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幾點思考 
［ 作者：彭永捷    轉貼自：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1輯，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哲學史界對于中國哲學史（習慣上我們也稱之為“中國哲學”）學科的反思，使得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確立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及該學科領域近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都有失去合法性的問題。這一問題，已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和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瓶頸。為該學科重新定位，建立新型的學科制度和學科范式，已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實現總體突破的關鍵性步驟。

一、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內涵
    所謂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危機，是指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所導致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存在意義的喪失。

    回顧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建立和延續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從胡適至今的學科范式歸結為二：其一是胡適本人奠定的學科范式，它的特點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建立中國哲學史的結構框架，如宇宙論、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哲學或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等哲學部門，以漢學功夫來甄別史料，以平實的語言來詮釋史料。其二是馮友蘭和牟宗三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學科范式，特點是不僅參照西方哲學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學理論和術語來剪裁和附會中國哲學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圖的“理念”來解釋朱熹的“理”，以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理氣關系。后者主要依據康德哲學來詮釋和改造儒學，尤其是陸王心學。相對于胡適，馮、牟二人的范式對以后的中國哲學研究影響更大，成為中國哲學學科的主流。

    然而，中國哲學史學科領域內這種“漢話胡說”的模式，雖然取得了看似輝煌的學術成就，卻導致了一種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尷尬后果：經過學者們的辛勤耕耘，中國哲學史被詮釋為新實在論、實用主義、生命哲學、意志主義、唯物史觀、現象學，直至后現代主義，惟獨成為不了“中國哲學”的歷史。國人對于中國傳統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親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遠了。到目前為止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實踐，只是使這門學科成為“哲學在中國”，而始終無法做到使其成為“中國底哲學”。更為可悲的是，我們已沒有能力用我們自己的本土哲學進行現代性的思考——當諾貝爾文學獎數次頒發給那些“用本民族的語言述說本民族的歷史”而獲得成功的作家時，我們卻發現我們的哲學家或哲學史家已喪失了用帶有本民族語言特點的方式來述說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的能力。一句話，回過頭反思為時不短的學科實踐，我們忽然發覺，這種“漢話胡說”的中國哲學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以西方哲學為標本的比較哲學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機問題的根源
    這種危機局面的產生，是可以依著學科史的線索追尋其文化史根源的。我們知道，對于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社會而言，東方哲學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產物，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相遇的一個后果，甚至可能是一個“錯誤性”的后果。雖然中國古代不乏理論思維，但中國本無“哲學”這一學科，所謂“中國哲學史”也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來整理中國傳統學術的結果。在國人大規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階段，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一批學人，他們會通中西學術的主要特點，體現為以中學來附會西學，以期達到對于新鮮的異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胡適、馮友蘭等學者，有前人移植西學的文化基礎，又受到良好的西學訓練，他們在會通中西學術上則表現出明顯的以西學附會中學的特點。眾所周知，此時會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國近代的嚴重挫折為時代背景的。

    由于中國哲學史學科是依傍西方哲學來建立的，這樣便發生了一個耐人尋味而無疑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傳統的“漢宋兼宗”，已讓位于“漢西兼宗”；宋學或義理之學，失去了作為學術史研究的理論依據。相對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維來理解和詮釋本土思維，已轉換為“華人洋魂”——以西化思維來理解和詮釋本土思維。作為前輩學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為歐風美雨所洗腦的我們，已經失去以本土思維來理解本土的理論思維的能力。于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使自己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不借鑒西方哲學，就不能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借鑒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史又不成其為中國哲學史。這種困難再次使我們反思：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克服
    面對著作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錯誤性”文化后果，我們是否還有選擇？我們又當如何選擇？“生存還是毀滅”？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只能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未來繼續尋求這個學科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富成果。

    首先，關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名稱。究竟稱研究中國理論思維的學科為“哲學”還是“思想”，抑或傳統的“義理之學”或其他，實質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見，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為一個無可回避的文化事實，“哲學”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學的專名，而成為世界范圍內各文明體系理論思維的共名，在中國也已約定俗成。因此，我們不妨仍用中國哲學史的名稱，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稱所引發的新的術語混亂。

    其次，關于對中國哲學史的本土化理解。已被西方文化洗腦的我們，以及同自己的傳統文化發生了深刻斷裂的我們，如何可能對中國哲學史作本土化理解，從而使中國哲學史成為“中國”哲學史，并由此顯現其作為世界多元文化之獨特一元而繼續存在的理由和價值？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從操作層面來看，需要突破的地方包括：給予傳統哲學更多同情理解，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傳統哲學思維；關注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意識，就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意識來理解中國哲學的展開；復活傳統哲學術語，用傳統哲學自己的哲學范疇來詮釋傳統哲學；從傳統哲學自身提煉哲學方法和哲學理論，如范疇解釋方法和理論、經典解釋方法和理論，再用之于中國哲學史研究。這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其成果用之于哲學教育，將有可能使后輩學人更容易接近中國本土思想。當然，并不排斥學術界繼續開展中西或中外哲學的比較研究，以及使傳統哲學花樣翻新的解讀活動。但這種對中國哲學史的解讀活動實質上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

    最后，關于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是中國本土理論思維歷史的展示，中國哲學則是對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解讀和運行本土思維做現代性的思考，我們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當代形態。中國本土理論思維的生命力，以及中國哲學史還原為本土思維的必要性和價值，從根本上依賴于中國哲學史作為中國哲學思想資源的價值。亦即我們當代或以后的思想家、哲學家，在借鑒西方哲學的同時，是否有意愿也有能力運用本土思維進行現代性的思考，并以思考的成果為基礎，重新解讀古代哲學文本，從而使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走上一個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總之，返本和開新是并不矛盾的兩個方向，當前的中國哲學史界出現了一些很好的端倪，但前邊的路的確還很長。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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