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在野知識分子以處士為符號標識，處士階層儒道并舉佛教補充的信仰格局

處士是傳統士階層衍生出來的重要階層之一。唐代處士墓志提供的處士階層思想信仰的豐富信息，給我們展現了這一階層信仰格局：其一，總體上儒道并舉、佛教補充格局。其二，屬于官員子弟的處士約占總數三分二，他們以儒家思想信仰為最；屬于在野子弟的處士約占總數三分之一，他們以信仰道家思想成分為最。其三，政治性越強地區，處士越集中，思想信仰也越復雜。通過對處士階層信仰格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階層有著儒家積極入世的一面，也有信奉佛道自我精神調節的一面。無論處士中屬于在朝子弟或在野子弟，他們通過自發、自覺、自由的信仰追求，確實為自身確立了立命之基。這也為其他基層人群提供了示范性精神標本，促進了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

分析原因如下：

儒家思想成為處士階層信仰的一個主流原因：關于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問題，趙吉惠先生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一書中在歸納儒學演變特點時談到：“（唐代）儒學壟斷雖被打破，但儒學的宗主地位并沒有喪失。①”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談到：“唐太宗崇尚儒學，以統治華夏，然其所謂儒學，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耳。又高宗武后以后，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蓋其所謂明經者，止限于記頌章句，絕無意義之發明，故明經之科在退之時代，已經失去政治社會上之地位矣。②”這里說明經科是“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而處士階層多為“中材以下”之人，儒家經典成為他們的必讀書。由于經學的歷史地位，儒家思想始終與中國官本位文化一直如影隨行。即使在進士文詞科鼎盛時期，也只有少數士子通過，考試內容本身又無法轉化為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形態的內核，而通過明經科則依然將儒家經典推進到政府與民間可以共通的精神資源地位，這是在有大量閱讀經驗的士階層中必讀取向，即使進士出身的士人，儒家經典也在他們的閱讀范圍內。比如陳寅恪《論韓愈》談到：“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合無礙，即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又觀退之寄盧工詩，則知此種研究經學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稱頌之同輩中發其端，與前此經詩著述大意，而開啟宋代新儒學家之途徑者也。①”以韓愈作為進士代表，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將儒家經典糅合新文化要素，進一步推進新儒家思想的意識形態化。

讀書多成為處士的生命要素，而已經凝固化的忠孝仁義等儒家思想，即使在道家思想信徒身上，也留下大量的人生印記。儒家思想作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遺傳下來的政治意識形態，無論從官方和民間都成為主要的踐行依歸，處士階層也被積淀歷的史文化浸染。尤其有些處士出身官僚家庭，官員是儒家思想規范的有力踐行傳播者，也是此政治意識形態的受益者。政府官員子弟約占2/3強，表明處士主要來源于舊日官僚家庭。儒家文化思想成為官員子弟信仰主流，尚儒家庭環境熏陶是最主要的因素，還有官本位社會普世性的功利價值觀和此種信仰價值背后的實際利益驅動是儒家思想傳播的原動力。即使官位少求者多，或仕途失意，儒家獨善其身人生哲學，也給他們提供攻守自如的人生標尺。同時，儒家思想深入鄉村與朝堂，為信儒處士也提供了運作民間政治的舞臺。許多處士作為無官職的鄉村準官僚，成為影響鄉里的重要人物，這也可以部分地實現他們的生命價值。

道家思想成為處士階層信仰另一個主流原因：其一，道家無為思想在政府和民間與儒家思想一樣有著悠久的傳統。其二，魏晉雜糅儒道的玄風到唐代還有很大市場，一些信奉道家思想的風流人物，在士人中口耳相傳，相互效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其三，老莊哲學也一度成為帝王倡導的學說。李斌城先生在《論唐代道教》一文中，就列舉了唐代統治者崇道的種種措施，認為唐代道教所以興盛，在于統治者的大力扶植②。道教的興盛，必然推動了道家思想的流行。其四，道家的生活方式，恬淡閑適的生活情趣，琴棋覽濤聲的意境，美酒賦詩篇的心懷，朋友惺惺相惜的鼓勵，自然界的魅力，都成為選擇信奉道家思想的誘因。

佛教思想在處士階層信仰成分中占比例小的原因：其一，佛教作為外來宗教，雖也有流傳交融的長久歷史，但真正在知識界，完成佛教中國化，還是到宋代禪宗大盛之后才完成。從學理上講，尚實踐和簡約的中國士人，對繁瑣的佛家學說接受的心理還沒有普適性地準備好。其二，佛教信仰形式，讀經、施舍、造像、抄經等生活樣式，沒有道家的瀟灑飄逸，成了苦行僧的規矩化的實踐，沒有新意地日復一日往復，這成為沒有真正進入佛教理論沖擊力下的處士回絕的理由。其三，佛教核心信仰內容：輪回、空滅、般若、因果等學說，這種超越現世的人生取向，和儒道現世人生思想信仰相比，它思想的魅力還只是吸引少數士人。其四，佛教的信仰人群，成為廣大女性弱勢群體的一種人生取向。從大量唐代女性墓志可以感受到這種態勢。這種信仰風氣，也遭到知識階層男性信仰的無聲反撥，這也應是唐代處士回避佛教信仰的一種重要因素。

促使官員子弟走向佛道信仰因素有：其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影響。如朝代交替時期，一些上個朝代的官員家庭，在下一個朝代失意后，走上了佛道信仰之門。其二，對祖輩、父輩生活的官場看慣了，走上與他們原生家庭價值觀背離的道路，也是走向佛道的因由。其三，因為突發個體家庭事變，如為官父親病卒，守喪期間洞悟人生，加之政治背景的弱化，也是促使他們尋求精神轉向的原因。第四，讀書博覽過程中，書對個體心靈的塑造，影響他們選擇符合自己人生旨趣的生活方式和態度，通過對佛道圖書的閱讀實現了。第五，個體天生的性格。在墓志里反映許多志主年輕時就對名利漠視，而佛道信仰又成為他們選擇抗衡名利誘惑的有利武器。

現代啟示：如今在校大學畢業生達兩千多萬，每年畢業的達500多萬。他們的信仰情況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后，信仰出現真空，一浪浪的宗教甚至邪說甚囂塵上，八十年代中期起：氣功熱、香功、中功、法輪功、基督教、東方閃電、金錢崇拜、西洋崇拜、毛澤東崇拜等等，越演越烈。信仰的混亂在民間與高校都有表現。魚龍混雜，但是一個巨大事實，我們無法回避。而下崗的大學生、未上崗就失業的大學生尤其是混合主義宗教的后備信仰大軍，這直接影響著政府與民間的中間帶的和諧。如何對待？中古的處士信仰格局也許對我們有啟示。沒有物質的滿足，必須在精神上得以實現。這是社會個體生命獲得尊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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