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科技自主創新與中華文化

（2005年6月17日在“首屆中華文化與21世紀新文明國際研討會”上的報告稿）

李世煇（中國科學院工程地質力學開放研究實驗室客座研究員）

提要：本文要點有三：1.  闡述對文化與科學發展的幾個基本看法；2.  基于 16 項個案（其中13位與筆者有學術交往），初步概括中華文化在當代科學技術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的五種表現；3.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思想、人的因素等有關的一些思考。本文實話實說，不隱瞞觀點，以利質疑；事實勝于雄辯，真理愈辯愈明，以期對提高民族自信心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助益。

關鍵詞：中華文化，科學技術，自主創新，個案，作用，具體表現

1. 引言

楊振寧先生在“ 2004 文化高峰論壇”的報告中，認為“《易經》影響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所以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歷史地、全面地對中國和世界的科學發展史加以觀察，這里有三個相互聯系的問題：

①  為什么 15 世紀以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曾遙遙領先西歐？（或：為什么 15 世紀以前，西歐的古代科學技術遠遠落后于中國？）

②  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即李約瑟問題）？（或：為什么近代科學僅僅在西歐萌芽？）

③  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或稱后現代）中國科技自主創新，有正面作用？還是有負面作用？有無重大作用？表現何在？

李約瑟問題是一個自然科學史問題，有重要意義。但是，當前在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中，自主創新能力已經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據報道 2001 年，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 49 個主要國家中居于第 28 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在“自主創新能力低下”的嚴峻態勢 下，能否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對第三個問題取得共識，事關落實科學發展觀和科教興國戰略，事關中華民族當前發展與前途命運。如果說這是一個比李約瑟問題更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當不為過。

本文主旨：不是從概念出發，而是試圖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在中國出現的 16 個自主創新實例中，概括出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科技自主創新中發揮作用的五個具體形式，然后結合筆者的點滴實踐感受，提出一些初步認識。個人水平、見聞與篇幅所限，在某些方面更重要的一些自主創新可能未能論及，局限性難免，不妥之處，敬請海內外前輩與專家學者不吝教正。

2.  中西文化互補乃大勢所趨

——對文化與科學發展的幾個基本看法

    為便于交流和討論，本文開門見山，將有關文化和科學發展的看法，分別闡述如下：

2.1  關于文化發展的幾個基本看法

⑴  人類欲免于自我毀滅，有賴于中西文化互補

"9.11" 事件及其后全球事態的發展，驗證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 Toynbee,1889 — 1975 ） 1972 年的論斷： "西方能夠激發活力或造成破壞，但是，它不能造成穩定和統一"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現今世界范圍內的不安、沮喪、緊張和暴力，說明了這種危險。人類無疑正在走向自我毀滅，除非我們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狀態”。

面對全球環境，資源，人口三大危機，以及日益嚴重的民族，宗教等激烈沖突， 1988 年，在巴黎諾貝爾獎獲得者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瑞典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漢·阿爾文（ H. Alfven ， 1908 — 1995 ）做了 "最精彩的發言" ： "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 25 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

⑵  中西文化互補產生新文化

87年前，李大釗先生指出：“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這種認識正在逐漸深入人心。

湯因比先生在比較研究中認識到：“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完全獨立的關系”，并指出：西方的活力與中國的穩定恰當地結合起來，很有可能產生一種統一的文化，不僅使人類得以繼續生存，而且還能保證人類的幸福安寧。 。

張岱年先生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西方近代文化則比較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和斗爭”。 中國自古既維護民族獨立，又道德教化“協和萬邦”，“缺乏近代民主傳統，缺乏近代實證科學，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缺點”。。

中西文化互補這一歷史趨勢，體現了世界文化發展的規律，即多元文化優勢互補，綜合創新，產生出一種更高形態的文化。

2.2  關于科學發展的幾個基本看法

⑴  是不是只有西方近代科學才是科學？

我贊同錢學森先生的觀點：認識客觀世界的學問就是科學，改造世界的學問是技術。 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認識世界的過程就產生了，并一直在發展變化著。因此，科學是隨著人類歷史發展而發展的一個概念。有人把西方近代科學的特征，作為判別是否科學的唯一標準，是片面的認識。

⑵  中西文化性質不同，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既相對，又互補

從陰陽相對、互補的觀點看來，凡是活動的、興奮的、外向的、居上的、溫熱的等等，都屬于陽，而凡是沉靜的、抑制的、內斂的、處下的、寒涼的等等，都屬于陰。因此，陰陽與對立統一規律相近，具有普遍意義。用以觀察中西文化在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特點，可作如下概括：

中國傳統文化重整體觀察（整體觀察相當于戰略、全局的思考。“重”指著重、偏重，并非不要對立面，下同），重定性把握，重模糊判斷，重悟性思維，可認為屬“陰”；

與之相對，西方文化重細分實驗（相當于戰術或技術的、局部的思考），重定量描述，重精確分析，重邏輯推理，可認為屬“陽”。

由此看來，中國傳統文化適合于產生手工業時代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正如牛生牛犢，順理成章；工業時代的近代科學技術只能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萌芽，正如馬生馬駒。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打敗了中國傳統文化，目前則“日中則昃”之象已現，亟需中西文化互補。在產生了領先世界千年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之后，還要指責中國傳統文化未能產生近代科學技術，正如牛已經生了牛犢，還要它再生一個馬駒一樣。從陰陽相對、互補的觀點觀察，這種要求本身是不大合理的。

⑶  現代科學技術的新特點

根據 20 世紀 70 年代后半葉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的新特點，可以推斷，至少在 21 世紀初葉，以下特點仍將保持：  

①  科學技術加速度發展。某些基礎研究突破性周期大為縮短；從基礎研究到開發應用的周期明顯加快；科學技術的應用效果空前巨大；科學知識的積累出現了按指數增長的發展趨勢。

②  科學發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出現了整體化的趨勢。

③  科學技術化，技術科學化。

④  技術基礎上的智力放大（腦力勞動的部分解放）

⑤  在環境、資源、人口、災害等全球性問題的嚴重困擾下，世界科學與文化的根本觀念開始發生巨大轉折；科學潮流也正明顯由大物理學時代向復雜性研究時代過渡。

⑷  關于中西科學傳統的特征

董光璧先生有如下概括：在自然觀方面，在中國以生成論為主導，在西方則以構成論為主導；

在邏輯形態方面，在中國以類比和互補推理為主導，在西方則以歸納和演繹推理為主導；

在理論造成方面，在中國以模型論為主導，在西方則以公理化為主導。

現代科學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沿著西方科學傳統演進的，未來科學的發展可能表現出中西兩種傳統互補的特征 。

⑸  當代科學技術前沿的探索亟需中西文化互補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向總體上是西化，“同中國傳統觀念進行徹底的決裂”（如民國初年廢止中醫案）。科學技術界習慣于以西方近代科學與文化為尺度，對中國學術進行詮釋和衡量（如 1949 年以后的中西醫結合）。在科學研究方面，以陳寅恪先生為代表的觀點“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長期處于邊緣地位。

20世紀 70 年代，當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顯現重大問題的同時，復雜性研究成為科學研究的主題，而西方科學傳統的還原論方法卻面臨困境。中國傳統文化對科學技術前沿探索的作用，逐漸引起國外有識之士李約瑟、伊·普里戈金、英國《自然》雜志主編菲·坎貝爾等的關注和贊許。

但是，在中國“我們今天幾乎達到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地步” 。有些人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甚至宣稱：中國人“還沒有蛻掉原始思維的老皮，因此很難在實踐經驗中，抽象出具有實效的理論”。 。筆者感到，這種情況近年已開始有所改變。首先是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強調“把推動自主創新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科技日報》近日刊登了孫文鵬、任振球等9個科技工作者“科學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學警察’”的聯名信，號召展開討論等。但是，科技體制的改革尚需時日，中國傳統文化對科學技術前沿探索的課題，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資金支持，而且不時成為“反偽科學”棍子的打擊對象。總的看法：形勢好轉，問題嚴重，前途光明，大有希望。

3.  中華文化在科學技術自主創新中重要作用的五種表現

根據筆者切身體驗與觀察，中華文化在科學技術自主創新中確有重要作用。深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某些中國科學家，思想尚未解放，很需要一個中西文化互補的啟蒙運動。下面介紹的 16 項個案涉及17位研究者，其中有13位與筆者有學術交往，因而有一定的了解與親身體察和感受（以下均以※號標注）。

凡是科學技術創新，都是在未知領域的探索，存在著失敗與成功的兩種可能性，而且失敗的可能遠大于成功。16個創新個案大體可以分兩種情況：一部分研究課題，在主觀努力符合客觀外界的條件和規律性的情況下，已經在國內外（或國內、或國外）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承認，并已經經過社會實踐驗證。另一部分創新課題，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與實踐驗證的必要條件，經多年探索和拼搏，雖然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但是，只能說有可能是重大科技自主創新的苗子；因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仍在困境中。

整體觀察與悟性體認是中華文化認識世界的基本特征和長處。從 2500 年前《易經》的“仰觀俯察”、“感而遂通”，到 20 世紀 30 年代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才能懂得”，已經貫穿于全部的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成功實踐。某院士所謂“一切從臆想籠統出發，這是古代易經的基本思維模式”，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的。從本文簡介的 16 項實例可以看出，“整體觀察與悟性體認”，換言之“要從整體上考慮和解決問題”，都是在科學技術自主創新上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各例無一例外；并由此導致其創立新理論，解決新問題。

    展望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華文化在當代科學技術自主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僅僅是個開始。目前資料數量所限，對其進行科學分類的條件似尚不成熟。作為初步的論述，目前只能從每個個案選擇一個比較突出之點，加以適當區分，初步分為“體系互補，整體觀察與悟性體認，取象比類，中體西用，典籍資料”等五種具體表現；并根據個人的理解，作一粗略的簡介。

3.1  體系互補

    ⑴  錢學森中西優秀文化互補，創建復雜性研究中國學派※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退出領導崗位，開始了他攀登科學新高峰的歷程。錢學森院士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易經》的整體觀和《黃帝內經》的整體辨證施治方法等 ，并在總結半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汲取現代科學技術最新成果的基礎上，把中國的整體觀與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有機結合在一起，強調“要從整體上考慮并解決問題”，多有建樹 。本文篇幅所限，僅對錢學森創建系統科學的一個創新點（復雜性研究的中國學派）作一簡介。

    錢學森從兩個方面走向復雜性研究：一是解決國家重大實際問題，如軍隊建設、國家體制改革中的重大實際問題等；二是致力于建立系統科學的基礎理論即系統學，逐步形成了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概念。錢學森的復雜性研究在國內是超前的，在國際上也獨樹一幟。他的貢獻主要是提出復雜性研究的獨特思路和方法論，可分兩個層次。一是從方法論層次劃分簡單性和復雜性，提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強調解決復雜性問題必須利用整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知識，對各種理論知識綜合集成；對科學和經驗綜合集成；對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綜合集成；在以人為主的原則下，對人的智能與計算機“智能” 綜合集成；定性思考與定量分析綜合集成。總之，集大成，得智慧。這是系統方法目前最科學合理、實用價值最高、最全面的概括表述。二是具體方法層次，建立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用于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預測和決策，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已在國防建設等方面實際應用，發揮重大作用。

    人體是最復雜的系統，推動人體科學的研究是錢學森科學活動的重點之一。2004年3月吳國盛教授撰文闡述對人體科學的觀點：“研究特異功能興衰史，錢學森與于光遠之爭是無法回避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之間是兩種科學觀之爭。其中于代表的是近代西方的古典科學觀，而錢則希望堅持一種開放的能夠容納東方智慧的新科學觀。”[1] 1986年錢學森針對人體特異功能講道：“要說過去我自己本來也不相信這個東西的，后來在航天醫學研究所的同志幫助下看到了這個事實，那我就不能不相信，……，像這么一個科學問題我認為不是說沒有假的，只要有一次是真的就要研究。”（見錢學森《人體科學與現代科技發展縱橫談》P411），他還講過親身經歷的實例：“我們還用高速攝影機照過，藥丸子看它從瓶底里掉出來，但是瓶底就是沒有壞。”（見錢學森《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P103）。就是說，錢學森主張對“真的人體特異功能現象”進行科學研究。馬藹乃教授指出：科學發展歷來靠證偽，而不是靠打假。自從波普爾提出批判理性主義以來，證偽（檢驗）已是科學方法論的一個共識。在某院士主編的《偽科學再曝光》一書中，人們看不到對于錢學森舉出的實例是如何證偽的，但是，這位“著名科學家”竟然作為反面人物的代表出現在該書“中國科學與偽科學斗爭大事記”之中，公諸于世。這種不加證偽亂扣“偽科學”大帽子的現象，顯然違反科學道德和科學精神，眾人側目，公道難伸，實為當代中國科學技術自主創新的一大障礙！

    筆者不練氣功，對人體特異功能不了解，既無根據肯定，也無根據否定，認為是一個科學是非之爭，應該通過科學研究和證偽加以解決。正如毛澤東所說：“對于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采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希望在胡錦濤主席的倡導下，中國的科學技術自主創新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這就是本文的主旨。

   （二）當代中國科技自主創新與中華文化

⑵  吳文俊實現中國古代傳統數學體系與西方數學體系互補

    幾何定理的證明很難用邏輯推理，要靠人的直觀和經驗，曾經是世界人工智能界一大難題。據吳文俊院士自述：在“文革”期間學習了毛澤東思想，認識到可以不在西方數學范圍內糾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學習中國古代數學和下放到計算機工廠，使他找到了解決途徑。吳文俊發現，中國古代數學主要是解決各類實際問題，導致解方程的方法，即算法，而算法正是計算機科學的靈魂。因此，中國古代數學是適合于計算機時代算法的數學，即機械化數學。

吳文俊的突破口選在幾何定理的機器證明。他把幾何問題轉化為代數問題，然后用他提出的“整序原理”消未知數，判定定理是否成立。吳文俊仿照計算機的動作，手算幾個月，證明了第一個定理。1976年以來，已經用計算機證明定理 600 個以上。在國際上引起轟動，被稱為“吳方法”。吳文俊的實踐證明，中國古代傳統數學適應信息時代的客觀要求，是與西方數學互補的一個數學體系。吳文俊深有體會地說：“使秦漢迄宋元傲居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數學，重展昔日雄風于今日，應該是完全可能的”。

⑶  蔣春暄應用中國傳統數學方法解決西方數學重大難題※

   蔣春暄高級工程師，運用特例分析和中國古代研究數與數關系的方式，發現素數分布存在著規律性的函數關系，從而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否定了黎曼假設。蔣的論文在1998年美國《代數٠群٠幾何》發表后，受到該刊主編、強子理論創始人、物理學家兼數學家桑蒂利的高度評價。而美、意等國和中科院數學研究院的多國數學家,均聲稱發表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但都在國際權威刊物美國《數學評論》上被數論專家一一否定。唯獨蔣春暄在國外發表的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至今已有6年，國際數學權威刊物美國《數學評論》、德國《數學文摘》分別再次報導蔣的論文摘要至今也已4、5年，卻一直沒有任何人去否定。蔣也是國內外證明費馬大定律的第一人。而持反對態度的國內數學“權威”，對蔣的論文至今提不出究竟錯在那里。某院士不談任何理由，就說“蔣春暄的研究方法是偽科學的典型”。

蔣春暄應用中國傳統數學方法研究數與數的關系，發現素數分布規律、解決西方數學重大難題的實踐，雖然在國內尚未得到承認，但在國外數學界已占有一席之地，同時，繼吳文俊先生之后，再次證明中西數學體系實現互補具有潛在的重大意義與光明前景。

此外，中醫治療 SARS、愛滋病的顯著療效，證明中西醫學體系必將實現優勢互補。這是在當代科學技術自主創新中，中華文化發揮主導作用的一個突出表現。此次會議將有專題報告與研討，且屬筆者不甚熟悉的領域，故從略。

3.2  整體觀察與悟性體認

    ⑷  馬藹乃創立地理科學體系※

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馬藹乃女士是國內外著名學者；從教以來，博采數、理、化、天、地、生、人相關科學領域知識之精華，“破萬卷書，行萬里路”，勇于承擔國家經濟建設的重點、難點的課題，在科學研究與社會實踐中開拓創新，在地理科學前沿拼搏近半個世紀，把地理學由一個定性為主的人文學科，發展成為文理工結合的，以理為基礎的一門地理科學。在國內外首次提出將邏輯推理、歸納推理、類比推理有機綜合的辯證邏輯推理的形式化與計算方法，不僅已有效應用于地理科學技術，對于 21 世紀復雜性科學技術研究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20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馬藹乃認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提高整體觀察與體認證悟能力，在國內外首次建立了包括地理哲學思想（人類知識集合系統中人類生存環境的認識）、理論地理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橋梁科學）、地理信息科學（遙感信息模型為技術基礎）、地理系統工程在內的、有中國特色的地理科學體系，在學習、研究與發展錢學森先生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思想中，創造性地做出突出貢獻。主講“河流地貌學”、“遙感概論”、“遙感與地理信息科學”等多門課程；至2000年已出版專著5部，論文74篇；主持“全國土壤侵蝕遙感調查”項目獲水利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或參加的項目先后多次獲獎；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在中西文化互補、創造性地發展 21 世紀科學的重要地位，將日益得到承認。

⑸  徐業林發現人類取之不盡的潔凈新能源※

    1958年黨中央、毛主席批準陳云、郭沫若、貝時璋等總攬科學發展全局的建議，在中國科學院組建生物物理研究所。核物理專業畢業生徐業林有幸投入貝時璋先生門下，并且忠實地、數十年如一日地、創造性地執行了貝時璋先生從整體上觀察世界科學發展，面授的研究路線：“如今單純的物理或生理研究，都難以產生大的成果；而在生物和物理的交叉地帶很有可能產生”。徐業林研究員從生物入手到從物理入手，從氣體研究到固體研究，百折不回，終于發明了無偏二級管。其工作原理是在兩塊金屬板之間夾一層半導體，兩塊金屬板中一塊是光滑的，另一塊布滿了小坑。在不需要外加電能，化學能,太陽能等能量的條件下，只要環境溫度高于– 273o，就能奇跡般地輸出直流電。這一發現已經經過多次科學實驗的重復驗證， 2003 年以來陸續獲得了俄、英、美、中的發明專利。徐業林在專利中指出：坑的直徑愈小電流愈大如果能縮小到現在的 1% ，輸出的電流就有可能帶動家用小型汽車。這將是一種取之不盡、完全沒有污染的新型能源。

不幸的是，在《光明日報》刊出報道的三天后，某院士竟公開批判，這是“嚴重科學錯誤的報道”是個“科學上不可能出現的‘永動機’”，是個“大笑話”。任振球先生等已經據理公開辯駁：實際上，何先生連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不可能出現的“永動機”，必要條件是熱力學封閉系統；而徐業林發明的“無偏二級管”，使用條件是人類實際居住的熱力學開放系統。人類歷史將會證明，徐業林應屬中華英才，是在戰略上堅持整體觀察與悟性體認的、有可能功垂青史的科學家；而鬧出大笑話的，可能正是手持帽子、棍子的某院士。

⑹  王迪興創立準全息結構計算機原理※

王迪興先生 1977 年創立的準全息結構計算機原理――反映整數之間的加減，有理數之間的乘除及乘方開方對數反對數運算關系，與西方以加法為基礎的馮氏機原理和方法根本不同。這是一個理論與技術雙重創新的發明， 1999 年以來已獲得三項國內和國際專利，它有可能使我國以很小的代價，改變我國在信息技術領域的被動局面。這種全新原理的多功能運算器，具有儲算一體、讀寫算同步、信息單元之間能實時雙向交互作用的特點，可以通過功能互補改變個人電腦的基礎性能。這一發明不僅有可能避開我國微電子技術與操作系統受制于人的現實，而且有可能在相容現有軟硬件技術的基礎上，多、快、好、省地贏得國際市場的主動權。

這樣一個很可能改寫整個信息技術領域游戲規則的原創性技術，在國內的科研體制下，十幾年來歷經多次評審，竟然被計算機專業的某些權威人士全盤否定，得不到國家的任何資助。2003 年 3 月 5 日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副理事長、我的朋友何華燦教授，與兩任理事長涂序彥、鐘義信教授三位信息科學領域知名學者，聯名建議再次慎重評議、論證王迪興的研究成果。這是值得注意的，但仍如石沉大海。1995 年，在北京化工大學支持下，王迪興先生個人借貸40萬元，制成了第一臺原理性樣機。如今老樣機損毀，新樣機無力研制，王迪興先生衣食無著，妻離子散（五歲幼童寄養于武術學校），一代中華英才，為國為民，忘我拼搏近三十載，竟困窘如此！王迪興年過半百，從事科學研究最佳年華蹉跎殆盡。全球各地華人中有志且有實力“科學救國”之志士仁人，如能多少伸以援手，當有功德于民族、國家。

⑺  張穎清創立全息生物學

1966年張穎清高中畢業插隊落戶大草原，達爾文解釋不了的生物結構在生長發育中的相關現象，辯證唯物主義關于普遍聯系的思想，和對立物互相轉化的思想，使他沉浸在生物學的探索中。1982年張穎清全息生物學的奠基性著作《生物體結構的三定律》出版，同年，山東大學調入這位只有電大畢業文憑的青年，一年后任副教授。1985年張穎清創立全息胚學說，為 12 年后克隆羊技術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張穎清發明的全息生物診療法已在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推廣應用，使上百萬人受益。1990年任教授、全息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并被國家人事部批準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90年代初，張穎清曾經三次應邀訪問頒發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的機構卡羅琳斯卡醫學院等，在具有諾貝爾獎提名權的教授們的主持下，多次作學術報告。我國駐瑞典使館三次發回有關報告，認為“只要進一步做好全息生物學理論的科學論證和推廣工作，加強宣傳，這一理論的發明者張穎清教授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獲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使館科技處的同志說，我國還沒有任何一項科技成果能夠像張穎清的成果這樣，得到諾貝爾獎評定機構科學家的如此評價。

    在國內，個別院士對張穎清的理論提出置疑，本屬正常，不正常的是，有關報紙拒絕登載張穎清的答辯文章，特別是在未經學術研討與證偽的情況下，1996 年10月某院士主編的《偽科學曝光》出版，竟將全息生物學打入偽科學之列。此后，張穎清的全息生物學遭到徹底封殺，張穎清悲憤成疾，2004年10月含冤離世，年僅57歲。中國要獲得一個諾貝爾獎何其艱難，而扼殺一個有希望獲得者又何其輕易也！

    當代中國科技自主創新與中華文化（三）

 ⑻  杜樂天創立地球內部多氣圈理論※

西方地球科學一直認為：天然氣只能是生物成因。而我國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科委主任、博士生導師杜樂天研究員根據自己多年實際觀察和潛心研究認為，地球是實心的大氣球，內部至少有四個巨大的氣圈，即上地殼、中地殼、上地幔、外地核四個大氣圈。不應把找天然氣的眼光束縛在石油或煤炭上。烴類和非烴類天然氣的分布規模、范圍深廣得多，更多的是與油、煤無關；氣源主要來自深部低速帶和軟流層。

杜樂天研究員經過對我國的區域地質、地球物理探測、中新代玄武巖事件、油氣勘探、地震等各方面資料的調查、整理、分析，再結合自己的科研工作指出，渤海灣東部的蓬萊-廟島-大連地區的深部，存在一個巨大的中地殼天然氣充氣囊群。據保守估計，這一地區4000米以下，至少有30億立方米天然氣，相當于300億噸石油。此外，在唐山到德石地區、汾渭地區等多處均有發現中地殼天然氣的可能。如果實施杜樂天的開發方案，只要渤海灣東部有一口井出了氣，就會有足夠的資金滾動開發，3-5年即可出現兩個大慶規模的巨大天然氣新基地，初步改變我國目前每年進口石油1億噸以上的被動局面，同時，該區還將出現大批新化工基地。在京、津、魯、遼的心腹要地，深孔放氣對于地震的推遲與減緩作用，也是應盡快考慮進行深鉆放氣實驗的重大理由。實為一舉多得。

    但是，我國科學技術界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士的頭腦仍然是“唯西方理論是從”，遠未解放和覺醒。經過杜樂天十多年的闡述理由、奔走呼吁，這些人既不相信中國人自己的科研成果，更不同意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杜樂天研究員無奈地指出：可能性+不理解+沒本事=0，現在很需要開展一個中西文化優勢互補的啟蒙運動。

    ⑼  張家祥創立地球動力合成作用原理※

中核集團礦冶局高級工程師張家祥，1960年畢業于東北工學院礦山建筑專業，在原二機部十二局從事鈾礦建設。張家祥1964年在井下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每當冒頂塌方，工人們進去搶險，叫他在外邊站崗，往往是工人死、傷抬著出來。張家祥于心不忍，從此，總想如何保障工人在井下作業安全。張家祥1974年發現地球公轉慣性力，是全球地殼水平地應力的主要來源。而國內外地球物理研究、礦壓理論和礦山安全技術規程中，卻局限于重力作用，完全無視地球公轉力、自轉力和星際引力對地球應力的作用。實際上，地心說仍居統治地位。

1984年，張家祥在礦山安全管理工作中發現“礦難與火山地震有共發性”。張家祥創立的“地球動力合成作用原理”，要求人們站在地球之外，研究地球在多種力的合成作用下的運動及其內部的變化，用以研究與解決當今的一些重大的地學難題。地球每年由近日點到遠日點的往返運動中，慣性力的增量達到地球質量的４.２７％，力的方位為北西２３度半。關于地球為何既不逃逸也不墜落于太陽、極移、大陸漂移、造山運動、厄爾尼諾、火山、地震、地殼形變、重力異常等，以及理論無解的一些災害——臺風、森林火災和礦難等，表現形式不同，其實都有共同的力源；因此，重大災害、事故有共發性、伴生性。據張家祥統計：礦難有96.4%在時間上與火山、地震6天之內伴生。這6天是水平力由南半球傳到北半球的遷移時間。張家祥在學術上一再受到某些主流科學家的漠視，拒不給予任何經費支持，但40余年來張家祥堅持鉆研和陳述，直至1994年退休，以至如今。張家祥的地球動力合成作用原理，將有助于解決我國當前棘手的礦難問題。

  當代中國科技自主創新與中華文化（四）

3.3  取象比類（包括運數比類、類比分析）

    ⑽  徐道一應用與發展《周易》原理，成功預測大地震※

20世紀90年代，國內絕大多數地震學家沒有預報中國大陸將發生8級地震，國外的地震學家更提出地震不能預測的觀點。

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徐道一研究員是發起和組織天地生綜合研究的科學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后期，研究天地生主周期序列（（2）½）k，發現它與太極、陰陽、八卦等關系十分密切，1988年命名為太極序列。1990年依據太極序列與中國大陸8級地震的關系，徐道一書面向國家地震局有關部門作出“1990-1996年中國西部將發生8級地震的中期預測”，1997年11月8日在西藏瑪尼發生了7.9-8級大地震。其后，徐道一又提出基于信息有序性的大地震空間遷移的取象比類方法。典型應用實例是對 2003 年俄蒙中邊界發生 7.9 級大地震的成功預測。2002年底徐道一向國家地震局提出中短期（ 1 年左右）地震預報：時間為 2003 年 12 月前，北緯 43~47o，東經88~100o，震級>7~8 。實際發生時間是 2003 年 9 月 27 日，北緯 49.9o，東經 87.9o，震級 7.9 。二者比較：時間正確，緯度誤差 +2.90 o ，經度誤差-0.10o，震級正確。在中外地震史上，這種成功的中短期預報是罕見的。1992 年、 2000 年徐道一研究員相繼出版專著《周易科學觀》、《周易與 21 世紀》。

    8級左右的大地震是罕見事件，預測它是極其困難的科學難題。瑪尼地震與俄蒙中邊界地震的發生與徐道一的預測基本符合，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于解決當代重大科學技術難題的關鍵這作用，不可忽視。

⑾  趙少奎解決中國首次洲際導彈試驗的關鍵技術難題※

趙少奎研究員的突出特點是自覺學習毛澤東哲學、軍事著作，學以致用。在運載火箭研究院承擔多個型號的總體設計工作。為了解決我國第一代洲際導彈試驗技術難題該院成立了專題論證組，趙少奎研究員在擔任組長期間，總攬全局帶領論證組，跨越專業分工的局限，在中國當時與美、蘇科技條件相差懸殊的條件下，先后攻克了三項公認難以解決的科學技術難題：

首先是如何在我國只有短程靶場的條件下，解決洲際導彈“彈頭再入大氣層的力、熱綜合環境試驗鑒定問題”，這是錢學森先生“考慮了多年，沒能解決”的大問題；

第二，在此條件下，如何高精度地劃定太平洋試驗禁區的問題，實現了錢學森先生“一定要比美蘇初期試驗水平高，試驗禁區要小，封鎖時間要短”的要求；

最后，是洲際導彈全程試驗射擊精度的驗證，即關于彈著點測量水柱雷達系統的研制。實踐證明，以跟蹤國外為技術路線的、負責此項任務研制的測控部門根本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外行，從全局出發，通過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獲取典型信息源，類比推理與數理統計結合，用中西科學方法互補的、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圓滿地完成了公認難以解決的、復雜性的科學技術難題。

    毛澤東思想武裝的趙少奎研究員，解決了中國首次洲際導彈試驗的三大關鍵技術難題。

⑿  李世煇創立典型信息法，初步解決圍巖穩定性分析預測難題

    地下工程周圍的巖石是穩定的？還是即將坍塌？在設計階段，巖石力學家的分析預測沒有把握；在施工中，工程師更難以預測。當今世界各國的認識與處理這種復雜性問題就是這個水平。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難題在中國初步解決了，這就是“典型信息法”。典型信息法中的“信息”，指的是計算機基礎上的西方信息科學技術，而“典型” 指的是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典型 – 一般方法，即中國傳統文化“取象比類，運數比類”的現代版。“典型信息法”有兩種主要應用形式，一種用于解決設計階段的穩定性預測難，叫做“典型類比分析法”；一種用于解決施工階段的難題，叫做“變形速率比值判別法”。典型信息法采用的具體的科學原理和技術措施，都來自西方，但是，“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的全局觀點和研究方法，是中國的。

    20世紀80年代末推廣應用以來，在國內外首次給出可信度（經驗統計值）0.7-0.9，用戶滿意率93.6%，國內外影響比較大的工程驗證實例是：1991年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二灘水電站導流隧洞施工中的設計復核，戰勝了德國最大的建筑承包商做出的分析預測（必然要垮）；1999年在廣東高速公路貓山隧道施工中，應用這一判別法，兩次化險為夷，一旦棄而不用，就發生了通天的大塌方。目前，在中國大陸“典型信息法”軟件的用戶已經數以百計，1998年經總參謀部和總后勤部批準，“典型信息法”的兩種主要應用形式已經列入國家軍用使用標準，在全軍施行。

3.4  中體西用

    ⒀  禇德螢用當代最新的西方科學技術對氣功外氣加以研究驗證※

    氣功外氣是否存在？本來是一個科學研究問題。目前在中國是一個敏感問題，因為某院士主編的《偽科學再曝光》已經給出結論：“氣功‘外氣’是人體特異功能的變種”（P328），“人體的生理結構不可能產生‘外氣’”（P145）。

    1990年至2001年北京大學化學學院禇德螢教授埋頭從事“氣功外氣對生物分子構象作用的實驗研究”，不接觸媒體，用最先進的儀器，嚴格按照現代自然科學實驗規程和統計規律進行定量研究，多試件、多氣功師、不同地區、不同型號儀器、不同主持人、不同參加人進行實驗，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統計結果。采用的評價標準：發氣前后生物分子構象的定量改變，大于3倍標準偏差，可確認有明確變化。4批實驗樣本累計126個，除對照組外，92個樣品參加統計，有明確變化的分別占樣品數的35.5%-95.5%,平均71.7% 。令人感興趣的是：對同一樣品，同一氣功師，同一發功方法，但意念相反（有序度增加，或有序度減小）時，實驗結果符號相反。實驗表明：氣功外氣可能使分子構象發生改變。

    禇德螢的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體育總局的立項支持。此項成果在國際交流中反映強烈，美、日紛紛聘請禇德螢前往，現北京大學正與美方合作繼續研究。2004年5月世界醫學氣功學會在北京開會，經國家有關部委辦批準，禇德螢教授應邀作主題報告。20多個國家的100多位代表熱烈推崇中國的這一項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實踐證明：應用西方現代科學方法，能夠從統計上證明氣功外氣可能使分子構象發生改變；而某院士等所謂外氣氣功是“偽氣功（虛假氣功）、神怪氣功（帶迷信色彩的騙人把戲）。”（P334）的說法，是經不起實踐檢驗的。如果說某院士這種違反事實的、輕率的結論是偽科學，可能倒是恰如其分的。

3.5  典籍資料

    ⒁  翁文波利用干支法蘊涵的周期信息，預報重大自然災害

   1966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翁文波受周恩來總理委托，視察邢臺地震后，從石油勘探轉向地震等重大天災預測研究。面對以還原論為基礎的西方科學不能預測的“短臨”地震，翁文波另辟蹊徑，運用中華文化整體觀察和悟性體認方法，中西科學方法互補，從歷史記載中探索信息的規律性，創造了包括可公度性方法和干支法等在內的“信息預測理論和方法”。翁文波在《越絕書》中得到十二支與收成豐歉、與天災有關的信息。他抓住天干地支的周期性為突破口，在看似雜亂無章的天災現象中，發現了蘊含著某種隱蔽的秩序。一個區域的地震是地應力積累到某一極限的結果，積累表現為某一周期，而這個周期理應反映太陽系天體運動的復雜變化。據此，翁文波推導出兩個日干支經驗公式。

    一個典型應用實例：翁文波報請全國政協同意，1992年1月27日以私人函電方式，向美國學者格林提出地震預測意見：時間，1992年6月19日；震級，6.8；地點，舊金山大區（以舊金山為中心的500km以內，包括洛杉磯）。同年6月28日洛杉磯果然發生40年來最大的地震，震級：7.4。1982年至1992年翁文波對地震、暴雨、干旱的預測共252次，實際發生211次，可信度83.7%，遙遙領先國際水平。

    面對國內外地震界主流觀點：“地震不能預測”，翁文波拼搏28年的成果，不被國內地震界主流學者所認同，不能帶研究生，不能列入研究生教材，身后后繼乏人。

附：  耿慶國驗證：翁文波信息預測方法可以預測2004年發生大海嘯※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海嘯發生后，耿慶國研究員應用翁文波的信息預測方法，分析整理1775-1998年全球7次海嘯資料，的出以下明確結論：“可公度性信息預測方法完全可以給出‘2004年是發生全球最致命海嘯巨災事件年份’的科學預測和判斷意見。” 翁文波等中西文化優勢互補的預測理論和方法，未能在地震、海嘯預測中發揮作用，令人遺憾！   

⒂  “月麗于畢，俾滂沱矣”等中國古籍的記載，支持了任振球的的創新思維※ 

    20世紀60年代前后，中國氣象研究院研究員任振球從整體觀察出發，發現在常規的氣象研究和預報中，只考慮太陽的影響，不考慮其它天文因素的問題。考慮到對海洋潮汐影響最大的是月球，通過解剖典型、普查和反查，逐漸發現以月亮為主的三星一線發生時刻的引潮力共振，對一系列的突發性特大自然災害具有觸發作用。

    任振球的創新思維，在困境中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持。1975年任振球在中國古籍中查到不少相關記載，如“月麗于畢（畢宿五，黃道面一棵一等亮星），俾滂沱矣”《詩經》，“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尚書》等。30余年的研究實踐表明，許多特大暴雨、臺風突變、大地震臨震、火山爆發等特大自然災害，以及重大瓦斯爆炸，都是在內部條件基本具備的情況下，由天地間的內外因耦合而引起的，其信度均可通過0.01-0.001統計檢驗。在1998年長江防汛緊要關頭，任振球提出的兩項預測均得到實踐證實，起到關鍵作用。1999年-2000年，宜昌市氣象局三峽服務中心運用任振球的方法，致洪暴雨預報準確率70.2%，而同期常規方法的預報準確率為34.6%,準確率提高一倍以上。任振球創立的天地耦合方法方法遙遙領先國際水平。據此，任振球在理論上提出復雜系統嚴格準平衡態的新的物理概念，提出在“三星一線”時引力、電磁力放大的系列觀測實驗的設想方案，并提出內外因耦合及三維地轉平衡的大氣環流和中尺度特大暴雨模式的研制方案。

    但是，在現有科研體制下，任振球的這一研究課題，竟不能立項，現已到了沒有維持日常監測預報的經費的地步。

    ⒃  徐欽琦提出陰陽“大年”生物進化論※

在生物史上，往往在幾十萬年內生物的形態變化輕微；但在某些時刻，整個生物群的面貌突然發生變異，許多老的物種突然滅絕，一些新的物種取而代之。古生物學家稱這種現象為“生物事件”，生物事件的規律歷來是西方科學家發現的。

198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徐欽琦研究員，開始學習古典文獻《老子》、《周易》等，在整體觀察的思路下，聯系古氣候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總結親身從事科學發掘 20 年的實踐經驗，徐欽琦從發現在晚新生代，各生物事件的出現的規律性“與溫暖期的開始密切相關”開始，進而深入探索，古生物史上規模最大的生物爆發事件，何以發生在寒武紀？徐欽琦分析了生物界最大的 4 個生物事件，對比 1992 年古氣候學家弗雷克斯相應的全球平均溫度變化的 4 個完整的氣候波動周期， 1998 年提出一個科學假說，“如果把溫暖期和寒冷期結合成一個完整的‘大年 '，那么，生物事件總是有規律地出現在這一層次‘大年' 的冬末春初（即寒冷期的結束，和溫暖期的開始）” 。

有的科學家認為，生物進化的歷史規律決定于溫度。徐欽琦的研究否定了這種認識。雖然冬末春初與秋末冬初（即溫暖期的結束，和寒冷期的開始）二者的平均氣溫可能是相同的，但生物事件只發生在冬末春初。這只能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氣”（氣化流行，生生不息）、“四時”、“大年”（如《莊子·逍遙游》“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等觀念加以認識。

此外，中國的自然科學史研究，已經發掘和整理了大量有關資料，如 1054 年的中國客星與蟹狀星云的關系，明清宇宙期、夏禹洪水期發生自然災害群的系統資料等。

3.6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科學互補融合的一片沃土

    —— “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簡介

天地生人中的“天”，指宇宙，“地”指地球，“生”指生命，“人”指人類社會。天地生人學術講座創辦于1990年，講座組織人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宋正海研究員等。天地生人學術講座作為一個交流平臺，沒有組織，不是學術團體，堅持15年如一日；初期每月一講，90年代后期以來每周一講或多講，至今共641講；講座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科學互補融合為重點，約占講座數一半；完全、徹底的學術性、公益性活動，講的人無報酬，但要求學術水平較高；聽的人不收費，無登記，來去自由；所需經費以志同道合的經常參加者的捐助為主。這種全方位、大跨度的交叉研究、綜合研究，具有思路廣闊，觀點新穎，富有啟發性的特點，反映了各學科領域的重大新成果。例如，上述16項成果有關的17位研究者中，有12位參加過講座的活動。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絕非方舟子先生所說的“偽科學團體”，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科學互補融合的一片沃土，在當代中國科學技術自主創新的歷史中，已經和必將繼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4.  幾點認識

4.1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歷史環境中繼承和發展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演化而成的一種經久起作用的文化，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以及風土人情、生活習慣等。起自遠古，并吸收外國優秀文化融會而成。傳統文化是發展的，是經受歷史的檢驗、淘洗形成的文化主流，是激勵中華民族生存、創造、和進取的優秀文化成果。有人認為西學東漸之后出現的文化，不是傳統文化的內容。但是，如果把傳統文化界定在封建社會，不就成了不能發展、不能進步的文化了嗎？這樣的文化怎能成為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呢？顯然，從林則徐、嚴復、康有為、孫中山到毛澤東、梁漱溟等的著作和實踐之精華，或遲或早地也將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從這個觀點來看，傳統文化是在不斷更新的歷史環境中繼承和發展的，它是一連串的解釋與再解釋 。

4.2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一個延續和發展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實踐必有主體。中國革命者只能從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出發，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提出新的理論和方法，解決新的問題；毛澤東就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因此，毛澤東思想又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在現今時代的一個延續和發展，是中西文化互補的一個典型表現。以《論持久戰》為例，抗日戰爭的社會實踐驗證已經表明，毛澤東思想的確是中華民族思維水平的一個歷史性的新高峰，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上述實例中，相當多的研究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和應用，是從學習和實踐毛澤東思想開始的。這是個值得注意的特點。表現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為中華崛起而奮斗的強烈愿望激發的創新沖動；表現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毅力；表現在“總攬全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戰略思想；表現在出奇制勝、靈活機動的戰術等方面。

如何解釋上述現象？筆者認為可以參考錢學森指出的：“實際上，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從整體上來認識問題，把握住它的要害。這是指導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正是我們研究復雜性問題所必需的”。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整體觀察，悟性體認”的繼承、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于當代中國人認識與處理復雜性問題，包括科學技術難題，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有志于中華崛起的當代青年，萬勿妄自菲薄全盤西化，抱著金碗討飯吃。

4.3  在認識和處理復雜性問題中，經驗判斷不可或缺，人的因素起關鍵作用

按照西方近代科學的傳統觀念，一種方法中有經驗成分，就是不科學的，或科學性不足。

戰爭問題屬于軍事科學，是社會系統中復雜程度最高的一種系統。地震預測也是一種復雜系統，在科學方法論的層次上二者應可類比。

如果否認軍事指揮員的經驗和判斷力應起關鍵作用（即“從整體上認識和解決問題”），只能紙上談兵，喪軍辱國。1984年錢學森指出：“由于作戰問題的復雜性，今天能夠實際應用的仍然是半經驗理論”。同理，對于機理和參數都不大清楚的地震預測，面對還原論方法確實無能為力的現實，采用翁文波等開創的、包括人的經驗判斷在內的信息預測理論和方法，目前預報成功率已達50%，為什么置人民生命財產于不顧，還要跟著洋人重彈“地震不能預測”的老調呢？

在西方中心論主導的當代復雜性問題研究中，中國傳統文化起重要作用的、目前尚屬非主流的、科學技術原始性的自主創新。正如翁文波例、任振球例等所示，其立項、經費、評審等往往阻力重重。他們在困難的境遇中跋涉不止，甚至可能終身為之做出犧牲。這種個人因素的關鍵作用，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

4.4  典型信息法的傳統文化溯源

典型信息法的實質，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方法與西方現代信息科學技術的一種互補融合。

毛澤東倡導的、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典型方法，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取象比類，運數比類”。典型信息法的兩種主要應用形式，都有“典型、類比、分析”三種因素。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源《周易》體現的象數思維的“取象、比類、運數”，不僅結構形式相似，思路相近，而且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

·“取象”與“典型”都從整體觀察出發，為了對復雜事物的發展趨勢（吉或兇，穩定或失穩）作概略預測，運用形象思維，選取典型性事物作為類推基準，關鍵都在于發現和運用典型信息；

·“比類”和“類比”相近，著眼事物的相關性；

·“運數”和“分析”都應用當時先進有效的數學工具，根據典型事物與對象之間存在的某種區間對應關系的“不變量”，進行對應變換分析，只是時代不同，后者技術條件有所發展而已，其精神實質一脈相通。

實踐表明，中國傳統的“取象比類，運數比類”象數思維模式，對當代某些復雜性問題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謝謝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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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國盛：《“另類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文匯讀書周報》2004年3月19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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