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五月初，連宋接連登陸，搞得熱鬧非凡，迎來送往的場面更是到了繁華不堪的地步。但是如果我們追問是什么力量促成了這樣的行程。那么我認為兩岸民眾合力推動的結果。從中便可以看到我剛才提到的觀點，在兩岸長久的紛爭中，過多的事件影響了我們的判斷，讓我們忽視了“人民群眾”這個決定性的因素。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對臺政策也是日益緩和。大陸方面在宣稱不放棄武力解放臺灣的同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發展與臺灣的經濟關系之上。剛好那也是臺灣政治的解凍時期，兩岸的經濟、文化聯系在中斷了幾十年之后，終于重新開始。從那個時候開始，不僅有國民黨老兵回鄉尋親認祖，兩岸的經濟聯系更是加速發展，臺資企業一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這樣的趨勢至今沒有改變，而大陸自身則在九十年代之后經歷著更為巨大的變化。九十年代與改革之初相比，最重要的變化體現在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的淡化。與之相對，社會氛圍的世俗化和信仰系統的庸俗化日益深入。這一時期兩岸關系因為經貿聯系的加強走向進一步緩和。最大的成果莫過于1992年在新加坡的汪辜會談，以及由此產生的“九二共識”。一時間，仿佛兩岸關系冰雪消融、甚至是和平統一指日可待。支撐著這一幻想的一大根據就是兩岸不斷發展的經濟關系。大致的想法就是通過兩岸的經濟融合，使臺灣不能與大陸相分離。如果進展順利的話，大陸在若干年之后在經濟上趕上臺灣的水平，那么統一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在這一想法的指導下，大陸方面以超國民待遇鼓勵臺資進入，所以才有今日幾十萬臺胞落戶大陸，臺灣每年從兩岸貿易中獲得百億美元的順差。
以市場換和平、以順差換統一的論調在上個世紀末達到最頂峰。但是1999年李登輝的兩國論；2000年主張臺獨的民進黨上臺執政，不僅僅是給這一論調破了冷水，更是為其敲響了喪鐘。揭示了以片面的經濟拉攏作為統戰手段的戰術是根本不能成功的。所謂片面的經濟拉攏是指以優惠的投資回報，拉攏臺灣的大中商人，而沒有顧及到臺灣一般的百姓。這是因為在大中商人獲益的同時，島內的經濟卻不一定受益。雖然臺灣從兩岸貿易中獲得巨額順差，但是這也引起了臺灣本地工人的失業和工資下降；甚至導致臺灣工業的空心化。
最為嚴重的后果是，由此產生的島內農民、工人等下層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對立。以及這樣的對立情緒被利用之后的后果。試想如果我是一個因企業投資轉向大陸而事業的工人，或是一個從未在投資中獲利、卻飽受市場低迷之苦的農民，在面對日益破敗的經濟狀況時，我憑什么要擁護導致我失業的大陸；憑什么要擁護導致島內經濟空心化的大陸呢？我只可能由此走到那些有產階級的對立面，進而可能走到大陸的對立面。或者可以這樣說，大陸的片面經濟拉攏，只可能拉攏到少數的有產階級，他們從中獲得利益之后，必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從而為保護既得利益不愿意參加到任何可能導致其利益受損的政治運動中來。既不會支持臺獨、也不敢觸怒大陸，只可能走中間路線。大陸付出了市場、收獲了逆差，最后只能贏得一小部分的騎墻派，不可不謂“得不償失”。這一小部分人恐怕在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之中都不會回臺灣投票，我們又怎么能夠指望他們左右臺灣的民意呢？簡言之，大陸拉攏了少數，自絕于多數；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更何況我們是不是真的統戰到那些臺商還不好說呢。不少臺商過來的時候身上就是有“任務”的。面對這樣亦商亦諜的角色，大陸這邊用調查偷漏稅的辦法嚇唬住了一大批，實在過份就法辦幾個。除了做間諜的，還有就是自己主張臺獨的，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奇美”的董事長許文龍了。好在他前幾天發表了一個“退休感言”，算是擺了陳水扁一道。不過立刻有人回擊，說許文龍只愛錢，不愛臺灣，開始制造窮富對立。就算我們的統戰成功到了極致，那么恐怕更麻煩。臺商都到大陸來了，那么要誰去投一中的票啊？
大陸方面的片面經濟拉攏的總破產是在去年的“三一九”。在大選之前，陳水扁幾乎因為陳由豪的政治獻金事件重蹈2000年宋楚瑜的覆轍，但是陳水扁鋌而走險、急中生“智”，用兩個子彈、一塊肚腩換來了群眾注意力的轉移和賺人眼淚的悲情。電光石火之間，大陸的苦心經營，在選民的悲情之下功虧一簣。而這也可以看作是不依靠群眾的總失敗。
反觀民進黨和陳水扁，他們十分注意調動群眾的能量。過去中共靠“階級斗爭”發動群眾，人家現在是“族群斗爭一抓就靈”。（李敖語）崛起于市井之間的陳水扁，最善于利用各大族群之間的矛盾對立，進而從中撈取好處。以臺灣“二二八”事件為例，幾十年后民進黨對這一事件念念不忘、耿耿于懷，前事不忘是假，借酒撒瘋才是真。民進黨等島內臺獨勢力不惜以歪曲事實為手段，徑自把“二二八”篡改為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屠殺和犯罪，進而給外省人扣上“原罪”的帽子。從而在兩大組群之間制造對立。這樣一來，民進黨陳水扁自然可以從占人口多數的本省人中獲得較多的選票。在這之中，臺灣南部農村更是被稱為陳水扁的“票倉”，南部重鎮高雄也被稱為“大本營”。
再讓我們回到連宋登陸的事情上來。連宋回去之后，陳水扁真的有點坐不住了。其中最讓她頭疼的一個問題就是部分農產品免稅出口大陸。現在的情勢很簡單，不管是連戰還是宋楚瑜，都與中共申明要推動臺灣農產品的出口。但是國民黨和親民黨都是在野黨，農產品免稅出口能否成功，最好還是要靠臺灣行政當局點頭。那么陳水扁就會面對兩難的局面。動用行政力量，實現農產品的出口，無異于給對手加分；拒絕實施或者遲于實施則麻煩更大，因為這會立刻被指為為了個人政治前途，斷了農民的財路，日后民進黨候選人還要參選什么“縣長”、“市長”甚至“總統”，心里必需要掂量掂量這個影響。
由是觀之，我認為連宋登陸的最大意義并不在于什么五十多年來兩岸正當首次接觸，而是在于中共近十年來首次將兩岸角力的主動權握在手中，大紅終于開始影響島內藍橙綠的關系。而真正可能進一步推動積極變化的力量，就是為數眾多的臺灣農民。因為面對可能的選票流失，陳水扁、李登輝之流一定會寢食難安。
雖然這樣的舉動意義重大，但是實在不算什么創新。而是我開篇就提到的“還事實以本來面目”。中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近代這樣一種“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逐鹿中原，并且最后勝出，靠的就是依靠群眾。而不是依靠資本家、依靠外國人。這一點需要牢記，就算北京開“財富論壇”，這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這也就決定了中共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上，決不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否則它將失去存在的基礎；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消滅敵人的殺手锏。而今天要做的，恐怕應該是多多地繼承遺產而不是馬不停蹄地“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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