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拉開了中國人的貧富差距且使之日益懸殊，這應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富人是如何至致富、窮人是如何致窮，大家也均心知肚明。改革開放的決策者當初曾信誓旦旦地聲明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共同富裕，而不是為了制造百萬富翁，還一再宣稱如果改革開放造成貧富分化即為改革失敗。可惜當年改革開放的始作俑者鄧小平業已作古，再怎樣食言也無法“而肥”，“而肥”的只是其故人、親人、近人、族人，其為歷史所嘲弄，為后人所屏棄似乎要無可避免了。

其實，富裕不富裕本來就是個相對而言的概念。古之高風亮節者以一簞食一壺飲為滿足，貪得者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魚與熊掌兼收并蓄仍不愜意。以目下的國人論，除開乞丐而外，農民工的處境可以算做最為凄慘的了，但他們的生活水準比之華夏之“夏”的夏王大禹可能還稍稍優越些呢。說起來禹王本來就是個農民工頭，徹頭徹尾的泥腿子，他鎮日忙于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后來終于治水有成，被眾人擁戴頂替了舜。孰料大禹嘗到了“當頭”的甜頭，竟然拒絕歷來擇賢任能的禪讓政治，變公天下為“家天下”，同樣是一位食言而肥者，“而肥”了的自然也是他的故人、親人、近人、族人。但無論怎樣人家畢竟治水成功，舊人、親人、近人、族人“先富起來”尚且算是有情可原。大禹畢竟是個硬朗的人，史料始終未見有什么“大禹理論”自我辯白，似乎也沒有開辦什么“光華學院”之類并延請張姓厲姓諸子百家、時代精英將自家踐位的合法性敦大推廣。反觀我們的改革，很明顯仍處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初級階段”，且矛盾突顯，破綻百出，甚至遺患無窮，而一些人忝居“先富”之列居然毫不汗顏愧怍，動輒與“仇富”、“殺富濟貧”等言語陷反思、攻訐者于不利之地，實在有辱華夏古風，更遑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英情懷了。

回過頭來再說富裕不富裕的話題。拋開人們的諸種自我感受不提，客觀的結論離不開橫向縱向的比較，有比較才能有鑒別。社會現實告訴我們，目前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其實并未富裕，起碼并不比改革開放之前更富裕。主流輿論家經常以一種“蛋糕理論”炫惑世人，主旨是改革開放拼出老命做成了一塊極大的蛋糕，無論切分的怎樣不均勻不公平不合理拿到最小份的人也比改革開放之前分到的多。但他們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論據證明這一點，即假使不搞改革開放或換一種模式進行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蛋糕將無法做大。到是左派同志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如果中國人民能夠長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堅守社會主義集體精神，對內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對外擺出魯迅“拿來主義”的主人翁姿態，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國的經濟蛋糕未必會比今天的這塊小多少，卻肯定會比今天這塊更美麗、更純凈、風味更佳。因為那塊蛋糕里將不含可卡因，沒有血吸蟲、艾滋病，也不會雜揉進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姐妹們的傾盆淚水和深井底處礦工兄弟們如注流淌的鮮血。那些為改革開放大唱贊歌的御用輿論家開口閉口不離 “國力增強”之類厥詞，可否借問一下，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的中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如今放眼“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中的世界還有誰堪稱為中國的朋友？改革開放前，毛澤東率領中國軍民兩敗美帝于朝鮮、越南，屢次反擊蘇修于國門之下，有過割地求和的事情嗎？有誰斗膽悍然“誤炸”過我國的駐外使館嗎？難道不恰恰是改革開放造成我國對外極大地依附性，不得不一再地韜光隱晦、自慚于人嗎？

可以斷言，改革開放的弊端集中體現在市場化和私有化上。準確地說，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之下的中國市場化加私有化改革，從根本上背離了社會主義并使之萬劫不復。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講，他們完全有理由擔憂，伴隨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他們將越來越不富裕，也就是說，市場化暨私有化改革將使大多數中國人日益貧困，不僅是同先富群豪比較而言的相對貧困，而是真正意義的絕對貧困：讀不起書、住不起房、看不起病，甚至不排除某些非常時期吃不上飯、穿不上衣。當改革開放“深化”到一切生產資料，即江河湖海樹木森林陽光空氣碧落黃泉均各有其主的時節，勞動者則除了自身的勞動力而外一無所有，同時中國又恰恰是一個資源相對匱乏勞動力天然充沛的國度，這就注定了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之下的中國市場化私有化改革模式中，勞動者只能長期處于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即活著并生兒育女以做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生存狀態，希冀跟在先富者屁股后面搞后富，直截地說，勢比登天還難。   

從古至今，“勞動致富說”就是一個彌天大謊。封建時代它為地主階級圓謊，資本主義時代它為有產者圓謊，改革開放年代它為新興的先富階級圓謊，大禹的故事或許可以作為唯一的特例永載中國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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