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知道的大陸——讀《你不能不知道的臺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有感

筆者按： 驚聞臺灣的龍女士雄文大談臺灣之“民主自由”與“均富”，在此筆者也奉獻一篇拙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大陸——讀＜你不能不知道的臺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有感》，由于筆者文筆生澀，學養有限，本文將專注于以龍文之身還制龍文之道，通過事實與邏輯來概略性地、針對性地闡述我所認知的“民主自由”與“均富”——由于“民主自由”與“人權”往往密不可分，也順便提及“人權”。行文將以批駁、質疑龍文為主線。筆者的文字將著以藍色，引用的龍文將著以紅色以便于讀者參閱和突出龍文的自相矛盾。

2005.05.25　 中國時報
你不能不知道的臺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龍應臺

◎「紅燈記」在臺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里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斗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于跨越臺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臺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臺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到底何謂“民主自由“？，按理應“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可是這里卻“通關審議一波三折“，請龍女士回答我！更進一步，某些臺灣企業想投資大陸卻被臺灣當局禁止，這又是何種”民主自由“？也請龍女士回答我！再進一步，不久前美國限制１２國留學生使用某些實驗設備，這是否是美國特色的”民主自由“呢？再請龍女士回答我！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數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后面隱藏著什么樣的現實？

    臺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系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臺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準。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臺灣不太了解，為了『體貼』我們，把臺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么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臺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臺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臺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臺灣人，不可以用臺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里，來這樣一出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筆者以為，“民主自由“的一個基本內涵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如果如此對待不同意見，那么筆者既懷疑臺灣某些民主人士對“民主自由”的理解，更為如此”民主自由“忍俊不禁。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后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里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沖著他說，「我不知道臺灣政府是干什么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盡管龍女士在此只是敘述個案，但為了展示給讀者更全面的事實，筆者也有必要指出/提醒，（中國）共產黨把多少家人從惡霸劣紳、豪強土匪的壓榨甚至殺戮下解放出來，更不用說（與其它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眾志成城）共同使整個民族真正從極端的（尤其是精神的）疲弊與自卑中振作起來。

    然后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涌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后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里，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臺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臺灣的質變。

既然龍女士提到臺灣的質變，筆者也有必要略述幾件事實以便讀者領會些許大陸百多年來的質變：其一，從中共早期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優待俘虜等建軍原則及民主集中原則，到贏得政權后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的決定力量、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等制度及/或觀念已深入人心。其二，筆者的大多數直接與間接經驗都表明，今天的大陸人民既是凜然不可侵犯的人民，同時又是最具開放性與包容度、最謙恭有禮的人民。其三，大陸人民相對而言在對自我及世界的認知上，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謙遜好學，洋為中用、古為中用（當然，某些人在某些時期曾經或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但這只是局部的階段性的支流/逆流，一定意義上就象臺灣「進化」的不完全）。

    不，我們并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布，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臺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里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圣，領袖英明，知識分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斗，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于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里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范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里，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我想龍女士的所謂“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應是有所隱喻的，如果對象是大陸或涵蓋大陸，那么請先了解背景：偉人銅像是誰人所立？為何而立？自愿還是被迫？我們局中人如何看待？另外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的”時代是大陸的教育事業惠及人民最多、最有成效的時代（或至少是之一）。——今天，如果全民投票的話，那么人民還可能會選擇在校門口鑄起那位偉人的銅像——同時，我所受到的教育是：不應盲目崇拜偉人——人民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決定力量，而應發揚偉人們追求并實踐「大敘述」的精神。請試著想一想，如果一個曾長期輝煌于世的民族卻在百多年來為列強所肆意宰割、凌辱，而彼時有人主張“曲線救國”，有人各懷鬼胎同室操戈，內無法懲國賊、外無力爭國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五千年文明古國斯文掃地、顏面盡失，值此生死存亡之際我們民族出現了一群杰出人物，他們以堅忍意志和超群膽識，篳路藍縷、百折不撓，重新喚醒百年睡獅并最終使其傲立于東方。這個民族怎能不由衷地崇拜他們？更進一步，他們何以創建如此驚天泣地之偉業？「大敘述」使然也！沒有「大敘述」，弱者如何戰勝強敵？戰場上如是，經濟、科技及文化等領域亦然。實際上，我們所認知的「大敘述」并沒有否認／排斥合情合理的「小敘述」，只是由于「進化」的不完全，歷史性地、慣性地出現了不少偏差。而如果龍女士沒有忽視５．８事件及其后中國的反美怒潮，那么應能夠理解：其一，（即使）我們想要「小敘述」， “民主自由”的美國也不愿施舍；其二，雖然「小敘述」在該文中那么令人神往，可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無法拋棄「大敘述」而專寵「小敘述」。其三，如果縱容美國的「小敘述」，那么就必然會損害全人類的「大敘述」。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任何組織。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臺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沖出高筑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后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后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對臺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么「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臺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并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臺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么，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場，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后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游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臺詞，然后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沖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制造沖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臺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愈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于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么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范，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在此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恰恰是“受母體社會”的“法治所規范”的、“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的“當時的日本”，剛犯下了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潰散到臺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臺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于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么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臺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臺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于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么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并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游。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強大，以什么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象里，臺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腳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于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臺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臺灣，都是少數；占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臺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它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于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今天的大陸人，“和世界上任何其它人一樣，同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我們曾質疑過、嘲笑過、拋棄過“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線的崇高大敘述“，可是兜了幾十年的一個圈子之后，我們幾乎重又喪失尊嚴與力量，幾乎再次陷入被人宰割之境地，我們開始反思、逐漸醒悟：對于我們這些一時處于劣勢的后發國家/民族而言，“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線的崇高大敘述”是不可或缺的！更是我們的制勝法寶！我們也“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可是我們今天明白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總是有限度的，要實現后二者對于年輕的共和國而言也任重而道遠——我們不妨參考當今的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淵源，特別是限制越來越多、自由越來越少的今天的美國。

    這樣的臺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么？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臺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臺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臺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臺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于、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臺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了解臺灣人，那么臺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臺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里。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里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游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準，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后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網絡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里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計算機的臺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我一直在尋思，臺灣當局百般阻撓臺灣與大陸的經濟技術甚至人員交流，新華社駐臺辦事處受到打壓等等眾多事宜，請問龍女士，該如何解釋？如果我再指出一個事實，即某些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公開歧視、限制大陸員工，不知龍女士等臺灣“民主”人士會故作不知呢（如果真不知無可指摘）還是會立即大聲疾呼“民主自由”與人權呢？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后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于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么特別關系；有特別關系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于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占據太多的時間。

    臺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里；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臺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臺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臺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里。

海峽兩岸，哪里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沖？哪里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于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上述大多數方面確實說到了今天大陸的實處與痛處，然而，上述諸方面都曾幫助中共找到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中共自成立以來孜孜以求的目標，今天為何如此？要知答案，請龍女士最好親自了解去一些大陸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憲法以及建國前后的全方位的歷史——建議包括當時的世界史。只是今天這一制度還需要太多完善，不妨對比作為“燈塔”的美國在所謂“進步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我們有理由給我們的政府更多時間——盡管我們還有很多弊病與抱怨。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國際關系」和「圖書信息」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臺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里，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臺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里，連戰被視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復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臺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里，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臺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致深思的作品，懂臺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談臺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臺灣的成就來自于經濟發展之后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贊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于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里頭對于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 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厘清「臺灣意識」不等于臺獨，一是，臺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臺灣十六年當中，臺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臺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于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愿意為之奮斗、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基本的結論：由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來看，所謂“自由民主與均富”等“臺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卻恰恰是某些臺灣人踐踏得最多的兩個方面。我們已從美式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幻夢中醒來，而龍女士所代表的人等似乎還沉湎于美式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太虛幻境中怡然自得。毫無疑問，我們大陸必須解決文中指出的那些弊病與頑疾，但它們的解決將植根于真正進步的不僅適用于大陸人民，而且適用于全人類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理念。這一理念將開啟人類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歷史新紀元：每一個民族/種族、每一種文化及/或宗教信仰、每一種社會制度/模式、每一個個體及/或組織都得到合乎理性與實際的尊重，即除非威脅到他人的合理、合法的安全與利益，上述主體之安全與利益不應受到威脅與剝奪而應得到尊重與維護。

可以說，連、宋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卻進一步讓我們看到了某些“民主自由”與“均富 ”的虛偽與日趨沒落。

公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公元二○○五年／五月卅一日／北京

注：任何理念的最終檢驗，都必須是實踐（事實），因此，筆者本文中專注于基于事實而非主觀臆想。但個人識見畢竟非常有限甚至失之偏頗，在此權且作為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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