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同第二類，因為秦至于清的“封建社會”從文化、體制和經濟特點都完善而且具備典型性，現代中國是它的延續，也密切地影響著現代中國。
歐洲中世紀型的“封建”和中國的封建社會有很大的不同。梁啟超在《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一文中寫到∶其一，自羅馬帝國崩潰以后列國處在分裂狀態，而中國自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后，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就可以說是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其二，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卻沒有。孔子、墨子等圣哲，都提倡平等之義，孔譏世卿，墨明尚賢。由于儒學的影響，實際上中國歷代階級的界限是模糊的，因為是可變的。
至于西周的體制，既然孔子、墨子等圣哲求而不可得，和秦至于清的“封建社會”已經大不相同了。
筆者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體現為：它的經濟基礎是完備的“小農經濟”。而建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則是等級森嚴的官本位。封建意識則表現為“牧”，即官僚對平民的治理，這個“牧”雖然有“王”與“霸”之別，但是把民眾相類于牛、羊看待卻也是相同的。以此角度討論封建主義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希望得到交流和指正。
一)戴著鐐銬的舞蹈。
廣闊而又封閉的生態環境為中國確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小農經濟是其必然的產物，也為中國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牢固的基礎。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它的經濟基礎如此吻合，以至于封建體系具有了超穩定的特征，甚至維持了三千年依然風韻猶存。正是這一完善的封建體系維持了龐大的中國，也正因之緊錮了近代中國。
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明清時期相當程度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孕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18世紀中國江南的經濟和當時的英國旗鼓相當，它們符合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兩者同樣是“斯密型動力”之下的經濟。但是在中國，人們并沒有看到亞當•斯密的“理性經濟人”在市場環境下促進了經濟發展。
與之對照的是，18世紀英國的經濟顯示了前工業社會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成倍提高，新的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后者逐步獨立于農業，成為小城鎮大規模成長的基礎，并引起了一系列人口行為的變化。當科學革命條件形成，英國工業革命為本國帶來經濟的飛躍，也為人類形成了爆發性的影響。
為什么明清之際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的演變與英國經濟的發展大相徑庭？
問題的回答只能從制度和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說，當英國打破封建的壁壘時，中國還維持著皇恩浩蕩。封建體制的約束是中國事倍功半、甚至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航海家鄭和與哥侖布加以比較：
1、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在1405年，哥侖布第一次西航在1492年，鄭和早87年；即使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也在1433年，比哥侖布第一次西航早59年；
2，當鄭和之時是明成祖朱棣執政，中國人口約有七八千萬，版圖含除新疆、西藏以外的現代中國，附庸國含朝鮮、安南、緬甸等國。而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人口不過百萬左右的小國；
3、鄭和的船隊含船只100――200艘。單艘船，大者長44丈、寬18丈，九桅；中型船長37丈、寬15丈，二三桅各等；將士27500余人，配備正副使，陰陽官、醫官、軍力、買辦等。《鄭和航海圖》標明了航線經過亞非各國約300多個，最遠至東非曼八撒灣（肯尼亞的蒙巴達薩）。
而哥侖布，他第一次西航，只有三條帆船和1000多名船員。第二次西航，才有17艘帆船。第四次西航，更是遭遇叛亂和暴風雨，缺衣少食，狼狽不堪。
鄭和擁有實力比哥侖布優越十倍，可是，哥侖布的成就十倍于鄭和：
哥侖布第一次西航發現了瓜拉哈尼島；第二次西航在多米厄加北部海岸建立了第一個歐洲人的城市伊薩貝拉，發現了牙買加；第三次西航，發現了特立尼達，登上南美大陸；第四次西航，發現了提尼克島。哥侖布的發現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而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獲僅限于把中國的政治影響擴展到東南亞和南亞，使舊港和馬六甲成為藩屬，孟加拉成為盟邦，錫蘭島在中國遙控之下，印度洋上諸海港和東非的忽魯謨斯、木骨刺遣使朝貢。在經濟上卻是得不償失，皇室得到了可供享樂的珍寶和特產，國家喪失了“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
為什么鄭和不能獲得哥侖布開辟新大陸的巨大成果呢？答案仍然還是封建體制的約束。明朝廷是個不思進取的政權。鄭和的壯舉不僅僅沒有帶來中國國勢的跨越，反而因為續后的海禁鎖國逐漸陷入腐朽。黑格爾在《歷史哲學》這樣說道：“中國是個沒有時間向度的國家。”這個沒有時間向度的國家終于成了一個徒有其表的瓷花瓶。
封建體系對近代中國的緊錮是殘酷的。中國的封建經濟是戴著鐐銬的舞蹈。鐐銬的雙環就是小農經濟和封建專制，鐐銬銬住的是農民的自由和人權。小農經濟把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封建專制剝奪了勞動者做為人的基本權力。于是社會也就失去了智慧的發揮和創造的輝煌，失去了冒險得到的驚喜和拼搏帶來的利益。整個社會如死水一潭。
二)“繼續革命”論與“改革開放”說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一場以人民的解放為目的的大革命。這一場革命的性質是結束三千年的封建制度，或者僅僅是皇朝的更替。這是毛澤東和那一代先賢們格外關心的問題。毛澤東洞察歷史，從中國的封建史中，他看到了小農經濟和封建意識形態是中國發展的桎梏。所以，掌握政權之后，他就堅定不移地開始了改革。
從土地革命、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正是對破小農經濟之后的立新。毛澤東為什么對“三自一包”那么敏感，只能說他意識到破小農經濟之難而不容任何猶豫。他的大躍進、總路線，甚至“一平二調”，無論客觀效果如何，都是沖著小農經濟而來。
在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反封建的堅定性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和黃炎培的談話――著名的“延安對”是這種關心的表現。一九四四年，毛主席還親筆致信郭沫若贊《甲申三百年祭》，把它作為延安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在他掌握政權之后又發動了不間斷的運動，甚至在退居二線后重新出山，發起了全民族的總動員――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觸及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全面性的運動，被認為是“觸及人們靈魂”的“深刻的”革命。毛澤東失望于那些很可能成為新皇朝統治者的官僚主義者們。文革前夕，毛澤東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可能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障礙不是過去的資產階級殘余，而是現在的官僚主義者。1965年毛澤東指出，“官僚主義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他們正變成為“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把此類人認定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包含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的“繼續革命”論中。這一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發展，是對中國歷史深刻的理解，它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華――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準確判斷和指導。當我們今天面對社會現實，重讀毛澤東的言論，能不感到震撼。
毛澤東的探索表現為兩個“大躍進”：經濟上的“總路線”；意識形態上的“文革”。這是兩個勇敢又有些冒險的措施，如果成功了，中國將與封建體系決裂，將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從現在看這兩個“大躍進”并不完滿。“總路線”的產物“人民公社”并沒有以大生產的方式改變小農經濟，反而如同“畫地為牢”成為農業發展的桎梏；文革也沒有觸動官僚制度，反而引發精英主義的抬頭。但是毛澤東的實踐為后人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珍惜毛澤東的經驗――這是任何實驗室無法重復，任何理論無法推導的。它是10億人民的實踐；是中國工農階級為爭取和完善自身的自由和人權所作的一次嘗試；是中國人民為擺脫封建主義的羈絆，邁開大步走上社會主義坦途的一次努力。
鄧小平的成功就在于總結了毛澤東的經驗，繼續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尋求自身的解放，結束了和糾正了兩個“大躍進”的不完滿。
鄧小平做了二件事：其一，實行了農業的改革，打破了因為“人民公社”的固化面形成的畫地為牢；其二、支持和領導了理論界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用這個標準來評價歷史，倡導撥亂反正的。
毛澤東指出“不破不立。”中國的現代建設，有對舊制度、舊體制、舊觀念的批判，但重點是要開辟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構建社會主義新制度和新體制。鄧小平的成功就在于“立”字上。
鄧小平清楚中國革命的目的，“就我們國內來說，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鄧小平文選》第２卷，第２３４頁）。在中國，把傳統社會(封建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實現這一偉大的目的的理論就是“實事求是”，典型地表現為“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不要爭論“姓資還是姓社”等觀點。“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際上演繹成為一整套指導人民群眾創造中國新歷史的思維方式。
在“實事求是” 思維方式的指導下，中國農民創造了“包產到戶”和“大包干”的生產關系形式，農業生產奇跡般地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被解放的農民創造了歷史的鮮活過程。這一過程并非倒退，而是遵循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腳踏實地走出小農經濟，依靠市場化的運作建立大農業。“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指導著中國的現代化的實踐，并且展現了輝煌的成就。
鄧小平總結和提升了他指導下的人民的實踐，改變了人民群眾受制于教條主義的唯心史觀，恢復和發展了馬克思關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理論。在面對“小農經濟”和“封建意識形態”兩個基本問題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一致的，他們的哲學理論和指導思想也是一致的，差別只在于所處階段的不同和遇到的問題不同。毛澤東諄諄告戒，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鄧小平充滿深情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們所反對的，也是力求克服的就是官僚政客的復辟。推翻封建皇朝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封建主義產生的環境和土壤沒有得到改造之前，新官僚政客對社會的挑戰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是“繼續革命”理論產生和必須堅持的理由，“改革開放”也是“繼續革命”的繼續。
三)反封建之路
反封建是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可謂屢戰屢敗，卻也屢敗屢戰。探求其中的原因，前期即有封建勢力的反抗，也有外部環境的影響；后期則主要的是因為社會上彌漫著教條主義的情緒，抓住了莫須有的資本主義卻放過了老辣的封建主義。封建主義得以在中國橫行，有其客觀的因素，也說明中國人反封建的難度。
中國近代第一次反封建的啟蒙運動發生在甲午戰敗后。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是代表人物。這個運動從戊戌變法延伸至辛亥革命。它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封建意識形態。鼓吹自由和人權；提倡科學，反對迷信；創立報刊，建立新的文化教育體系；實行法治和民主。
第二次反封建的啟蒙運動即“五四”運動及其延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是代表人物。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追求的是兩個目標：保障思想自由；保障思想、文化、學術不斷的自我更新。為達此目的，要建立現代教育和研究體系，其核心是建立以學校獨立、學術自由為基本原則的現代大學制度。
但是，此時的封建勢力控制著政權。兩次反封建的啟蒙運動，先敗于袁世凱政府；再敗于推行“黨化”和“三民主義教育”的國民黨獨裁。
第三次反封建的啟蒙運動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教育及其后的文革。中國革命的成功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啟開了大門。但是，當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仍然感受到封建勢力的重壓。問題何在？筆者以為其中的關鍵在于教條主義的誤導，繼續革命的口號雖然是針對“封、資、修”，但是主要的斗爭方向其實是“資”(“修“也是“資”)，而真正影響中國發展的封建主義并沒有得到強有力的批判。
教條主義之誤在于，將西方的經驗生搬硬套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而無視現代中國是五千年中國之延續，無視五千年中國的發展所形成的傳統和西方世界有多方面的差異。分析近代中國，中國的民主革命和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存在實質上的不同，表現在三個方面：
1、雖然都是以推翻封建專制為起點，但是中國面對的是完善的、極具生命力的皇朝，政權高度統一，專制體制成龍配套；相比之下，西方的封建體制顯然要脆弱得多，是一個松散的諸侯專制體系，只要巴士底獄的幾聲炮響就可以把路易十五送上斷頭臺。
2、、西方文明的主體是基督教，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平等、博愛的平民主義思想的宗教，其先行者只花數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文藝復興式的啟蒙；而中國的儒家國家主義則如此完美。封建意識已經成為民眾的文化。參與革命的絕大多數人其實本身就是農民，很多人的理想仍然只是他的“一畝三分地”，建立一個新皇朝已經成為習慣。
3、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在不受外來干預，而且是在同一文明體制內互相競爭、互相促進中完成；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則要倍受外來干預，一著不慎，就將國破家亡。中國的志士們在進行國家革命的同時，卻要常常放下自己的斗爭服從于國家的救亡。實際上，中國并沒有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階段。
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到：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事實上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并不容易，它決定了某個特定時期社會發展的方向。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摧毀盤根錯節的封建主義之上，還是建立在摧毀概念化的資本主義之上。這不僅僅只是口號問題，更重要的是實踐。例如，社會無法運用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完成對封建專制的批判，反而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理念予以摧殘；封建主義者成了社會主義者的盟友甚至是領導者。于是出現很有意思的情況：以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追求的社會，卻倍受帝國主義國家的不“自由”、無“人權”的誹謗；封建主義在文革這樣的大民主運動中受到民眾的朝拜，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大行其道。
分析社會可以看到，現代中國處于一種混合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者皆備。廣大民眾和一些優秀的共產黨人聚集在胡、溫體制“以人為本”的旗幟下，奮發圖強；一些官員則把人民的權力據為己有，貪贓枉法，更普遍的則是進行權力尋租；另外一些所謂的自由派精英，卻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抄襲一些“金科玉律”，在權力的庇護下熱衷于建設血腥的資本主義初級社會。
封建主義的產物――權力尋租：
封建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存在體現為官本位，人民權力的賦于體現為官本位，它為公權私用提供了條件，使一部分人享有特權而成為權貴一族。
××省國資委有一個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意見（試行）在今年出臺實施，據此，經省國資委任命的企業董事長等的年薪收入由基本年薪、效益薪酬和福利津貼三部分構成，其中基本年薪最高12萬元，三部分合一，數目可觀。 “這樣一來，‘政府官員不愿到企業，企業管理者呆不住’的現象將有效遏制。。。”上述意見的起草人如是說。對此，直接受益者的看法如何？受訪企業的有關負責人匿名發表了具有共性的觀點：“現在是試行，是個好開端。”一位廳級干部的董事長說：“公務員隊伍還有些意見，認為高了，但是真正讓他們到企業任職，恐怕沒人愿意過來！”，“現在××廳級企業負責人年工資在5萬元左右，即使拔高也與其實際承擔責任不對等，拔高后三類企業副職年基本薪酬5.6萬元，有吸引力嗎？”，“如果撇開其他單純從價值取向上選擇，沒有廳局長愿意到企業來！”
這個問題的要害在于：特權----是否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企業的負責人。如果只是局限于“廳局長”類的公務員隊伍，上述薪酬是否有吸引力，可真說不清。特權使一部分勞動力成為稀缺商品。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董事長對被分流（變相下崗）掃馬路的老工人說，每月給你五百元工資是很不錯的，如果用這個條件到大街上招工，可是要排長隊的。
老工人回答：是嗎？如果用年薪5萬元上大街上招個董事長，可也是要排長隊的。（說明，該董事長當年年薪76萬元，是職工平均年收入的近30倍）。
一個剛從部隊轉業的車間支書對他的朋友說，上級組織要求我們對工人黨員講解“以廠為家”、“無私奉獻”，大家問：“為什么董事長就不能‘以廠為家’、‘無私奉獻’，他的年薪是我們的30倍，如何解釋？”
國企的癥結在于領導層，領導層的問題在于用人制度上的官本位，即非市場化、特權化。國企領導層的權貴化產生的負面作用是綜合性的。事實上，上述現象極為普遍，正在逐步合法化。
官本位形成“權貴”階層之后，對社會的危害是觸目驚心的。據報道，目前逃往國外或者失蹤的官員人數已經達到數千人。巻走貪污的公款高達130億人民幣。一位反腐敗專家說：這是一場“權力者對權力者之間的斗爭，腐敗分子手中有權，有一幫人，有雄厚的勢力，有豐富的官場經驗，有牢固的關系網，他們可以用權力對抗權力。劫公權以謀私，扼國運而張揚。腐敗者之猖狂，今日為盛。
這只是“官本位”危害表現出的較為極端的一面。一位名為何清漣的女士寫于美國的一篇文章：“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個繼續撈錢的方便場所而已。。。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么中國精英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投”了什幺樣的“票”。這一“政治退出機制”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幾乎可以用近年來在海外定居的中國大陸人的數量與資本外逃數額作為衡量指標。。。。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
植根于封建主義的官本位對現代中國經濟、社會的危害可見一斑。
自由經濟的產物――放火燒荒：
2004年北京的國際汽車展，一位27歲的年輕人以92萬美元的高價買走了世界頂級賽車邁巴赫62。這一價錢相當于一名普通工人1200年的工資總額。在中國市面上800多萬元一輛的豪華轎車賓利供不應求，令美國、日本的富人們愧煞。有人總說國人有“仇富心理”，中國的富豪是否富得太容易了？他們是如何暴富的？他們的富值得社會的承認嗎？
有朋友告訴筆者一些真實的故事：
1）有一個中型國企花錢培養了一個工商管理碩士，希望能夠為企業帶來新的觀念。該碩士畢業了，擔任屬下一個單位的領導，也確實別有風格，上任伊始逢人便罵，好象到處都是大糞。一些人被迫選擇了離去，于是該碩士看到了火候，發出文件讓“40、50”們廠退。因為這是一個機加工單位，職工多是技術工人，大家都抱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心態離開了。一場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的放火燒荒式的“改革”就這樣結束了。說它是“放火燒荒”式是因為這個單位從此一蹶不振，只能掛靠于其他單位。至于那些廠退的職工，只要不鬧事，誰管他呢。
2）另一個中型國企在前幾任的“改革”中毫無成就，反而在整個工藝和設備上遠遠落后于現代技術，處于技術報廢的狀態。一個40左右的本科生臨危受命。這位“領導”果然雷厲風行，他在廠里走動，只要看到年紀比他大的職工，他就質問：“你年紀這么大了，怎么還不廠退？”于是，這個企業削腫20%，廠領導們也開始拿年薪了。不過，這個企業幾年后還是借債發薪。
3)碩士“改革家”后來高升了。我的朋友聽到了他的一次慷慨的演講，他認為現代社會，20%的人創造了80%的財富，而80%的人創造的只是20%的財富。。。云云。沒過多久，企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所有的“領導”都得到了高于職工收入10－100多倍的年薪。本來還有更加深刻的“改革”――出賣企業， “40、50”們都感到兇險迫近，后來好象又靜了下來。有的說是分贓不均――收購方不能答應保留原有“領導”的即得利益――年薪。
上述三例并非特例，它們存在的一個工業城市的大部分國企都垮了，這兩個企業的狀況多少還令人羨慕。
偶然看到了一個帖子，有個導游小姐講了一個笑話：中、美、日三國朋友在海上遭遇風暴，需要減輕輪船的負荷。美國人把貴重物品扔進大海，并且說：“美國有的是錢，扔掉這些物品不算什么。”日本人把電腦、電視機、數碼相機把進大海，并且說：“日本有的是電子產品，扔掉這些東西不算什么。”中國的上等人把幾個普通中國人扔進大海，并且說：“中國有的是人，扔掉這些人不算什么。”
看后，感覺的是一種痛苦。這個笑話形象而又不免夸張地描述了中國權貴視民如草芥的特性，也反映了得不到任何庇護的民眾的悲慘處境。這些放火燒荒式的“改革”是屬于資本主義或是封建主義范疇？“人”與“物”概念的區別，可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界限。
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用以描述上述兩種情況倒也恰當，但是筆者以為這是一個混亂的概念。資本主義是自由市場的產物，它產生的前提是反封建，而封建制度才是產生權貴并且以權貴為其存在的支柱，二者何以混合？
“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表達了處于大變革時期的中國社會及經濟依然遺留著封建主義的特點：一切都依附于特權(不受人民約束的權力)。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離開特權寸步難行；毫無權力的、走向市場的農民甚至無法得到最低廉的勞動報酬，也就是說封建特權嚴重地阻礙著“小農經濟”消亡的進程。特權迫使社會的變革沿著它自有的路徑發展，當然它遵循的不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權貴資本主義”只能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官僚資本”或封建王朝末期的“土地兼并”相類，甚至不能與洋務運動中的官商等同。因為前三者共有的特點就是對社會無限制的、貪婪的掠奪。這種掠奪憑籍的是頹廢時期的封建權力――一種基本上不受約束的權力。這種以“權貴”為工具的掠奪是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因為它缺乏資本主義的競爭、進步和發展。它是極腐朽的一種模式，對社會有致命的腐蝕性。事實告訴我們的正是如此，無論曾經有過的歷史，或者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
四)反封建之路何修遠。
鄧小平指出，做任何事，都應該實事求是；他又說，實事求是，在當今的中國，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綜合國力的增強，作為是否實事求是的判斷依據，作為工作是非成敗的標準；他還說，不爭論，不意味著沒有是非標準，不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意味著可以胡作非為。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打開了大門。但是，如同文革中發生的現象，封建主義的幽靈也趁機而出，甚至做大。封建主義的頑強能不令人驚訝。中國人民反封建、爭民主、求發展的歷程多么艱難。
中國近代史上有過3次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1901年到1910年，“庚事國難”之后，清廷實行“新政”，民族工商業年均15%的速度成長。財政收入翻2倍；1912—1919年，中華民國建立后的北洋政府時期，工礦企業新增資本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辛亥革命前50年投資的總和。紗錠總數增加了2倍多，面粉產量增加了3倍多；1927—1937年，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的十年。國民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8%—9%。
但是以上三次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沒能改革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晚清、北洋軍閥、國民黨三個政權因腐敗相繼敗亡。可見，只依靠經濟的發展，并不能帶動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和轉型，也不能走上社會現代化的道路，更不能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前車之復，后車之鑒。要保持現代中國高速、可持續的發展，堅決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解放社會生產力，建立民主制度是必由之路。
作者：壺公評論 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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