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兼評新儒學

    衡量馬克思主義是否適用于中國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分析是否有闡釋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原有的傳統文化相比是否更適應民族發展的需要。

關于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實質的認識以及其對現代中國價值的評價，從滿清末年起，中國的知識分子就爭執不休，但總的來說，無非是兩意見：一種是以曾國藩，袁世凱、葉德輝和蔣介石為代表的道統派，固守儒家道統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大談“保種保教”，另一種是以孫中山、李大釗、魯迅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造反派”，追求民主與自由，力圖使中華民族在世界大勢中不處于被動，落后的地位。

兩種意見的斗爭是兩種尖銳對立的階級立場，是兩條截然相反的民族道路斗爭，兩種傾向在進入20世紀以來的百年中此消彼長，斗爭一直延續到實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從80年代中后期起，與青天白日旗一起龜縮在臺灣的“新儒家”，在種種神秘背景的支持下披著古代圣賢的裹尸布開始“反攻大陸”，最有代表的是深圳教書的蔣慶于1989年夏天這個多事之秋在臺灣《鵝湖》月刊170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大陸復興儒家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他在文中以偽仁似的口吻號召：“復興儒學是中國內地當前最大的問題，也是最迫切的問題，”該論者認為，由于“國人普遍否認儒家傳統”，讓民族生命無以安立，所以才出現以權謀私，貪污官倒。為使民族精神永在，必須反對“現代化”，把儒學作為永恒的“指導思想”，“讓亂臣賊子懼”。康曉光在2003年某期《戰略與管理》上更撰文明確提出各級黨校要開設儒教課程、各地成立儒教教堂等等一系列荒謬絕倫到可笑的建議。對于這一系列擺出公開與馬克思主義較量架式的議論，有的人反而為其叫好，或將其思想化整為零，包裝上迷人色彩在各種講壇上散布。

作為一名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以馬克思主義的戰斗精神用科學分析的說理對新儒家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駁斥。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大門如何被馬克思主義這把鑰匙開啟，必須首先透徹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形態。

中國古代史認識的要害是對封建社會的分析。對周秦以來至清的社會性質一般采用feudal society的譯名，即“封建社會”來判定。然而，這一譯詞容易產生而且已經產生了很多混亂，本文限于主題，不擬對此進行探討。

    本文使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使用的“宗法社會”一詞代替一般教科書中的“封建社會”一語。在中國，宗法社會（即封建社會）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級即封建領主制。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說”認為這一階段開始于周滅商后，即公元前1046年前后，西歐開始這個過程卻是公元五世紀。第二個階段為集權官僚制，秦統一天下后，在全國范圍內確立。譚嗣同云“二千年之政，秦政也。”

    集權官僚制階段的經濟，是以農業為主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歸國有、國家以均配土田方式將一部地分給農民占有又以賜田、祿田、勛田方式將一部分土地分歸官吏占有，允許土地占有權析分、私人的土地所有制是針對占有權而非所有權而言的經濟結構。所以，國家收取一部分絕對地租的權力，官僚地主階級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地主除經營少量土地（即雇工外），主要是以租讓土地使用權給佃農的方式收取剩余產品。此外，還存在一批自耕農，即只承擔對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的“稅”及其他義務，由此，形成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官僚地主和自耕農擁有土地占有權，以及無地佃農從地主，貴族和皇室手里租土地占有權這三層權利關系。這個制度規定了中國特有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這個生產方式以“家”為基本生產、生活單位，比領主下的農奴制有了極大進步，解決了勞動力投入積極性問題，形成了精耕細作的生產傳統，商業和手工業在“重農抑商”政策下，處于農業補充地位，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2]

集權官僚制下的政治，是以中央集權統制下的行政區劃和委任官吏治理為特征各級官吏只是代表皇帝行使權力區劃，而非其領地。在集權官僚政治中，官吏的任用，不是世襲，而是以薦舉、科學等方式先拔。雖然，選擇范圍仍在官僚地主階級內部，但畢竟有了尚賢和競爭的機制，比起同時代的歐洲是巨大的進步，集權官僚制是國與家相對獨立又內在統一的宗法制度，在集權官僚制下，宗法關系依 然是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內在根據。但僅在家族內部實行憲法，君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至高地位。

在歐洲，封建領主制的時間過長，只是在啟蒙運動學習中國的浪潮推動下在法國等國建立了為時很短且不穩定，不鞏固的集權官僚制，馬克思是這樣對其進行分析的：“中世紀貴族的，城市的和僧侶的領主特權都轉化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職能，這個統一的國家政權以領薪的國家公務員代替封建顯貴，把掌握在中世紀地主的門客仆從手中和市民團體手中的武器轉交給一支常備軍隊，以實行系統分工和等級分工的國家政權的計劃調節代替中世紀的互相沖突的勢力所造成的錯綜復雜的光怪陸離的無政府狀態”“由各社會集團的彼此關系產生出來的各個細小的個別的利益，同社會本身相分離并以國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獨立于社會而且與社會對主的利益，這種國家利益由擔任嚴格規定的等級分明的職務的國務祭司們管理”。 盡管馬克思講的是西歐的情況，但他揭示了集權官僚制的一般特點。

    上面分析了集權官僚的經濟基礎與政權結構，那么下面就要著重分析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意識形態。

官僚地主階級的階級意識成熟，以漢武帝獨尊儒術為標志，秦朝改亡，說明一味追求嚴刑峻法的法家學說，激化了階級予盾，難以長治久安，漢初崇尚的無為而治的道家學說，的利于恢復極度戰亂破壞后的生產，但不符合正常集權國家的小生產汪洋大海中覆行繁重階級統治與社會管理職能的要求，儒家“敬事而信，節用而受人，使民以時” 的執政方略，既明確了統治階級的內部的規則，也明確了如何正確對待被統治階級，儒家道統從此成為官僚地主階級的核心意識形態，因些，對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何晏、韓愈、朱熹、王陽等人物文本中的“天”、“仁”、“義”、“禮”、“心”、“理”等諸多范疇，不能只注意其抽象涵義，更要將其置于歷史進程中考察其具體指稱和實際作用。儒家道統是小農生產方式時代最發達的思想體系，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點。這里，筆者選擇一些與馬克思主義的相同、相似或運思方式有相通處的方面，予以分析、批判：

1、重實用、務力行。儒家有重實際，務實踐的傳統，盡管他們的實踐主要是道德實踐，但這樣的運思傳統對于理解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哲學革命無疑有莫大的幫助。顧炎武說：“命與仁，夫子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3]雖然有魏晉玄學、陽明心學等幾次風潮的沖擊，但主流儒學一直反對空談心性命理，專務實學。明末，吳桂森擬訂的東林書院會約，更將“篤力行以宗教”列入第一條，要求擯棄“談空說玄之弊”。當然，這種傳統也造成中國古代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學一直成為思想理論主流認真研究的對象，導致科學思維落后。

2、強烈的“入世”、從政、論政意識。儒門人強烈要求與社會接觸。東林黨人顧憲成認為：“自古未有關閉門戶獨自做成的圣賢，自古圣賢未有離群絕類孤立無與的學問”。自孔孟時代起，儒門之人就累累若喪家之犬奔走于權勢之門，力圖將自己主張付諸政治實踐，誠意正心修身的目的還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東林黨的另一位領袖高攀龍稱：“學者以天下為已任”。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下熏陶出的知識分子，讀到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和“批判的武器化為武器的批判”之類的論述，一定會感到異常自然而親切。當然，儒家道統政治是為集權專制統治者服務的。正如魯迅中肯地指出的：“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的。”[4]

3、中庸之道的方法論原則。中庸、中和是孔子心目中的“至德”，即在認識論上，“叩其兩端而竭焉”[5] ，在執政理念上“允執其中” [6]。現今，對中庸之道的評價應該謹慎，既不能低估其價值，也不能將其過分拔高。

    首先，要肯定中庸之道。它包含著對矛盾雙方從認識，包含樸素辯證法的因素。毛澤東在1939年寫給張聞天的信中，曾從質與量，左與“右”來評價“中庸”：

    “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已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7]

    然而，還特別需要有清醒認識的是，儒門只看到的矛盾的雙方，不懂得同一是相對的，斗爭是絕對的，斗爭是絕對的，新事物的發展動力在于矛盾雙方的斗爭。什么時候都要中道而行之，其實是拒絕新事物的平衡論、均衡論。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8]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孔子中庸之道的庸俗保守成份在朱熹的《中庸章句》里進一步發展。朱熹將“庸”解為“常”，而且解為“天下之定理”，成了反對社會進步的工具，中庸之道還是階級調和的說辭，孔子說：“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9]要人做沒血性、不敢恨、不敢追求幸福的窩囊廢。

4、突出本階級的總體性，要求個體服從總體。在儒家道統中，總體性的合理性和絕對性，被提到了至今無上的地位。以本階級的總體性來控制階級成員的個體性，個體意識只有服從總體意識，個體利益必須納入總體利益，并同時嚴格劃分等級，以此來適應極權主義政治。這就是新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儒家自律”實質。

固然，有儒家總體性思維習慣的人更易于接受“人類整體性（Totality）恢復”以及無產階級形成“統一的主體與客體”之類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特色的命題，然而儒家的總體性與馬克思主義有所不同。儒家滅人欲以“存”作為最高的單一主體的“天理”。在個體與類的斗爭中，個體為類付出的犧牲被社會強勢集團所年攫取。共產主義要求每個人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不希望任何一個人為了類而犧牲自由發展。沒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保證，總體性本身是很可疑的。

5、以民為本，為民做主。在孔門大師們的著作里，有很多關于“愛民”、“民貴”、“富民”這類的言論。集權官僚制時代不同于奴隸制與農奴制，它把“民”也視為類群的一部分，雖然是最底層的一部分。“民本”與“民主”不同。“民本”論所強調的，統治者要認清自己統治對象，并明確他們作為被統治者對自己統治的重要性，一方面，他可以為自己提供剩余產品，“水能載舟”；另一方面，又有可能起來造反，推翻其統治，“亦能覆舟”，權力主體根本不是人民。隨著，普通士人，市民對自由要求的增長，統治著常悍然撕去“民本”面具。明太祖曾公然將《孟子》中“民貴君輕”的言論進行刪改、禁毀。魏忠賢甚至干脆解散天下書院。

與官僚地主階級儒家道統相對應的，是小農的階級意識。所謂小農經濟，就是指由自耕農和佃農所構成的農民階級的個體經濟。小農在官僚地主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下。“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在中國的古代“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10]小農在面對官僚地主階級的壓迫時，只有起來反抗，“造反”是古代中國集權官僚地主階級對平民百姓不服從其統治的行為的專用語。在統治者看來，他們的權力是天命的體現。官牧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民不服官，下不服上，就是“反”。“造反”不符合儒家道統的“天理”，所以造反無理。

“造反”，必然威脅“穩定”，引起社會動亂。統治階級在既定社會秩序中才能獲取最大利益，他們鎮壓、反攻、倒算的“理”，就是現有的利益的集中體現。對于“造反”者來說，總是希圖用最小的犧牲來換取變革的目的。但沉重的壓迫使他們一無所有，無可犧牲，而聯合造反卻有無限大的收益預期。社會的危機的總爆發和統治秩序的總崩潰終于不可避免。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孔子的正名是在確立“君君臣臣”統治秩序。正如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分析一樣，官僚地主階級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全社會的一般利益，他們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的“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1]在干“居三月誅少正卯”、“平黃巾英雄首立功”、“擒田虎平方臘”直到用洋槍隊“剿發捻”這一系列罪惡活動時，顯得那么忠肝義膽，理直氣壯。被壓迫者在被誅殺時，還只能感慨身世，自嘆誤入不忠不孝的歧途。

毛澤東通過對中國歷史的深入研究后，發現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被農民階級理解掌握的秘密。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于是就斗爭，就有社會主義。”[12]

“造反有理”，是馬克思對歷史辯證法的深入研究所得出和必然結論。雖然在德語和歐洲其它語言中都沒有“造反”這個詞，但通觀馬克思的著作，這一思想卻是貫穿終始的。馬克思認為“以人為本”的價值目標，只能通過階級斗爭才能達到。從對人本質的規定到勞動人道主義，再到社會基本矛盾的規定和階級分析法，實際上就是要論證這么一個道理：勞動者是文明創造者，但在階級社會中，勞動者卻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起來反抗，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后，還應該不斷革命，防止“公仆變主人”的現象。這一系列思想，用漢語概括，就是“造反有理。”

當然，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農民也有自己的階級意識，今天我們應對其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

1、平均主義的分配觀。小農意識中的平均主義，其基礎就是均配土田所形成的個體小生產，在以個體為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下，人與人的勞動能力基本上是相等的，而且，土地占有權也基本上是以“丁”，即勞動力人數來均配的，農民的生產，又有相對的自主權，其生活水平，在一般情況下也是大體平均的。自張角的“太平道”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約兩千多年的時間內，每一次大起義都以“太平”為號召。“太平”，不僅是和平，更在于平均。黃巢自稱為“天補平均大將軍，”明確將平均作為旗幟，反對兼并掠奪。

小農的平均意識在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訓》中完成了其最高理論形態。“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予吞我并之念？”“一本散為萬殊，萬殊總為一本。”洪秀全曾禁毀四書，體現了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你死我活的殘酷性，更是對等級制的極度痛恨。小農的平均意識，使他們能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反壓迫、反剝削的理論，然而不可避免用小農平均主義來理解共產主義理想。太平天國沒被實現的理想卻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中國，以人民公社的名義推行。這種“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頭腦”[13]的舊意識指導下，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遭受了重大挫折。

2、勤儉持家，自私自利。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形成了自耕農和佃農基于土地占有權和使用權的“家經濟”。集權官僚制下，農民所應交納的稅和租是相對固定的，余者基本上是歸農民以家為單位的消費。農民無權也無力去制約官僚地主的消費，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自我約束消費和增加勞動力投入。與之相聯系的是安分守己和自私自利。一心一意地盤算自家眼前利益，對別人的利害，只要與自己無關，就不聞不問，這是小農自我保護的手段。

這樣的價值觀，一方面使中國的經濟只要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下，統治者注意向農民讓步就會出現所謂“盛世”；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小農的自私自利其實是在隱藏矛盾、積累矛盾，最終將導致矛盾總爆發。

官僚地主階級的階級意識與小農階級意識的矛盾，是中國古代社會主要矛盾在上層建筑領域的表現。當新儒家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口號下，鼓吹儒家道統的時候,他們忘記了中國文化是矛盾綜合體。把否定儒家的思想當作“民族虛無主義”時，其實是不懂得：如果輕視對儒家道統進行反叛的小農階級意識（如墨家）是更大的民族虛無主義。

在我們運用馬克思原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唯物的、辯證的分析時，我們深切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巨大闡釋力，更感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有深厚歷史感的支撐。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的大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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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馬恩選集》第2卷 第32頁

[2] 毛澤東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選集》 第588頁

[3] 《亭林詩文集》 《亭林文集 卷三 與友人論學書》四部叢刊本

[4] 魯迅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5] 論語. 子罕 第九 8

[6] 論語. 堯曰 二十 1

[7] 詳見 《毛澤東書信集》 第196頁

[8] 毛澤東 《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9] 論語. 泰伯 第八 10

[10] 毛澤東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588頁

[11] 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識形態》 《馬恩選集》第1卷 第98頁

[12] 毛澤東 《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13] 馬克思 《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馬恩選集》第1卷 第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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