世界油氣資源的現狀及供需發展趨勢，提出了我國油氣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指導原則、措施和政策建議，為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會上，侯祥麟抖擻精神，字斟句酌，從前瞻性、戰略性的高度，客觀分析了我國油氣可持續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15分鐘的發言，贏得了與會者的高度贊揚。溫家寶總理說：“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課題組便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科研成果，參與研究的科學家付出了大量心血。……這種集成研究方式是一個創舉，是科學民主決策方法的一種新的嘗試，也是我國科研體制改革的一次重要的實踐。”　

　　從國務院開完會，侯祥麟急忙趕到

醫院。兩個月前妻子李秀珍不幸身染重疾，此時已深度昏迷，不能開口說話了。下午，與他共同工作、生活了近半個世紀的老伴離他而去！他陷于極大的悲痛之中。溫總理得知情況后為他扼腕嘆息。人們擔心這位本來就患有沉疴重疾的耄耋老人是否經受得住這個打擊。

　　可是沒過多久，侯祥麟又將課題組成員召集過來，他對大家說：“咱們課題組只研究到2020年，而我國油氣資源供應最困難的時候應該是2020年到2040年之間，我們要考慮到2050年該怎么辦？……”

　　屋里的空氣瞬間凝固起來，在場的人全都驚呆了。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就從失去至親的悲痛中走出來，這是何等的意志和勇氣！

　　如今，每天上午9時，北京六鋪炕中石油辦公大樓前，總會駛來一輛黑色轎車。從車上下來的老人清癯矍鑠，步伐穩健，他熱情地與周圍的人打招呼……身兼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大集團公司高級顧問的侯祥麟仍如往常一樣按時上班。

　　我深感國家的命運就是我們個人的命運。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今天的中國感到驕傲；作為一名有著六十多年黨齡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對我的政治信仰始終不悔；作為新中國的科學家，我對科學的力量從不懷疑，我為自己一生所從事的科學工作感到欣慰。

　　科學家的真正快樂在于創新與奉獻。一項工作搞成功了，我當然很高興。但它對祖國、對人類有沒有貢獻，這更重要。如果有，我就更高興了。

　　93歲高齡的侯祥麟淡淡地說著自己的人生感悟，邁著沉穩而堅定的腳步，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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