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教育發展進程中的幾個拐點
                                                           

對比中外文化的發展歷程，就能發現除了中國人以外的幾乎所有的文明久遠的民族，歷史上無一不是把對人民進行教化的職能付之于宗教組織。而中國先人不但把教育的主角置于宗教氛圍的之外，甚至早早地形成了民間教育的傳統。我想強調一下，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這一特殊之處對于其后中國歷史的演變影響巨大，其中有所謂正面的影響（如形成了獨特的中國讀書人階層，又如，使得中國文化生出海納百川的包容特性），也有所謂負面的影響（如造成文化體系整體性的欠缺，教育與受教育雙方乃至整個民族都缺乏嚴格的思想信仰凝聚力和組織認同感）。但無論如何，我們中華民族的對于教育的這種獨特理解，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而且對世界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能使中國走上這一步的，我認為，是因為中國在公元前六世紀出了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沒有他的偉大實踐，中國古代教育將會向何處去真是無法設想。

先秦教育的勃興
周朝取代商朝以后，由天子統治中心體系開始有了教育功能，其規模和水平遠非孔子以后的時代可比，當時主持教育的官員叫“王官”，王官一方面是主持者，一方面也是教師，受教育的只是數量很少的貴族子弟。教育不僅不對窮人開放，就是有錢人，如果不是貴族出身，也只能被拒之門外。
孔子創立的“有教無類”教育思想在今人眼里看似平凡，但在文化遠未發達的古代，提出這條打破貴族階級壟斷教育的宗旨，實在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孔子作為一名貴族后裔能踏出這一步，也決非后人所能設想的那么簡單，沒有寬廣的胸懷和對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就根本作不到這一點。“讓一切愿意接受教育的人都受到教育”，隨即成為了中國兩千五百年來的基本教育思想。
孔子是在為官失意，勸誡君主施行“仁政”無功的情況下，在五十歲高齡以后才投身教育的，沒有其前半生的挫折和失意，他也認識不到全民教育對國家興亡的重要意義。當然囿于當時條件所限和手段所限，私人教育最發達的魯國并沒有從諸侯國中脫穎而出，但從現代各國的文明史來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與文明化程度，都與教育發達與否極富相關關系。
孔子主張的教育內容用現在的話來講是“通才教育”，即“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或者是如另一些人主張的，是詩，書，易，禮，樂，春秋。還有說是“四藝”的，即禮，樂，詩，書。
我體會孔子的通才教育的最中心思想是造就受教育者的“完美人格”，即培養受教育者成為“君子”。這種教育思想在當今知識數量極度膨脹，學科無比龐雜等諸條件共同制約之下，仍有借鑒意義，因為比起現代工具操作技能、應試技能和應聘技巧來講，人格教育常常被置于被忽視的地位上。

秦漢時教育事業的衰與興
如果說身為貴族的孔子開創的私人平民教育仍有些貴族遺風，使得教育事業集中于都城的話，那么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國和教育就徹底地實現了“平民化”。但不幸的是，這種“平民化”的實現過程，卻是一場全民族的大悲劇。在短短的十幾年的集權統治時間里，秦帝國中央政府實行了“焚詩書，坑術士”的政策，“六藝從此缺焉”（《史記——儒林外傳》）。私人講學在轉入地下的這段時間里，成了私相傳授的地下產業。師生只能口傳心授，不能留下文字見諸證據，以免招致殺身之禍，教育者不得不潛入民間和相對偏遠地區從事教學活動。
漢代秦后，由于廣大人民群眾對嚴厲的秦法深惡痛絕，黃老之術成了漢初的君民共識。道學的發達，使得經濟環境寬松，但國家集權程度的減弱使得軍費難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強度，造成取代道學的儒學的勃興，同時也就把儒學的鼻祖孔子的教育思想發揚光大了。
漢朝中央政府所推行的儒家教育與孔子時代的教育也有了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漢朝遼闊的疆域需要有大批的官員從受教育者中間選拔。于是以“太學”為中心的國家教學體系是以“文官培訓”為目的組建的，并設有“博士弟子”的制度（據《漢太學辟雍考》）。這種“官學化”的趨勢，把孔子時代的教育的學術性和獨立性修正了不少。私人講學的條件此時雖無法與官學相比，但私人教育的場所是遍布天下的。漢時的私人講學之見于零星其他史料，如徐子盛的“以（春秋）經授諸數百人”，（范睢《后漢書》卷二七，第944頁），楚王劉戊的私人教師申公退休后，在老家魯國開辦私人講堂，“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也（班固《漢書》卷八八，“儒林列傳”第3608頁）。

魏晉時代教育事業的倒退
魏晉南北朝時代，貴族把持國家政權，私人教育中的平民化趨勢受到扼制。貴族將教師引到宅門以內，對子弟進行“門第教育”。內容以“處世哲學”和“治家禮法”為主。教材也從儒學轉為莊老思想，貴族子弟在富貴之余尋求超脫途徑，形成玄學。這種避世情懷和養生怡情的貴族需求取代了士大夫經國濟民的天下情結，造成魏晉南北朝時政治家的旁鶩，天下也因此久久陷于戰亂，寫就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貴族教育的一個意外副產品是成就了一項偉大的藝術門類，中國書法從此開始成為受教育者的一項必修課程。衛夫人和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三代大書法家就此開了先河。
貴族教育的內容雖不具國家意義，但對維持貴族門閥制度、使受教育者在虛偽的官場淘取利祿卻很實用。王淮之和他的“青箱學”很能說明問題。王淮之的家族五代為官，他家有一條宗族傳統就是把所有朝儀瑣事都一一記錄在案，放在一個祖傳的青色箱子里，由于王家有此癖好又五世為官，令投機教育的人垂青，于是就用來教育學生，可稱是“為官秘訣”。這種教育思想的庸俗與實用主義在后世是再也沒有達到過。

隋唐時代佛學教育的有益借鑒
公元五世紀后，佛學在中國影響日深，在朝廷屢次更疊的情況下，竟然有過“沙門不敬王者”的歷史（慧遠《弘明集》）。在沖擊道學為精髓的門閥教育中，佛學教育與儒學教育成了同路人，常有儒人叩入山門為僧的例子。使得不少人成為儒釋兼通的大學者，他們的著作成為這段時期留給后人的有歷史價值的學術成果。
頻繁的戰亂雖然使教育倍受摧殘，但也形成了中國私人講學的一個傳統，那就是私人講學像寺院一樣從世俗中心的大城市轉向山林幽谷，教育的內容也遠較門閥教育更為深刻健康。盡管在社會地位上，私學出身的人遠不及受過門閥教育的人社會地位為高。
隋唐時，幾位有為君主致力強國富民，竭力克服形式主義的政治思潮和教育思想，才有了科舉取仕的進步。那些在門閥教育中學過黃老道學的人就派不上用場了。而私學的內容成了科考取仕的教材，私人講學一下子就發達起來。漸漸地教育中心又回到了大都市。而佛儒互融的局面仍舊沒有改變。
值得指出的是，佛教寺院里開辦的教育更具貧民性，因為許多貧困的學生在這里不用支付昂貴的學費，條件是必須努力學，學習成績也要好。因此在中國，明顯地推行“獎學金制度”也是從隋唐的寺院教育開始的，這是中國教育發展進程中一個值得大書一筆的地方。

宋代的書院教育
書院教育在中國教育歷史中影響歷久，其鼎力者是大思想家朱熹。他批判以往教育的弊端時說：“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學之所”。（朱熹《石鼓書院記》）意思是光找風景勝地建立華舍而學不到什么有用的東西，而且功利心太強。朱熹在限大程度上恢復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再次強調了人格教育。
朱熹時代的一件大事，是中國發明了印刷術。于是教材質量大大提高，教育成本也明顯降低。培養出一大批文人政客。北宋末年，宰相蔡京提出從地方教育中選擇優秀者保送到“中央大學”進一步深造，把地方書院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中來。這是這個以貪贓而著稱的政治家對中國教育健康發展所起的一個正面效應。
但是朱熹卻一直對科舉取仕造成對教育的傷害一直耿耿與懷，他希望書院應成為教育學生建立高尚人生觀的圣地，他說：“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朱熹《朱子大全》卷七四第16頁）
隋唐時代以科舉教育為標志已是對貴族門閥教育的一個否定，從而跨上了使教育徹底走向平民化、社會化的一個重要階梯，而宋代則更進一步從科舉教育向回歸育人教育方向邁出了一步，這就是我認為宋代教育是我國中古時代比唐代更為進步發達的一個理由，而朱熹無疑是這個進步時代過程中的一個最關鍵的人物。
在宋代，由于歷代皇帝恪守太祖皇帝立下的尊重文士的遺訓，遂使知識分子無論為官還是在野，都能盡情闡示自己的遠大抱負。社會上的知識分子也大量辦學，私人教育占社會教育的比重空前提高。但是理想化的教育體系終于無法獨立于社會體系之外，無法逃脫經濟法則的制約，這表現為在宋代后期，私人學院逐步向“官學化”移步，有的地方甚至完全變為由官府設立與管理，而教學內容也有向科舉應試教育方向靠攏的趨勢。

元明清時期教育思想的再次倒退
在元代，不甘成為“異族”奴仆的知識分子，以退隱為消極對抗的手段，因此書院的規模與社會作用也無法與宋代相比了。元朝政府為了加強對思想的統治，規定書院的院長——“山長”為一級行政官員，“受禮部付身”（即由政府委任，據紀昀《讀文獻通考》卷五十第324頁）。
終明一朝，歷代皇帝繼承朱元璋敵視書院貶辱文人的做法，對教育實行鉗制政策（即厲行“大浩”政策），始終把教育限制在為朝廷取仕服務的閾限內，中央的國子學到地方的州縣學的學生都由政府出資培養，教育的社會功能喪盡殆盡，成為一級行政機構。明中葉雖有王陽明在江南發展了“講學教育”，但在王陽明死后不久1537年和1538年（嘉靖十六年和十七年），朝廷兩次廢毀書院（理由是書院“倡邪學，廣收無賴”）。使民間教育大受摧殘。但最致命的一擊是張居正于1579年（萬歷七年）所實行的“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的政策，遂使教育事業遠遠達不到宋代曾經達到的高度，無論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只能在所謂教育活動中扭曲自己的靈魂，以適應黑暗政治體制的要求。直到明終，只有書院之名的“東林書院”，僅僅是在宦海中失意的政客發牢騷的場所了。那句有名的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之所以流傳久遠，不是因為它體現出什么教育思想，而是當政的官僚把它當成“東林黨”干預朝政的罪證而廣泛宣揚的結果。
清朝繼承明代衣缽，對書院實行官學化，使教育成為政治體制的附庸，教育成了八股文的制造場所，讀書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用于從事訓詁古代經典這類差事，直到晚清外來教育思潮的沖擊，才有所轉變。但教育體制的變遷，確確實實地傷害到了君主專制制度的精髓。在廢除科舉制度、興辦西式學校之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氣數也就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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