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立志把人民帶向美好的無私社會,但人民是一個巨大群體,他只是一個人,一個人不能直接帶領幾億人,因此他和人民之間就不能沒有一個官僚集團。只有靠那個官僚集團的日常運作,他才能和人民保持溝通,管理人民,發展經濟和維持秩序,才能談到帶領人民走向未來。然而問題也就出在那個官僚集團上,他們是與他的理想背道而馳的,是修正主義者、特權階級、既得利益集團,是不要繼續革命的和不想前進的!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那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僚集團不是僅靠更換就能改變的。按照毛澤東思想的道理,人有私心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遇到合適的土壤就會形成資產階級實體,權力恰恰就是那種土壤。因此不管換上什么人進入權力集團,腐化變質都是在所難免,而在他們成為新生資產階級之后,又會利用權力繼續強化他們個人的和集團的既得利益,結果就只能使官僚集團日益遠離人民。問題就這樣集中到官僚集團身上了。帶領人民離不開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又是帶領人民走向理想目標的障礙,毛該怎么解決這個相悖的關系呢?不錯,他有無上權威,官僚集團怕他,但是只要他一看不見,他們就另搞一套。靠他一個人的眼睛,怎么能看得住幾百萬官僚呢?累死他也是防不勝防。這時,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如果全體人民都跟他站在一起,六億'舜堯'的十二億只眼睛都盯住官僚集團,數量和力量的對比不就發生了變化嗎?再多的官僚豈不也可以看得死死了嗎?那么,怎樣才能讓億萬人民來跟他一塊監督官僚集團?毛澤東主席有這樣的反思:“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五七年的'鳴放'應該算一次嘗試,只是沒幾天就走向了反面。他在其后又思考和等待了近十年,并在這期間努力地用馬列主義‘占領一切思想陣地’。正如前面所講,這是他心目中保證他和人民能夠成功結盟的決定因素。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整個六十年代,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個接一個,活學活用積極分子不斷推出。他期盼只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了全中國人民的大腦,就如同孫悟空嚼碎毫毛可以變出千萬化身那樣,億萬人民群眾就都成了他的化身。那時,一切修正主義、特權思想、官僚作風、腐敗行為如何還有藏身之地,官僚集團從此也只能老老實實服從人民的意志,否則就會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眾立刻揭穿和打倒!
在他的設計中,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批判修正主義的過程,又是人民群眾自身改造世界觀,實現思想革命化的過程。這種'斗私,批修'的關系,林彪的闡釋是:斗私,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里的'私'字作斗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斗爭。這兩件事是互相聯系的,只有很好地斗私才能更好地把批修斗爭進行到底。擺在毛澤東主席面前的幾個世紀難題,相互之間構成了復雜的關系,在理論上梳理明白已屬不易,并對其解決更是難以想象。然而毛澤東主席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現,他把那些關系互為利用地組合在一起,令人嘆為觀止地搞出了一個集毛澤東主義之大成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發生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東歐變質和蘇聯解體是本世紀的最大悲劇。其性質是資本主義在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內重新復辟,這是毫無疑問的。尤其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且已經建國70余年,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不能格外震撼人心。這場大悲劇使一切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痛心疾首,使帝國主義陣營和其他反動派興高采烈,也使許多中間人士動搖,本世紀曾經一度風起云涌的共產主義運動革命高潮,頃刻陷入低谷。有一本名叫《 圍城》的小說,有一句臺詞是:'城里的人都想沖到城外,而城外的人卻想沖進城內。'本世紀末也竟出現了這樣一幅迷離錯綜的圖畫:處于資本主義困境中的勞動者總想沖出'城'外,尋找新的世界;而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人卻想沖進'城'里,把資本主義視為夢中的天堂。結果'城'里的人還沒有沖出來,而'城'外的人已經深深陷入護城河中去了。一個建立起社會主義數十年的國家,竟然會遭逢資本主義復辟的命運,這是出人意外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沒有想到的。能夠清醒地看到這種危險的,只有極少數人,他們的代表人物 就是毛澤東。他遠在1956年就預見到了這種危險的萌芽,并起而抗爭,這就是為期十年的中蘇論戰,也就是那場著名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今天回頭看來,這場斗爭的意義是何等重大何等深刻呵!也許只有列寧當年反對第二國際老修正主義者的斗爭才能與之相比。可惜這場斗爭未取得當時蘇共隊伍內部更廣泛的響應,以致蘇共的修正主義勢力坐大,積重難返,形成了今天的悲劇。這不能不引為共運歷史上的沉痛教訓。至于說到前蘇聯、東歐等國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因,曾流行過一種極其淺薄的平庸之見,即認蘇聯之所以垮臺,是由于經濟沒有搞上去才造成的。以蘇聯的國力與經濟力而論,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能與美國并肩的國家,怎么能說成是經濟沒有搞上去呢?從人均收入來說,蘇聯當時的人均收入是一年5000美元,中國的人均收入一年不過300美元,以300美元來嘲笑人均收入5000美元的國家經濟沒有搞上去,豈不是太可笑,也太缺乏常識了嗎?前蘇聯等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教訓,是一個重大嚴肅的課題,是值得我們幾代共產黨人認真研究、深思的。近年來已有不少文章進行了探討,復辟的原因已經越來越清楚了。一般認為,劇變發生的外因和內因都是不可忽視的。外因主要是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加強了。自從美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在東方遭受挫折之后,便開始采取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尼克松的《1999:不戰而勝》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僅有外因,沒有內因是不能成功的。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前蘇聯和平演變的內因,主要是黨內的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黨的最高領導權,并與內部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結合起來,以政策開路,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地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應當說,在蘇聯這一過程是從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臺開始的。盡管赫魯曉夫表面上還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但實際執行的卻是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以及一系列修正主義的政策。毛澤東說,量變就包含著部分質變.于是由量變而質變,終于在三十年后由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孫戈爾巴喬夫等人來完成了這場劇變,使希特勒的數百萬大軍沒有攻破的共產主義壁壘在一夜之間崩塌了。'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成了被不幸言中的現實。現在的蘇聯人民已陷入深深的苦難之中,生產下降了一半,比當初打了四年的蘇德戰爭,其損失和破壞還要巨大。蘇、東等國提供的教訓是何等慘痛呵!令人憤慨的是,一些人為了把水攪渾,反而把前蘇聯的垮臺說成是'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失敗,這不是故意顛倒黑白、張冠李戴嗎?這種手法豈不太可恥了嗎? 綜觀二十世紀末的悲劇,足見現代修正主義影響之深,泛濫之廣,欺騙性之大,為害之烈,使歷史至少倒退了數十年,使億萬革命群眾和無產階級英雄兒女的鮮血付諸東流了!這個教訓實在太深刻、太慘痛了!因此,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徹底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不能不是世界共運具有關鍵性的重大任務。列寧說:“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密切聯系起來,就是空話和謊言。”可見 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是不可分割的。
一個時期以來,一種流行甚廣的修正主義理論就是'補課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其論據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俄、中等國都是原來經濟、文化落后,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應當發生而發生的,都是不滿月的'早產兒'和'畸形兒'。(這話從他們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講到現在。)因此,重新補上這一課作為一個必要的階段是不可少的。這就是被人稱之為的'早產論'和' 補課論'。的確,像前蘇聯和中國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都是這樣。但是我們何不進一步想一想,難道歷史上發生的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馬克思什么時候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只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最成熟的國家呢?資本主義鏈條在它最薄弱,矛盾集中點的地方,或各種革命條件已完全具備的地方斷裂,為什么就不可以呢?這難道不是最可憐的教條主義和機械論嗎?幸虧列寧和毛澤東都不是這樣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富有創造性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早就從理論上粉碎了這種論調。他在《論我國革命》中說:''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們,當然也包括蘇漢諾夫在內,把這句話視若至寶。'但是列寧接著問道,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列寧選集》第4卷第777頁)毛澤東與列寧的見解相同。他不僅從理論上并且在實踐上適時地進行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中俄兩國都以其輝煌 的速度,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不都是萬眾矚目的事實嗎?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必將被社會主義所代替。但是他并未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在資本主義最成熟、最發達的國家首先發生。更沒有說過,在經濟比較落后、資本主義不甚發達的國家不能發生和不應發生。現在的情況是社會主義革命恰恰發生在東方資本主義發展僅有一定程度的國家里。是否能武斷地說,這是違反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呢?看來不能這樣說。根據本世紀已經出現的情況,也許資本主義的鏈條首先從薄弱的環節裂斷,反而合乎正常的規律。有出息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完全沒有必要依據資本主義是否高度發展而束縛自己的手腳。因為革命的爆發,其因素是多方面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過 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決不是唯一的因素。從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發生看,當時都是矛盾的集中點,主客觀條件都已完全具備,包含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我們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它都是要發生的。那種把生產力發展水平視作唯一標志的人,不承認其他因素的人,只能證明不過是庸俗的生產力論者和機械論者罷了。
列寧曾經明確指出,要使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國那 樣的中等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就可以;同時工人階級依靠自己的政權,可以同全體勞動人民一起,在過渡時期中克服本國經濟和文化的落后狀態。(《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87頁)毛澤東接著指出,'列寧指出的那句話很對。一直到現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只有東德和捷克;其他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都比較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高的國家,革命都沒有革起來。列寧曾經說過,革命首先從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突破。十月革命時的俄國是這樣的薄弱環節,十月革命后的中國也是這樣的薄弱環節。'(同書第88頁)從列寧和毛澤東的思想,我們可以深刻領會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一方面我們要承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但是在一定條件下生產關系的反作用也具有相對的決定作用。毛澤東認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聽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170頁)一句話,毛澤東認為,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選造成新的生產關系,才能使新的生產力 充分發展。從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史看,就是如此。以英國為例。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從17世紀開始的。革命前自然具備了必要的社會經濟前提。事實上英國的農奴制度在14世紀末已經解體,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逐漸成長,工場手工業也相當繁榮,商業執力已擴展到海外。但在資產階級革命前,資本主義經濟還不占主導地位。1660年10月,英國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在國會的選舉中取得勝利,與專制王權的斗爭進一步激化了。此后經過數十年曲折復雜的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于1689年方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這一革命僅僅為英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道路,一百年后,英國發生的工業革命,才使英國成為大機器工業的發源地。眾所周知的瓦特的蒸汽機就是這時(1784年)發明的。這正說明,毛澤東的論斷,即先改變舊的生產關系,才能出現新的生產力 的大發展是正確的。
以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例,也是如此。俄、中兩國的實例作已做出充分的說明,不需再重復了。如果依照某些政治庸人的見解,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革命因素的唯一標準,列寧是絕不應當發動十月革命的,他必須等到落后的俄國其生產力達到美國的水平(也許需要幾百年)方才舉事,那是不會有20世紀的這段歷史的。如果中國也按照這些庸人的看法,則應當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后,至少穿插上一百年以上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讓資產階級充分展起來,等到幾百年后再發動人民起來以第二次流血的方式來推翻它。請問世界上有這樣的蠢人嗎? '補課論'在我國的廣泛流傳,決不是偶然的。它其實不過是'愛資病'患者拒絕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罷了。這種'理論'危害甚烈,流傳甚廣,是必須深入批判的。
將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會這樣開頭: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列寧--社會主義制度的締造者;毛澤東——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者、開拓者。毛澤東在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真正奠定了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闡明了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起了劃時代的貢獻。
理論上,毛澤東思想闡明社會主義過渡社會的本質,使人們對一片渾屯的社會主義過程有了初步認識,了解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點以及其中的階級和階級斗爭。
實踐上,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他所制訂的方針方法,依靠群眾的創造能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政治掛帥、以運動的方式來發動群眾教育群眾、不斷提高思想認識等等含有有普遍意義。他所推行的社會主義的體制變革,其內容與方式起著示范作用。當然,毛在實踐上的不朽貢獻是他一生最后十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是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的關鍵。它的意義如此深刻,人們將隨著時日的增長而愈加認識。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進展的必然歷程。這個歷程的終點是一個生產者(無產者)得到徹底解放的無階級的社會;這一歷程的出發點則是資本主義發展之下生產力社會化和生產關系私有制的矛盾已擴大到世界范圍。各具不同經濟、文化背景的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無一幸免地遭受強加于己身的國際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凌,而不得不加入這個全世界的資無斗爭,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之外別無他途。因為任何其他方式的(民主)革命途徑都被帝國主義堵死。領導社會改革和革命的主力不能不在工人階級和工農聯盟,其他的階級無力勝任此一任務;歷史上能取代資產階級的只有資產階級的對立物,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革命的根本論點,也是眾多的社會主義理論之中能通過實踐而被證明的唯一革命經典。二十世紀上半期,社會主義道路上樹立了兩個里程碑,一個是1917年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個是1949年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當革命者取得政權之后,民主革命完成,社會革命開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自然成為基本矛盾。這就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從有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由于有階級的社會和無階級的社會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種社會,如何能從此岸達到彼岸,這就是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此一任務,就是最終做到消滅階級分化的社會基礎(包括生產關系、上層結構和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產生階級、階級分化的基礎)。而能實現此一任務的方式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一個直接參加生產的階級,一個絕對多數的階級,一個生產社會化下的階級,因此也是階級社會的最后的階級,這個階級別無出路,只有在解放全人類之后才能解放自己。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實現過渡,這是馬克思自認為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真正貢獻。
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是這樣一種制度,它要有自我變革的能力來實行從有階級向無階級的過渡。在過渡的道路上,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政治結構、思想意識等全都要起階段性的變革,每一階段的變化都是質的變化,都是'革命'。只有在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取代資本主義因素時無產階級的專政才能繼續,社會主義朝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才能繼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就是毛澤東主席對社會主義發展過程的總的概括。
社會主義制度同過去所有的制度基本差別在于:第一,它是一個不斷自我更新的體制,它的生命力來源于變革,沒有革命就完成不了過渡的任務。第二,它是一個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的體制,而歷史上的體制從來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但實現多數人專政的還是通過少數的代表(黨和國家的專政)。第三,它有目標:從有階級社會的此岸達到無階級社會的彼岸,但又毫無藍圖可循,是一個自覺的探索過程,不能靠自發的方式做到。第四,它是形式上(全部或大部)消滅了私有制,實際上卻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的混合制度。上述差別形成了社會主義的兩面性:一方面它還是階級的社會,其中結構并未擺脫階級社會的異化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加進新的社會主義內容,這些內容正是用以反對舊的階級社會的異化,一個制度下的兩個作用。所以,它建立制度的目的在于破除制度,它通過少數人專政的形式體現多數人專政的內容;它通過自發性的提高進行自覺性的革命;它是無階級形式的階級社會。
社會主義過渡的真正困難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立足于同一公有制基礎,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采用同樣的黨和國家專政的形式,到底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斗爭?社會發展的動力何在?社會變革的方向是什么?這一切都成了問題。從十月革命直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近50年間,除了列寧(針對蘇聯早期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提出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小生產者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個別論斷外,社會主義的過渡一直是盲目地進行。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斗爭、發展動力、方向等有關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問題提出來的是毛澤東。給予答案的也是毛澤東。毛的答案真正被證明被理解是在毛去世20年之后的今天。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東歐、中國)內部矛盾爆發,階級斗爭尖銳化,大量的事實替毛的論斷作了最好的說明。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就脈絡清楚了。
認識的關鍵要素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就是:分工社會的一般社會異化規律體現于特殊的國家(集體)所有的生產方式,所表現出的特殊矛盾,以及此一生產方式及其上層結構(黨和國家的專政)的相互作用又相互背離的矛盾。
從社會的一般生產來看,一個社會只要生產力尚未發展到足以消滅部門之間差距的程度,只要生產的社會化尚未能由全部的生產者直接支配生產,只要按勞分配的意識還存在于勞動者的意識中,也就是說,只要三大基本差距(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距、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然存在,社會的生產就不能不采用分工的形式,而只要存在分工的形式,就必然產生差距和對立,諸如勞動生產者和管理者的對立、工農的差距、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的差距。差距反映在人的意識形態中又起了加強對立的作用。這就是一般分工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異化現象,而階級的分化也來源于分工。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的。
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行都是以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起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一般是從私有制過渡到公私兼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接著過渡到國有制和集體制并行的方式,然后走向單一的國有制。不同的所有制之間固然存在工農城鄉的差別,同一所有制(集體或全民)內部,由于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分配方式都建立在經濟結構的分工形式中,也必然產生勞動者與管理者的差異、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異,不同工種和等級之間的差異、中央與地方和地方彼此之間的差異、大小部門的差異、強勞動與弱勞動的差異等等。種種差異表現在生產和交換上,表現在勞動中人與人的關系上,也表現在分配關系上。這就是一般通稱的條條塊塊式的生產關系。這樣的生產關系雖然形式上取消了私有制,但實質上由于分工而帶來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不同的物質利益集體,不同的社會地位產生不同的思想意識,各各要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推動,這就形成了階級性的對立,從中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因素。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由于私有制的消除,在統一的集體和國有制度之內,生產資料名義上公有,國家名義上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勞動者名義上享有管理國家管理企業和文化教育的權利,這就相對地縮小了物質利益之間的差距,提高了勞動者的地位。勞動者以主人的名義,通過代表他們的黨,就有權改變生產方式,擴大生產的社會化,減少分工的差距,增長了社會主義的因素。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一個社會:生產資料的私有取消了,階級立足的基礎也就不見了,生產者和管理者共同附著于一個龐大的條條塊塊的分工架構上,彼此以不同的利益相對立,又以相同的利益相聯系;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同時并存。由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生產關系在各個階段都共同具有的雙重性質,這種性質又在生產的各個方面顯現出來,很難以經濟的界限(如管理和被管理、統治和被統治、干部和勞工之類)來區分階級,因為每一個劃分下的階層都還需要受到條條塊塊的分割,又都兼具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
但階級界限的模糊并不表示沒有階級,事實上,資本主義傾向和社會主義傾向無時無刻不在斗爭,斗爭的過程中,對立雙方的利益沖突也愈加明顯:總是表現在分工造成的差異上。而分工的差異說到底還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分離。最終還是代表勞動者利益的一方和代表支配生產資料脫離生產的另一方擴大既得利益。隨著生產上政治上矛盾的發生,在解決具體矛盾時,代表不同利益的雙方就會采取對立的方法和路線,形成對立的兩極,階級的區分就呈現出來。
社會主義動態的劃分超出了傳統的階級概念。這本身并不奇怪,因為傳統的階級概念是以一個基本上相當固定的生產關系作為前提,考察在這樣的靜態、生產關系上形成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恰巧相反,是一個生產關系不斷變革的社會,靜態的劃分失去了作用,階級表現在運動的矛盾上。反過來,如果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變革停滯,那階級的關系也必然回到靜態的劃分;蘇聯的修正主義就是一個范例。
如上所述一個混合階級社會的專政形式---國家,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差不多,不同之處在于政經的合一以及黨的領導。這兩點集中地反映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生產運作的方式最主要是以國家的大循環作為調節的杠桿,而整個生產的指向、整個國家職能的運作又是通過黨的決策和組織、通過黨同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工農)的聯系來起作用。國家專政的工具:軍隊、警察、監獄,上層結構的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宣傳,無一不在黨領導的國家形式下運行。隨著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政經合一的國家體制越來越強化,黨的組織和權力也越來越強化,國家成了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合而為一的混合形式。黨和國家一身而二任,一方面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結構必然要反映現實的生產關系,另一方面生產的方式又是在國家的形式下進行。國家行使指導生產甚至改變生產關系的職能。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專政形式和職能。如果取消國家政經合一的職能,取消黨的職能,也就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因為這就等于取消了上層建筑的能動性以及社會主義制度所必要的自覺性,取消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或缺的群眾路線,政治掛帥,國家所代表的不過是某中固定的分工生產下的政治形式,受分工生產所支配,不但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反而是對無產階級進行專政。
社會主義國家一身二任的特點使得混合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集中反映在黨和國家之內。本來用以帶動革命解決矛盾的工具反過來卻成為矛盾的承擔物。于是無產階級階級的黨成為黨的階級。無產階級階級的國家成為國家的階級了。
伴隨著生產關系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國家資本制、集體公有并行制),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黨,在形式上消除了資產階級(國有化)之后卻在實質上承擔了代表資產階級的任務,既代表無產階級又代表資產階級。可是又不曉得無產階級在那里,不曉得資產階級在那里。因為國家已經同時行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功能。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由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對立,而必然是對抗性的,不可能以非對抗性的方式來解決。走社派打擊走資派時必要摧毀走資派的基礎,走資派打擊走社派時也必要摧毀走社派的基礎。而兩者的基礎同樣是全民制的生產關系,立足于此一基礎上的是同樣的黨和國家結構。
由于黨和國家在職能上具有最高權力,人們的意識中造成一種假象,似乎黨和國家結構自身即有超人的力量,可以主宰社會的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而人不過是黨和國家的附屬物而已。這就是黨和國家的人格化和人的黨化、結構化了。
假象意識的最終表現是所謂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觀念。黨和國家不是作為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反而是沒有階級的全民社會的化身了。
此時,國家和黨儼然以超階級的獨立物來表現自己,成為一個似乎自外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國家主義,這就是'修正主義'的一般表現。當然,一個階級的社會根本不可能有超階級的結構,所以一到現實生產和政治上的階級斗爭中,假象名義上的萬能就顯現為實際上的無能了,所謂'修正主義'者只不過是'資本主義'者的化身而已。下面舉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標志之一的'計劃經濟'的實行為例,以為說明。
'計劃經濟'這個概念也和'全民所有制'概念一樣,一方面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同義語,另一方面又含糊不清。最讓人混淆的是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似乎'社會主義'制度有客觀(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反映現行生產制度的法則,起著調節生產的作用,正如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現在看來,這種提法的不通,也和'無階級社會'、'全民國家'一樣,都是對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謬解。如果社會主義是動態的,生產方式不斷變革的社會,反映一個階段的'客觀'法則就不可能'反映'另一個階段。如果要用'客觀規律'這個詞,也只能是一般性的概念,指的是在一般生產領域中的生產、流通、交換、分配、擴大再生產的相互關系中體現于特殊的生產方式上產生的平衡與不平衡的相互關系,形成生產力的促進或阻礙作用,總會反映出的一些經濟法則,諸如供求關系、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上下游的關系等等。對關系(矛盾)的認識清楚了,則可起促進生產的作用,反之則否。所謂'有計劃、按比例'不過是指在大大小小不同經濟范疇中產生的諸多矛盾的總和,要說'客觀'就十分牽強了。
澄清以上概念的又是毛澤東。毛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繼承了'有計劃、按比例的客觀規律'的含糊概念,等到毛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治經濟時,他雖然不特別否定'客觀規律'的說法,但已經采用上面所說的,只賦之以一般概念的意義。毛提出較高一層的平衡與不平衡的概念:'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因為有不平衡,才有平衡的必要'。這就實際上否定了教條式的'有計劃、按比例'規律,而從生產方式、生產力等具體矛盾的不平衡發展中找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他提出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工農業間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這些都是對生產力程度、生產關系、認識狀態等具體矛盾的具體分析。只要生產力、生產關系、思想認識的狀態改變,矛盾就有發生發展和消滅等各各不同的變化:具體的矛盾起了變化,矛盾的主次起了變化,過去的平衡關系不適用了。(后來自稱的馬克思經濟權威卻硬給毛扣上'不懂經濟規律',把'以糧為綱、以鋼為綱'作為不變的方針大加撻伐,做法十分幼稚、淺薄)。
毛同時擺正了'計劃經濟'的提法,他指出,'計劃是意識形態',所以'不只是分工,不只是少數人搞,而要讓大家都搞',這樣才能反映生產者生產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最基本的,勞動者對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的權利。而計劃下的政策也只能在生產的過程中檢驗其適應的程度,然后修改變更。作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反映出的計劃,當然有政治性,也是階級斗爭。這就是從短期和長期的矛盾、中國與外國的矛盾以及生產關系中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中找出又能適合生產力又能加強社會主義革命(生產關系變革)的方案,不能流于分工下的自流狀態。因此,對生產起主要調節作用的是計劃,而不是價值規律。這是毛的有階級觀點的'計劃經濟'提法和做法。
反過來,以超階級的觀點、國家和黨的無上權威、自上到下的指令龐大無比的投入產出公式訂出的'計劃',所反映的不過是一個等級結構的意識形態,以指標、產值的數量行使對生產的指揮,變政治掛帥為經濟掛帥,生產的動機除了物質利益和高壓手段之外沒有生產者的精神力量,那就無時無處不受到分工經濟下的'客觀'經濟規律('短缺規律'、'供求規律'、'價值規律')的指導。因為在物的世界中并沒有超人的'計劃規律','價值規律'就要以絕對的權威來行使自己的權力,計劃經濟越來越按照'價值規律'辦事,越來越讓位于'市場經濟',而在計劃范圍之內的經濟也就越來越加強物質利益作為主要的刺激經濟的手段。'價值規律'的權威越來越鞏固在人們的意識中,資本主義成為不可戰勝的了。
同樣的社會制度,同樣的計劃經濟,卻以背道而馳的兩種方式運作,這就反映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兩條道路的斗爭:或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重性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又立足于階級斗爭的觀點,在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依靠生產者的參與和認識,從現實的矛盾中分析出分工經濟的矛盾差距,分析這樣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矛盾,分析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思想意識的矛盾,以群眾運動、政治掛帥的方式提高生產者勞動者階級覺悟,發動群眾的力量,進行新的創造和嘗試,以發展社會主義因素抑制資本主義因素的方向去沖破現實矛盾引起的障礙,達到生產關系變革、生產力變革和生產者的思想意識、階級覺悟、文化程度等的變革。從而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強化無產階級民主,強化無產階級。這是立足于生產者(工農階級)的主動性社會運作方式。或是不承認社會制度的雙重性,不承認社會的階級性,放棄生產的各個方面的變革,以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形式來掩蓋分工經濟的階級實質,以唯生產力作為生產的目的,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實行生產的操作、管理和計劃,以分工的加強來提高'效率',以物質利益的分配作為生產的動機。事實上則必然是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以致讓位于'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上層結構中形成越來越龐大的分工結構和對人民專政的官僚機構;思想意識上越來越傾向惟利是圖,等級至上,精英主義的價值觀;勞力者、生產者的地位日趨卑下,勞心者管理者的地位則日趨高貴。這就是立足于黨和國家機器的修正主義路線。
現在,我們再重新把視野擴大到全世界的范圍。一國之內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世界范圍社會主義過渡的縮影。一國之內的階級斗爭不過是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的縮影。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于國際資本主義,也將國際資本主義的覆亡作其過渡完成的前提。沒有什么在單一的國家中完成共產主義過渡這回事。理論上的原因很簡單,國家形式沒有消亡,分工就在繼續,過渡就沒有完成。實際上的原因更明顯:全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斗爭是個歷史的事實,是絕對對抗性的矛盾,資本主義要發展就不可能改變帝國主義方式,社會主義要發展,也只能從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斗爭中發展出來。資本主義發展是超國界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是超國界的。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際資本主義是國內資本主義的最大后盾;一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能發生,不過是由于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尖銳沖突下的一個局部爆發點,有國際資本主義的后盾,國內的資本主義因素就是滋長;沒有國際上的相互支援,單個國家的社會主義也不會長久。樹欲靜而風不止,矛盾和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我們再把單個國家放在全世界的眾多民族和國家當中來看。正象國家內的社會分工造成的分化與對立一樣,國際上的分隔、分工也造成國際上的分化與對立。如果需要在國家內部不停地與分化對立作斗爭,同樣的道理也必然得出要在國防上對國際上的異化分化作斗爭。如果說有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它在本國內是實行階級斗爭實行變革,而在國際范圍實行的卻是'自求多福'、和平競爭的政策,那就是雙重性格,十足的偽善。因為這不過只是把單位、部門的異化心態擴大到國家而已。何況,社會主義的變革因素不只在國內,也在國際。如果失去國際斗爭的動力,也只是一個暫時的割據局面而已。長久下去必然支撐不下。對毛的一個嚴重曲解(有出于善意的,也有出于惡意的),是把毛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說成是一個閉關自守的方針。這與毛的整個精神、毛的革命觀點都是相背馳的,與事實也不相符。在美蘇兩大霸權雙重壓力下的中國(60年代)就相當于井岡山、延安時期的中共,是暫時的割據,是客觀形勢下的出路,目的是以根據地為基礎準備下一步的發展。即使在這樣嚴重受困的時期,毛的中國還打了兩次二戰后最大的戰爭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戰爭,毛的中國還在亞非拉以及歐洲主動開展各個方面的來往,從支持進步的革命到建立關系打破孤立。70年代毛的外交政策以及同時并行的三個世界的策略,發展之快勢如破竹。
正如毛一再表明的,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也不是在充分發達的生產力后成功的,而是首先造革命輿論,取得政權上層結構的控制,再變到生產關系下,生產力才大為發展的。這是一般規律,也同樣適應于全世界的范圍。甚至于國家的高速度發展生產力是必要的,否則連生存都談不上,但如果采用生產力的'和平競賽',就是把革命的實行放在生產力發展后的自然長入,沒有比這樣的觀點更反革命的。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上的階級斗爭是不可欠缺的一環,如果不在國際上采取團結第三世界國家、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分化并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如果不支援各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也就是說,如果不支援世界革命,那也不成其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這是立足于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因此是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則下的互相支援。而且在國際上的斗爭也是時而緩和時而激烈的,利用緩和時期發展,在激烈時期則必然是針鋒相對,這也是一個一起一伏的方式。社會主義制度的進展必須是在國內和國際上階級斗爭的同時展開,這是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方針。
我們看到社會主義過渡行進總的圖象是這樣的:社會的總生產力受到了全部或局部的生產關系限制(例如合作化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被小農經濟所限,或工業的發展受部門所限),要求改變生產關系。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改變生產關系方式永遠是兩種:一是資本主義的擴大差距(例如農田兼并、工業兼并或物質刺激),一是社會主義的縮小差距(例如提高合作化程度,擴大生產單位)。資本主義方式是站在局部的強生產力的一方,社會主義則是站在全局(當然也就是全部工農),采取相對提高弱生產力一方的方式。因此,資本主義方式是早已在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現成方式。社會主義方式則必須要創造。創造的能力除了來自直接生產者之外別無他途。這就需要勞動者認識和覺悟的提高,以運動的方式來發動群眾,在群眾的積極參與下摸索出更高的生產形式,從而解放生產力。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一定流于形式,反而窒礙生產力。這里又看出了生產關系的變革是受上層結構的制約,只能在上層結構和思想意識的提高下才有可能采取社會主義方式。
所以,這就形成生產力要沖突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沖破上層建筑的連鎖反應。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來自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而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又集中表現于上層結構中的路線斗爭。我們可以這樣說: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道路(包括動力和方向)只能在馬克思主義路線同修正主義路線的不斷斗爭中開辟出來。一切社會主義的物質建設、精神文明等等,一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等等,最終都將表現在路線斗爭上,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行進的方式。
由于黨和國家專政的結構,路線斗爭必然是在黨和國家的結構中起沖突。最后的沖突則表現在'革'與'保'兩個方面(這是就矛盾發展成熟的狀態而言,否則就是托派的無政府革命觀點了)。就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而言,占領上層政治結構不過是為以后沖破上層結構,不可能有永遠沖不破的上層結構,繼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首先是以修正主義者的身份出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穩固他們的分工制度和政治結構作為起點。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維持它們既有的利益,所以只要在黨和國家的專政機器上實行占領并加以鞏固就是目的。由于生產結構和上層結構是與生產關系相聯系的,只要生產關系不再變革,或是上層結構不再變革,修正主義必然當道。這樣的占領不需要革命。真正的資本主義革命要等到修正主義路線的形式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形成激烈的對抗時再來沖毀僵化的國家專政形式。這又是毛澤東的創見,他指出:社會主義的國家形式可以被無產階級所用,也可以被資產階級所用,修正主義份子上臺,走資本主義道路很容易'。毛還進一步表明,修正主義上臺就是大資產階級專政,法西斯專政。根據修正主義實行的強固上層的方式也可推論出這一點。蘇聯之變修,中國之變修都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論斷。
修正主義是最反動的資本主義過渡形式 .修正主義是國際、國內資本主義因素以及黨和國家等級官僚結構的腐敗因素的集中體現者,附著于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骨架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心腹之患。修正主義真正反動之處在于其上層結構和生產關系的官僚固定化,起了長期分割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作用,形成一個僵化的國家分工、國際分工;當權派麻木不仁,勞動者也在條條塊塊的生產關系中彼此異化,失去其階級意識,失去創造力和能動力,形成單位和單位彼此分離,單位以內由于生產任務和獎金制度又形成干部、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對立。修正主義長期實行下去,整個工人階級被糟蹋、分化、腐蝕成為毫無斗志的大小塊塊,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再重新覺醒、組織就更加費事。所以長期停留在假資本主義形式下的修正主義社會,是歷史的大倒退。停留在修正主義狀態有三十多年的蘇聯和東歐國家,腐朽到了這樣的地步,幾乎是一夜之間土崩瓦解。在瓦解的過程中,工人集體(波蘭的團結工會、蘇聯的西伯利亞工會)十分容易被資本主義勢力收買與分化,這是多么可悲的結局。
當然,只要資本主義要求以本來面目出現,工人階級也就要求以本來面目出現,階級斗爭之火又點燃起來。到了資本主義過渡之時,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必須要打破國家所有制的分工的桎梏,代之以私有制的商品分工,這又起了喚起工人階級替社會主義打開出路的作用。而且,由于大的國際資本主義的必然介入,國內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有聯盟有斗爭,而國際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插手干預就產生了新的更加復雜的矛盾,要能產生一個同這些矛盾相適應的政治形式,除了高壓手段外,還看不出有其他方式。總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同樣是一個無法穩定的制度,矛盾不時尖銳化而爆發,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又可再見起色。
現在,我們具備了認識'文革'的基礎。 先從抽象的層面來看,社會主義過渡具有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內容,卻依靠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形式來實行。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得不給資產階級專政提供機會,資產階級專政的成分越大,無產階級專政就越是無法實行;這在邏輯上似乎是無法解決的矛盾,但實踐上,這個矛盾的發展正是社會主義的出路。文革的根本意義即在于此。文革的中心任務就是解決革命繼續與革命繼承的問題。
再從具體方面看,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矛盾集中表現在中央出修正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中,修正主義是一種瘟疫,通過國家專政的機器而流行,越到高層越與實際的生產者脫節,越是不可遏止,總是表現在中央出修正主義這一特點上。毛從1963年開始,對地方級的干部一再提這樣一個問題:'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毛同國外的共產黨人也一樣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應該起來反對它,中國人民是會感激你們的。'對付修正主義,毛開始是以社會主義教育的擴大整風來提高人民的覺悟,保持共產黨的純潔。這根本不可能奏效。因為修正主義本來就是一個'自上而下'體制的問題,任何'自上而下'在黨的步步引導下的整風方式必然會被轉向,矛頭也變成'自上而下'。僅靠黨內的路線斗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能變形為派系斗爭。此時,列寧關于黨的學說,毛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發展出的全部黨的建設的理論和方法,都無法治療修正主義這個瘟疫。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要求有新的理論和實踐。文革應運而生。文革的根本意義在于:它是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民主形式。從民主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保障是和無產階級的大民主相聯系的,正如資產階級專政的最終保障是和資產階級的民主相聯系一樣。
這樣的民主方式,一定要能強烈到清洗頑固附著于黨和國家機器上的病菌,因此不能不與現有的黨和國家機器形成對立;這樣的民主方式所要求的是能真正表現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和工農勞動者)的意愿,因此必須相信群眾的認識能力和創造能力;這樣的民主方式最后的目的還是在于繼續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必須要建立起新的先鋒隊伍,產生新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毛發動的文革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正如他所說的:'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
毛主席對文革作了如下評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人們的根本政治立場,觸動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文革的經驗 (1〕'破'的成功 .文革的作用在于大破大立。'破'就是造反,包括'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沖擊黨和國家的整個上層建筑、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在整個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所有領域中起破除資本主義因素的作用。'破'的作用,文革確實達到了。經過文革的'破',中國沿襲蘇聯的一套舊的黨和國家權威運作方式無法繼續,以黨和國家名義替代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不能竟功,即使當權派復出也無法不另尋走資途徑。文革'破'的成功,最好的證明是中國走資本主義的方式與蘇聯不同。1979年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無法再回到60年代的劉鄧蘇聯式修正主義路線,而是以'四個現代化'的純經濟目標加快走資的步伐。在農村中摧毀人民公社,從三自一包到徹底地個人承包,又從個人承包轉向專業兼并。城市也是在相當短期內就發展了私有制、集體制、外資、合資、企業集團等半資本主義或全資本主義的形式。這都說明了以一黨專政國家統治自上而下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形式無法重建,舊的修正主義論調沒有市場,超越了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布列日內夫的三十年僵化形式。只有'文革'這樣大規模長時間的運動才能摧毀修正主義初期形式的基礎。
(2〕'立'的不足 .毛去世之后,文革被否定,中國變修。'文革'并沒有達到保障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現實的原因是由于不能達成'大立',只能以毛的個人威信在他生前做成'小立'。立的不成,表現在文革的不能收場。第一次不能收場是1967年后奪權階段不能形成大聯合、三結合;發展成1967-68年的嚴重武斗。第二次不能收場是1969年的九大,在黨的中央重組上又發生陳伯達、林彪事件。第三次不能收場是鄧小平復出后的文革派和老干部的尖銳對立,演至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貫穿在這些大的對立中的是文革以后無法終止的兩派對立。
從毛的波浪式前進觀點看,每個階段都有個邊,邊就是在破的基礎下達到新的立的平衡狀態,也是見效的時期。文革當然并不造成什么'經濟崩潰',當時成長率相當高(工業百分之八、九,農業百分之三)。但舊生產關系、上層結構打破后,生產力本應在新的制度上表現威力時,卻由于新制度內的沖突而沒有給生產力以大的出路。生產力找不到社會主義出路就自然尋求資本主義的出路,給再上臺的走資派以可趁之機。
立的不足,有經驗不足的原因(第一次),問題發現得太晚,也有社會制度建立時的基本缺陷,還有人們當初認識的局限。毛提出的'從黨內到黨外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八級工資制,和舊社會差不多','支持新生事物'等等就是針對制度上和認識上的問題而提出的。最關鍵的問題看來還是兩派對立不能形成三結合。為什么'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的工人階級會形成對立?這是文革留下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答要在下一次的文革中去驗證。至少我們現在可以有初步的了解: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分工。在全民所有的分工制度下,工人階級雖然沒有根本利益的沖突,但卻有分工形成的部門與工種等現實利益的不同,這樣的現實利益產生了相應的現實利益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對立。文革期間,尚未建立此種理論認識,自然分成兩派,文革的失敗教訓才使我們得出這樣的認識.
(3〕文革是階級斗爭的大演習 文革的如此巨大規模,當然有其客觀的原因。毛的發動不過把矛盾挑開。文革當時反映的矛盾在1979年以后的中國又重演了一遍。文革提出的階級、階級斗爭都已是明擺的事實。而在文革鍛煉下的一代,在今天中國的社會舞臺上又唱起了主角,即使推動資本主義最有活力的,也是文革的一代。今日中國的環境沒有左派出頭的余地,但由于中國走資步伐快,矛盾激化快,中國受文革洗禮的左派的出頭也是可以預料的事。正象大躍進的成果見于文革的五小工業一樣,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將在下一次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出現。
毛澤東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功績在于他看到了并用實踐證明了一個真理:歷史是由奴隸創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毛澤東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領袖,他的整個一生都在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謀利益。他從不認為也從不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即一切階級的利益。即使在他聯合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官僚資產階級共同抗日時,他也只承認自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眾所周知,毛澤東經常提到'人民'一詞,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就是他提出來的。然而,我們不應忘記,他的人民觀是以階級觀為內核的。他所說的人民,首先是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工人階級在其中居于領導地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的勞動人民獲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利益,最高地位,翻身解放,揚眉吐氣。無產階級政黨,政權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
在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毛澤東本人也登上權力頂峰以后,他的心仍然始終牽掛著權力結構最下層的'卑賤者'、'小人物',即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為了使身居高位者不背叛勞動群眾,為了使政權保持住無產階級性質,他想了很多辦法,采取了很多措施。盡管這些措施沒有完全達到目的,有的還很不成功,但至少能夠表明他確實不肯忘本,始終為被領導者、被管理者著想,始終站在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一邊,與人民群眾心連心。這個事實表明,一方面是最高掌權者,另一方面又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最忠誠的仆人和衛士,這兩者在毛澤東身上達到了完美的統一。因為如此,毛澤東受到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衷心愛戴,同時也遭到了黨內修正主義者和黨外資產階級的刻骨仇恨,成為它們的公敵。
毛澤東在世時,修正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盡管仇視他,但懾于同政權緊密結合的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威力,尚不敢公開地直接地攻擊他和誣蔑他。直到他去世后,修正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才像以吞噬尸體為能的尸蟲和細菌一樣大逞淫威,爭先恐后地宣稱自己的正確和毛澤東的錯誤,向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潑污水,干他們自以為'笑在最后'的歷史終結者的豐功偉業。事實證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同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地位是成正比的。隨著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地位實際的下降,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實際利益也一天一天被蠶食,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也一天比一天低。與此相反,資產階級不但起死回生,而且其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也一天比一天高,從揚眉吐氣,發展到耀武揚威。中國工人階級、勞動群眾從毛澤東去世后自身地位的下降、利益的喪失深切地體會到,同受到資產階級齊聲喝彩的某些'共產黨員'相反,盡管毛澤東有些事情沒有做完,例如沒有真正實行人民主權制,而只是為民做主,然而,毛澤東確實是無產階級的自己人,是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偉大領袖。
全部毛澤東思想,可以歸納為“走群眾路線,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為人民服務。”毛澤東的偉大就體現在這里,這里一共只有十九個字,這里似乎沒有洋洋灑灑的理論,然而沒有理論恰恰又是理論的最高境界。這前邊三句說的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權的工作方式,后一句說的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權的宗旨。毛澤東確實和馬克思具有很大差別。毛澤東的真誠實踐更接近于中國古人大同世界的理想,~毛澤東實踐的意義就當仁不讓地更加具有現實性和科學性,毛澤東的實踐區別于空想的意義在于:在人們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空前突出重要時,個人間的自覺協調是可以實現的。毛澤東起于中國的百年屈辱之后,民族生存和發展問題長期沒有出路,整個社會存在一種哀兵之氣,毛澤東得以駕輕就熟地因勢利導成就中國特殊的發展軌跡。這確實與經典的馬列主義大不相同。這也是毛澤東與蘇共教條主義相區別的地方。
毛澤東的真誠實踐對世界未來的意義在于:由于全球人均資源日益減少,馬克思自覺共產主義的基本物質前提消失,自覺的共產主義在地球的范圍內實現將不太可能;現實中可能的只有大同世界,即不自覺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在社會中需要對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安排,對無節制的個人欲望需要進行共同抑制。而且這種抑制不見得總是特別難以忍受,因為隨著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索取和消耗,對人類生存環境的負面影響也急劇上升,人們逐步認識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而且對有限地球資源的爭奪,也是沒有理想解決方案的,除非進行種族滅絕,而今天的種族滅絕戰爭在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參與之下,極為可能的結果是全人類的共同毀滅。由于資源利用的負面效應和對有限資源的爭奪沒有前途,但是,通過對人類本身“獸性”的改惡從善,人們最終可以產生高度自覺,從而毛澤東主義的大同世界(管制共產主義)的成功可能性上升。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是避免人類社會在技術的初級階段走上自我毀滅的有效方法。
綜上所述,馬克思早就已經被列寧發展和超越了。馬克思起碼在兩個問題上沒有詳細交代后人,留下了空白。一個是資本的國際運動,一個是有關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民族、國家等問題。列寧大大地超越了馬克思,他提出了帝國主義論,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世界革命等理論。自從有了列寧,誰再談起馬克思而不談列寧,誰再自稱是馬克思的信徒而不尊敬列寧,他只能是冒牌貨。
而毛澤東又大大地超越了馬克思、列寧。他有四個理論貢獻發展和超越了馬克思和列寧。其一是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無疑具有普遍意義,并在50-70年代在世界上發生影響。其二是在無產階級掌權的國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這是他最偉大的貢獻,使他遠遠地超過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人,是毛澤東發現了蘇聯式體制的問題,并試圖去改變它,是他唯一地將馬克思、列寧的不斷革命理論付諸實踐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其三,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個理論補充了馬克思所忽視的國際體系、民族問題方面的缺憾,打破了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簡單化、歐洲中心主義傾向,把人民群眾的首創性、亞非拉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性推到歷史舞臺的中央。其四,是由于全球人口出生率激增,人均資源少,自然資源有限,馬克思自覺共產主義的基本物質前提消失,實現自覺的共產主義在地球的范圍內將不太可能;現實中可能的只有大同世界,即不自覺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在社會中需要對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安排,對無節制的個人欲望需要進行共同抑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斗私”就是為了改造人類社會中的“獸性”,從而改造自然及世界
以上毛澤東主義的四個理論,去翻馬克思的著作,是找不到的。馬克思就是馬克思的,毛澤東就是毛澤東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無需客氣。而毛澤東和馬克思是前后承接的關系。追溯毛澤東主義的本質根源,只會追到馬克思那里,而不是其他地方(比如無政府主義、儒家學說等)。而沿馬克思順流而下,只能達到毛或者和毛不約而同、不謀而合的近似的認識。
以上,我們只是從理論上說。從革命實踐上說,更是毫無疑問地:列寧超越了馬克思,毛澤東超越了馬克思和列寧。當然,由于今天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遭受到空前的挫折,毛的理論和實踐被抹黑、被妖魔化、被詛咒、被踐踏,有關毛澤東超越了馬克思的觀點不會被普遍接受。但我們不著急、不動搖,反史總有一天會下判決的。
任何盲目服從前輩和前輩理論、不談發展和超越的,都稱不上革命者,也不符合馬克思的精神。毛澤東和他的理論也會被超越。今天,以西雅圖抗議為標志的人民運動,一個新的名詞--全球階級斗爭正在產生,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這是一場超越國界的階級斗爭。在它的基礎上,我們看到了東,西半球一切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斗爭的潛力。他正在顯示著這種超越。但是,真正超越中國革命、二十世紀被壓迫民族解放浪潮和毛澤東的巍峨的歷史豐碑,需要等到下一次震撼全世界的人民革命浪潮。因此,我們比尊敬馬克思更尊敬列寧,我們象尊敬列寧一樣尊敬毛澤東。暗夜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幸運啊! 中國,你擁有毛澤東。 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千年一出的圣人實不為過。毛澤東出現在中國的現代歷史上,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1、時事造英雄; 2、天生毛澤東之才,即毛澤東的先天條件是使之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最重要的前提。毛澤東的出現,是中國的幸運,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信仰作為精神支柱,是極其可悲的。長此下去,必將喪失自己的自信、尊嚴和生存空間。
自從毛澤東去世后,全世界性的社會主義低潮已延續了二十多年。正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彷徨的社會主義者重建起信心。因為世界局勢一直照著馬、列、毛所闡述的規律發展。特別是蘇聯的崩潰和中國變質下的階級斗爭,完全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這證明了馬、列、毛理論的科學性;社會主義道路只是暫時中斷,以后還要繼續。
資本主義越是瘋狂發展,它所造成的后遺癥越是嚴重,它內部的矛盾也越發尖銳。照今天這樣的情況下去,人類所共同賴以生存的資源、環境都將破壞無遺;工業的禍害永遠向貧弱國家轉嫁;超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節制的理性;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兩極分化都是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加劇。全球性的災難和戰爭從未停止。能解決問題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客觀的必然。
在毛澤東的艱辛開拓下,社會主義道路已經有了指南和方針,人們已經能逐漸認識社會主義的基本面貌,特別是對社會主義腹心之患的修正主義的根源及其危險性,不會再掉以輕心。而且已找到對付此一大患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所需要的只是接受經驗教訓,再加改進。新的社會主義將在一個新的里程起步。 所以,還是毛主席的一句老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當今世界,到處是黑色恐怖,烏云壓城,魔鬼歌唱,小妖狂舞,那些麻木的人--因為他們的精神已經麻木他們在不斷地隨波逐流,有的甚至為了分得一份最后的宵夜加入到妖魔戰團之中為虎作倀,妖魔戰團似乎越來越強大了,他們似乎已經主宰了這個黑暗的夜晚。是的,這個黑暗的夜晚是屬于他們的,這將是一個妖魔狂舞的夜晚,然而,夜幕已經降臨,黎明還會遠嗎?! 我們知道,恰恰是黑暗在孕育著光明,黑暗是光明的使者,沒有黑暗,我們也就無法感受到光明。在人類的歷史上,每一次黑暗都創造了一種文明,比如西方中世紀的黑暗孕育了西方現代文明,中國西周的黑暗孕育了戰國文明,等等。黑暗的時間越長,孕育的文明就越是偉大。黑暗是文明的催生婆,現在的黑暗似乎也預示著一種人類新文明的即將誕生。雖然,已經到了最后的夜晚,但黑暗是不會自行退去的,這是黎明前的黑暗,我們只有勇敢地去奪取,去戰斗,光明才會降臨人間,而現在,這場光明與黑暗的世紀大戰已經打響了。
一場世紀大戰將由此揭開了序幕,這是一場大混戰,夜色中一切都混淆不清了,真的變成了假的,假的變成了真的,善的變成了惡的,惡的變成了善的,美的變成了丑的,丑的變成了美的,人變成了妖魔,妖魔變成了人,一切都被顛倒了,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分不清也道不白。因為,在這黑暗中,我們已經喪失了我們的精神、價值、乃至于人性,因而也喪失了人的認知的能力,于是乎,就出現了種種'怪現象'。 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是需要無產階級幾代人前赴后繼流血奮斗的偉大事業,在整個斗爭過程中,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基本原理,離開基本原理搞什么新思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會背離社會主義的正道,生出怪胎、妖孽來。馬、列、毛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社會科學,是不分民族,地域普遍適用的,只要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就不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推陳才能出新,溫故才能知新,像中國某些修正主義者那樣,不愛看書看報,讀書不多也想發展馬列主義,創造什么偉大理論,只能貽笑大方,獻丑于后世。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要發揚革命傳統,繼承社會主義綱領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取酬這些基本原則。要牢記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遺訓,在建立健全民主體制和計劃經濟的操作規程上多做研究,多做文章。要結合偉人逝世后工人運動中出現的新問題,世界上出現的新事物、新材料進行綜合和分析,完善充實社會主義的理論,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更合理更豐滿。我們不應回避資本主義在知識、技術、資本上的優勢,更不應回避私有觀念的強大。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模式是社會主義在那個歷史階段的必然的特有的表現,是那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體現,她很好地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我們勞動的無產階級沒有文化,倍受壓迫第一次上臺掌權就能做得那么好,我們應該自信自豪。今天社會又發展了,我們仍然能適應變化,把人民的事業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懷著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交給的偉大思想武器。只要我們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為人類服務,我們就一定能戰勝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在我們告別偉大的二十世紀跨入新世紀的時刻,重溫革命先驅李大釗的話:試看將來之環球,必是赤旗之世界,高舉雙手,迎接新世紀吧! 聽啊,雷聲劃破長空,滾滾浪濤轟鳴,仿佛是擂響了進軍的戰鼓。看啊,暴風雨來了,閃電象一柄利劍劃破黑幕,狂風卷起海浪瘋狂地咆哮著,海浪卷起了一切污泥濁水,掀動著世紀狂潮,仿佛要把這個世界吞沒。君不見,在這狂濤駭浪之中,那海邊的礁石巋然屹立著,迎著風,頂著浪,任憑污濁的惡浪一次次地把自己吞沒掉。君不見,勇敢的海燕在暴風雨的夜空中驕傲地飛翔著,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中國工農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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