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論爭與中國科技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

（《夢之壩》節選）

劉繼明

一

　　1987年11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這是三峽工程論爭由高層和專家圈向社會擴散并產生更廣泛影響的一個標志。該書由田方、林發棠、凌純錫任主編，將全國政協委員在水電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第三次和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以及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匯集而成，堪稱“反上派”的一個權威性文集。

　　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科學家周培源為該書作了序，.周的序言標題為《從總體戰略上論證三峽工程》。其中寫道：

　　“我們堅決擁護黨中央與國務院對三峽工程要重新進行論證的英明決定。但論證的主題不應是就三峽論三峽，單獨論證三峽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壩高185米的問題，而應是論證先開發支流或其它優選方案，還是先建三峽工程，以及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等宏觀決策問題。……比較現實而又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做法是，應先把長江各支流的水電站逐步建設起來。這樣，可以滿足實現翻兩番的要求，也為將來三峽上馬創造條件。經過幾十年后，國家經濟實力定會大大加強，科技水平也將大大提高，世界和平更有可靠的保證。那時再建三峽大壩，就比較容易了。”

　　據主編之一的田方回憶，該書出版時曾遇到了不小的周折：“正當第一本書行將問世之時，我們作為書的編者，尚未見到樣書，主管部門的某領導卻首先拿到了。消息傳來，說有關領導不滿意我們出這本書，不同意公開發行這本書。我們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場出發，理直氣壯地進行申辯。我們從三個方面說明：一，為了有利于三峽工程的全面論證，避免失之偏頗，將不贊成早上快上的論述匯編成書，公諸于世，完全符合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精神；二，本書已經編集了40多位專家學者的論文，和周培源教授的序言；已有國內外20多家報刊發了書訊；新華書店發出征訂后，已有根多訂戶預訂此書。公開發行已既成事實；”三，如果中途夭折，突然停止公開發行，不僅難于向40多位專家學者和廣大訂戶做出交代；甚至使大家對黨的十三大關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精神產生疑慮，其后果是很不好的。經過一番申辯，第一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總算于1987年11月與廣大讀者見面了。”

　　《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出版以后，“反響之熱烈，確實異乎尋常”：《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著名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王淦昌教授為這本書寫的“評介”；《光明日報》發表了《來自反方》的述評；香港《文匯報》、《北京科技報》、《瞪望》周刊、《團結報》、上海《勞動報》等等相繼發表了對這本書的評介以及反對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專家學者的訪問記、社論和評論文章。許多報刊也開始透露以前“諱莫如深”的關于三峽工程上馬時機和建設方案的“第二種聲音”。不少報刊甚至發表了眾多普通讀者的各種不同意見。《群言》雜志還發表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谷城的四首讀周培源序文的“有感賦詩”：

　　( 一 )

　　人力發電，科學之最；

　　利多弊少，無須詞費。

　　縱覽全局，衡量部分；

　　利害得失，有待考慮。

　　(二)

　　阿斯旺壩，瓦伽頓河；

　　得失利弊，究竟如何？

　　說者甚少，聞者無多；

　　事不關己，慎毋羅嗦。

　　(叁)

　　叁峽工程，人多意見；

　　高峽平湖，一定出現。

　　時間早晚，自是問題；

　　欲速不達，理亦明顯。

　　(四)

　　全部工竣，十九年後；

　　本世紀內，收益不厚，

　　耗資百億，國力不夠；

　　天不會墮，杞人亦憂。

　　連權威的《紅旗》雜志，也發表了題為《這本書不僅僅論證了三峽工程》的評論：

　　“這本書能夠公開出版發行，也說明我們時代的進步。它是三中全會路線的春風中綻開的花朵。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兩個尊重”（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就沒有這本書的出版。現代化建設中，有許多課題有待我們的科研工作者［包括社會科學工作者］去精確地論證，而不是粗略地論證。已經作出決策的，正在形成決策的，尚未考慮決策的，都需要進行論證。愿今後有更多的此類書出版，蔚成風氣，使我們的決策真正實現民主化、科學化，避免出現片面主張所導致的疏忽遺漏和決策錯誤，使我們的建設少走彎路，取得更大更好的效益。”

　　這充分表明，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國，業已形成了一種相當寬松透明的民主氣氛。最高決策層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或接納態度，在中共歷史上恐怕也是“史無前例”的，這也是為什么那么多對三峽工程持激烈反對態度的聲音，能夠在當時影響以至最終延緩工程上馬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認為，三峽工程的爭論過程，既是許多政協委員爭取科學民主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從“唯上是從”到“走向民眾”的轉變過程。這個轉變過程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有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首都新聞界一些關注三峽問題的知名記者如戴晴等人也參與到了論爭的行列。他們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記者們訪問了周培源、林華、孫越崎、喬培新、彭德、陸欽侃、侯學煜、羅西北、陳明紹、田方、林發棠等人，不久，一本反對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由孫越崎題寫書名的《長江長江》，便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長江長江》的主要篇目包括：李銳答戴晴問《三峽工程21世紀再定》；周培源、林華同錢鋼談《我們很關心，我們不放心》 ；孫越崎答張愛平問《對不同意見應平等對待允許爭論》；喬培新答李新喜問《三峽工程總投資概算打的埋伏太大》；彭德同方向明、李偉中談《斬斷了‘黃金水道’還能再挖一條長江嗎?》；王興讓答陳鷹問《三峽工程移民和淹沒土地將是生產力的大破壞》；陸欽侃答陳可雄問《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候學煜答朱劍虹問《三峽工程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貽害無窮》；羅西北同吳錦才談《追求發電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選擇》；陳明紹答剛建問《治理長江應先支后干》；田方、林發堂同張勝友談《國際輿論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等等。

　　當時的背景是，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電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召開了第九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特點，一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出席會議的委員人數請自定，二是邀請在京有關新聞單位代表30余人。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審議三峽工程最后兩個綜合性很強的帶有論證結論性質的專題論證報告。代表們從不同的角度共提出27個問題，涉及到10個專家組，分別由這些專家組的組長或專家作了簡要而明確的答復。在審議中，絕大多數代表同意兩個專題論證報告的基本內容和結論。綜合規劃與水位專家組從長江流域治理開發規劃總布局出發，論證了三峽工程的地位與作用，認為三峽工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規模，確定在防洪、發電和通航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戰略意義和重大作用。三峽工程與上游及支流工程，各有不同的作用和效益，都是治理開發長江的組成部分，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更不是相互排斥。關于三峽的水位方案，對推薦壩頂高程185米，最終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的“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方案，未提出原則性的不同意見。綜合經濟評價專家組也從防洪、能源、航運等方面，論證了興建三峽工程的戰略意義和工程效益，用多種方法進行三峽工程的國民經濟評價，研究三峽工程與各種“替代方案”的比較，并進行了財務可行性分析，主要結論是：三峽工程是難得的具有巨大綜合效益的水利樞紐，經濟效益是好的，財務上是可行的，也在國力能承受的范圍之內，建三峽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峽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議及早決策。領導小組按照原來部署，責成長辦根據專家組的論證報告編寫可行性研究報告。

　　有人獲悉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已經確定了“早建方案”，并要求這個特大工程“在1989年動工興建”的消息，記者們和被訪問的專家學者都希望快速反映不同意見，以期對延緩這個工程上馬 “發生一些作用”。

　　有關《長江長江》的出版經過，曾經參與過策劃和主編工作的戴晴后來回憶道：

　　我那時對三峽工程一無所知，僅憑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識，覺得他們講的不無道理。但我僅僅就職于一家報紙，既不掌握版面，也無采訪派遣權。我能作的只是回報社找到總編室主任，問他如此重大的事為什么不派記者。他說上邊有“精神”。了解大陸政治運作的人都明白，對“精神”這種事，權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兒。我能作的也就是對他講了我的見解，請他以后在對工程作正面報道時“悠著點”。他什么都清楚，而且以后也確實盡量作了。我們的這一努力在聲勢浩大的“正面”推進中，當然微乎其微。

　　直到一九八八年秋。那時，香港文化界正忙著歡迎分別代表海峽兩岸的兩顆良心在彼地相會，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讓我驚異的是，在大陸不見有多少普通人關注的三峽工程，在香港各報的版面上卻是如火如荼，這很讓我這個北京人覺得自己對于大事的漠然真是丟人。但我依舊不知道我能為三峽作什么。如果沒有新結交的香港友人在我開完會回北京之后，依舊不依不饒，不停地將有關三峽報道的剪報源源寄來，弄得我火燒火燎，坐臥不寧，可能依舊沒什么。我只盼與此工程有關的我的同業，如各報的科學版呀、時事新聞刊物呀等等能有點作為。

　　 后來，那條消息終于出來了——也是在港報上見到：如果一切順利，按早建方案，三峽工程“將于1989年開工"！

　　 再忙，再不懂，再無直接工作關系，也不再能構成……“坐視不問”的理由。我狠狠心，開始“管閑事”了。

　　鄧小平說過：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這樣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錯誤；有了小的錯誤，也能及時總結糾正。這也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于是我們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專家們在學術上的見解轉譯為普通百姓能聽得明白的話；第二件事是找個地方把它發出去。

　　 第一件事不難。我雖然不能一個人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采訪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上簽字的十名專家，但改革開放已十年，相當一批優秀的記者已經擺脫只聽命于自己的上司，心甘情愿作喉舌的心態。我們可以合作，我們齊動手，可以在一周內推出十篇訪談錄，但發表在哪里呢？對控制最嚴的報紙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時《世界經濟導報》還沒有停刊，或許有可能發一期專號？我與張偉國很認真地籌劃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這是同人間的不同意見，沒有官方插手。

　　 我那時差不多快氣瘋了……問了北京的幾家(出版社)，包括有眼光、有胸懷，不時賠錢出好書的幾位和只要能賺錢什么都出的幾位，都被婉拒。絕望之中，就如上蒼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許醫農！四十年代末即參加了“革命”的許大姐是全國最有見解、最肯為作品與作者作出個人犧牲的資深編輯，當時正代表貴州社在京組織另一套書稿。至為關鍵的是——“牢牢掌握”終于也有了一個小砂眼兒小漏洞——她有權在出版社審批的同時給我們一個書號。

　　《長江 長江》初版印了五千冊，趕在政協、人大開會之前，送到了委員們下塌的賓館小賣部，隨后，貴州人民出版社又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但由于沒有起碼的出版經費，他們只得靠發動義賣尋求支持。許多被訪問的專家和知名人士都以至少50元一本的價格購過此書，周培源甚至出了500元一冊的高價。

　　至此，八十年代這場關于三峽工程的大論爭，由知識界和新聞界共同介入推出的這兩本書、使論爭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其聲勢不僅波及全國，甚至再度影響了中南海最高層對三峽問題的決策態度。

　　1989年2月，解放日報社的《報刊文摘》刊登了香港中國通訊社的一則電訊，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表示：“目前五年內，根本不可能考慮三峽工程問題。所以現在可不必花費很大的精力去討論它。如果將來要做決策時，當然還要進行充分的論證。而需交付全國人大審議” 事后，時任水電部副部長的陸佑楣公開“辟謠”說，姚的講話只是一個內部報告上的講話，“根本沒有想到新聞媒介把它泄露到國外去”，稱“并不影響三峽工程的正常論證工作”，但姚依林報告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中國最高領導層對三峽工程態度的變化，似乎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1989年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于第十次(擴大)會議的報道，標題是“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全部完成，兩種不同意見依然尖銳對立，工程是否上馬有待中央決策”。

　　而不久以后發生的“六四事件”，客觀上使三峽工程上馬的時間，再一次被延緩了。

二

　　1990年7月6～14日，國務院召開了一次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媒體對會議做了低調報道，因此很少有人注意。

　　其實，這次會議的“規格”倒是不低，出席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顧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各部委、各民主黨派等有關方面負責人175人。會議聽取了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代表論證領導小組所作的《關于三峽工程論證情況的匯報》，76位專家、教授、學者和各方面人士在大會上發言或提交了書面意見。充分肯定了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各方面專家的工作成果，并決定將在此論證基礎上重新編制的《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正式提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審查。

　　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這顯然表明，六四事件后，新的中共領導人把反復論證、久拖未果的三峽工程問題，再一次擺上了國家的“議事日程”。

　　9月21日，國務院又發文批轉了全國水資源與水土保持工作領導小組關于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簡要報告審查意見的通知。審查意見明確指出：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地理位置適中，條件優越，建成后可有效控制長江上游洪水，提供巨大電力，改善長江航運，增加中下游干流枯水期流量，綜合效益巨大，在整個流域綜合治理開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議列為國家建設項目，在國家財力可能的條件下，盡早興建。

　　1991年8月28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七屆‘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的講話中說：“關于三峽工程爭論已久……，但我認為：從整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這個長遠的需要看，從確保長江中下游安全這個緊迫的需要看，三峽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顯。遲上馬不如早上馬，這是關系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長治久安之策，建議國務院列入十年規劃。”

　　1992年3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向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

　　4月3日，七屆人大五次會議2633名代表對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進行表決。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的結果通過。會議批準將興建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由國務院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選擇適當時機組織實施”。

　　12月29日，湖北省政府向國務院遞交了《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壩區征地移民安置規劃報告》，報告規劃征地1870.6公頃，移民14677人。到31日止，三峽壩區工地已有8個項目相繼開工。

　　1993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致函中國土木工程師學會，邀請參加該學會在達拉斯舉行的年會和小組會，并專為三峽工程組織了一個編號4P的小組會。潘家錚在會上在發表演講時向美國同行們詳細介紹了三峽大壩的進展情況。

　　在演講即將結束時，這位曾經寫過科幻小說、頗有文學才華的著名水電專家撇開講稿，講了一段似乎是題外的話：

　　我經常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說，建三峽工程不是人民的意志，是少數領導好大喜功為自己樹碑立傳，這是不確切的。

中國過去最有權威的人無疑是毛澤東主席，但正是毛澤東，一直不批準搞三峽工程，他要求的是搞清問題、積極準備，到條件成熟時再建。以后最有權威的是鄧小平同志。1984年中國政府已基本上決定要建三峽工程了，但當時有很多人對工程提出各種建議和意見后，正是鄧小平建議暫停施工，組織重新論證。這樣才有412位全國一流專家來重新全面研究。這些專家包括搞泥沙的、通航的、環保的、移民的和財經的各個領域。經過三年多的反復深入研究，403位專家得出一致意見：三峽應上，而且應早上，只有9位專家有不同意見。這樣，中國政府才把它提到人大表決，并以多數票表決通過，所有的不同意見，都在各種會議上發表過，在大量書刊上發表過，有的重復很多次，請問，這難道是少數領導的好大喜功嗎?

　　女士位、先生們，我是個工程師，不是政治家、演說家。我無意把自己的見解強加給任何人，而只想把自己親歷的事實真相說一說，希望大家理解。中國和美國情況有很大不同，中國現在有百萬人民生活在洪水威脅下。中國的電力非常不足，人均用電量只有美國的1/20。中國人民要不要活得比現在好一點?如果是要的，那我相信各位對三峽工程的必要性會有比較客觀的了解。

　　同時，我也希望問各位一個簡單的問題：各位作為獻身事業的土木工程師，有幾位在一生中能遇到象建三峽這樣的跨世紀工程?為什么不來取得個機會呢?因為你們不可能在美國密西西比河上有這樣一個壩，即使你們能找到這樣一個工程，也有錢、有技術能建它，我仍懷疑你們能在生態環境者和不同社會組織所提出的無數問題前獲得通過。所以，我呼吁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土木工程師們來和我們合作，表示出你們的興趣來。

　　至此，這個“夢想70余載、勘查50多年、論證40個春秋的蓋世工程”，伴隨著20世紀中華民族邁向現代國家的風風雨雨，終于走完漫長而曲折的艱難旅程，跨入了嶄新而浩繁的工程實施階段。

　　我們無從知道兩位”主上派”和”反上派”的代表人物──臥病多年的林一山和離休在家忙于著書立說和李銳此時會作何感想?欣喜若狂耶？悵然若失耶？不得而知。但必須承認的是，圍繞三峽工程在所謂“主上派”與“反上派”之間展開的那一次次論爭，無論是專家學者深思熟慮的見解，還是輿論界的推波助瀾，其目的都是非常明確的，即試圖影響到最高決策。而另外一個無情的事實是，無論是鼓吹上馬的人，還是反對上馬的人，實際上都早就在某種程度上預期到了最終決策的結果。

　　就最終的這個結果而言，那些持反對意見者所扮演的，也許注定是悲劇性的角色。如果說他們是失敗者，也像歷史上的殉道者一樣，失敗得悲壯而勇敢。因為，如同那些勝利的“主上派”，他們也同樣是為了認識和探求真理，履行了一個知識分子和公民應當承擔的責任和良知。就此而言，他們之間沒有勝負之分，都應該得到歷史所追加的尊重和敬意。

三

　　然而，全國“人大”的表決結果所形成的法律文本，和三峽工程的正式動工興建，并不意味著對三峽工程的不同意見和聲音也從此消失了，如同人類對真理的探求和認識過程并不會因為某一目標的達到而終止和放棄一樣，在隨后三峽工程進入緊張施工的階段后，我們仍然還能聽到那些盡管顯得刺耳不和諧，卻充滿了責任感的“不同的聲音”……

　　1992年11月和1993年6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清華大學九公寓35號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總書記接連寫了三封信，內容都是對剛剛獲得人大表決通過的三峽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見”。

　　他就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的水利專家黃萬里。

　　黃萬里是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之子，1935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1937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并在田納西工程實習，任TVA諾利斯壩工務員，比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見習要早10年。26歲學成回國后，歷任國民政府全國經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長、水利部視察工程師，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1949年，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3至今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曾經參加多項大型水電工程的論證工作。從五十年代的三門峽水庫開始，黃就是堅持反對興建“高壩”的著名異議人士，1957年因一篇題為《花叢小語》的雜文而獲罪被劃為“右派”， “頂著右冠，在工地勞動的業余時間”，完成了《論治理黃河方略》等論文。

　　黃萬里是清華大學最晚被改正的“右派”之一，時年，他已年屆古稀，正是在家中安享天年，也可以隨子孫在國外享福的時光，但他仍然時時把目光投向世人關注的三峽工程，固執地向國家有關部門直至中央領導人致函表達自己的意見。在1992年寫給江澤民的第一封題為《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由簡釋》信中，陳述的主要內容為內容是：

　　1．長江上游影響河床演變作為關鍵的造床質是礫亂卵石，不是泥沙。修壩后原來年年逐出夔門的礫卵石將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內就堵塞重慶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沒江津河川一帶。

　　2．中國水資源最為豐富，在全球為第一，不是某些人說的第六。中國所缺的是有水處的耕田。水庫完成后淹地五十萬畝，將來更多，用來換取電力，實不可取。詳見《論降水川流與水資源的關系》。

　　3．三峽電站經濟可行性考慮到卵石沉積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區大中型電站要貴兩三倍。報告中的經濟核算是錯誤的。十八年內只有支付，沒有產出，也無以解決當前缺電的問題。

　　4．三峽水庫對于長江中游防洪雖有幫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價是使守堤防洪時期加長，和利用的電能減少，實不可取。長江中游防洪當今迫在眉睫，除應加強堤防外，必須在堤身內建穴分流，長年送沙流向兩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在第一封信沒有回音的情況下，黃萬里又于次年寫了第二封信：

　　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江澤民總書記，諸位委員：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陳長江三峽大壩決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見，附文簡釋有關技術問題，未見批復。而總理已赴漢口開始籌備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鄭重地負責地警告：修建此壩是禍國殃民的，請速決策停工，否則壩成蓄水后定將釀成大禍。

　　此壩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夾沙隨水而下將堵塞重慶港；江津北碚隨著慘遭洪災，其害將幾十倍于1983年安康漢水驟漲21米，淹斃全城人民的洪災。最終被炸掉，而兩岸直壁百米，石渣連同歷年沉積的卵石還須船運出峽，向下游開曠之地傾倒。航運將中斷一兩年。不知將如何向人民交代。

　　　　順致 敬意

　　　　　　黃萬里 1993年2月14日 清華大學九公寓35號

　　黃萬里在信中除了再次陳述其“反對意見”外，還希望，“黨的經濟建設科學化民主化要確實貫徹下去,切勿規定經濟建設可行性由行政當局事先決定。”

　　1993年6月14日，黃萬里寫出了第三封信。他在信的末尾坦言道：“當年黃河三門峽修筑前爭辯，只我一人反對修筑。現在雖有許多人反對修建長江三峽大壩，但又只我一人從根本上徹底反對，申稱是對國家經濟不利。可能諸公相信群眾多數，我個人仍希望公開爭辯……”

　　而當時，三峽工程已在作為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獲準通過，并已經開始動工興建。在這種情形下，黃萬里這種近乎天真的行為和言辭，真可謂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

　　這對黃萬里來說，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正如信中提到的那樣，當新中國第一座大型水電工程三門峽水庫動工興建之前，黃就第一個提出反對意見。當時，為了建設三門峽水庫大壩，中國政府在邀請蘇聯專家同時，也邀請了到西方留學過的水利專家黃萬里、張光斗參與工程的規劃設計工作。參加工程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沒有人敢對毛澤東和三門峽工程說一個“不”字，只有黃萬里和一個名叫溫善章的小技術員，對大壩工程提出反對意見。并和蘇聯專家及至此三門峽工程的中國專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后，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并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指出，所謂“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用說河水必然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就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沖刷力要比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

　　另一位水利專家張光斗，此時則站在跟他完全對立的立場上，積極支持建設三門峽大壩，并出任工程的技術負責人。耐人尋味的是，后來，這兩個經歷頗為相似的科技知識分子，每次遇到重大事件，幾乎都處于互相對峙的位置，他們的人生經歷也因而呈現出各自迥異的命運軌跡。

　　張光斗，1912年出生于江蘇常熟，1934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同年秋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資格，赴美學習水利工程，1936年至1937年獲美國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工學院碩士學位。回國后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期間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國墾務局實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副校長等職務，同黃萬里一樣，也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

　　張光斗曾在一篇自述中這樣回顧自己：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因水電建設尚未發展，我請假到清華大學任教，從此，就在學校工作。我參加了創建水工建筑專業，創立了水工結構和水電站學科體系，開講了水工結構課，編寫了水工教材，進行課程設計、生產學習、真刀真槍畢業設計等教學環節，培養大量水利水電科技人才。同時我參加了黃河、長江和其他河流上許多水利水電工程。我有機會全力為水利水電工程教學和建設工作，向同事、學生、工人學習，向實踐學習，能為國家和人民做工作，深感慶幸。我也認識到，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集體，才能有所作為。我負責設計密云水庫、漁子溪水電站和人民勝利渠渠首工程，參加葛洲壩工程等設計，有所創新。我促進三峽工程建設，認為已作了大量勘測、規劃、設計工作，防洪、發電、航運等經濟和社會效益顯著，科學技術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庫區人民生活艱苦，開發性移民后，生產和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當然要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及其他措施，使不利影響減至最少。為此，我積極建議三峽工程早日興建。以上這些工作，都是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但是，對于黃河三門峽工程，我一向主張泄洪沖沙，防止水庫淤積，堅持要保留導流廊道暢通。但后來卻參加了導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庫淤積，危及關中平原，必須重新打開導流廊道，增建沖沙泄洪隧洞，減少水電裝機容量。我深感內疚，看來要堅持正確意見，還是很不容易的。我國洪澇災害嚴重，而水資源緊缺，水能資源沒有充分利用，內河航運也待進一步開發。水利建設為經濟建設的基礎，我上書黨中央，建議把水利作為經濟建設的戰略重點之一，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得到中央領導采納，決定把水利作為基礎產業，重點發展。但要做到真正落實，尚需努力。回顧我走過的人生道路，感到人要有點精神，必須有堅定的愛國主義、為人民服務、振興國家的精神。作為工程師和教師，必須有寬廣扎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能夠理論聯系實踐，不斷繼續學習；還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能堅持原則；要有集體主義精神，能與人合作，向人學習。愿把自己的認識，貢獻給來者。”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庫大壩工程正式開工。1961年三門峽大壩建成，1962年２月第一臺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是水庫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脅中國西北的經濟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現鹽堿化和沼澤化。三門峽工程失敗的直接結果，是對黃河河流生態環境、特別是中下游流域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黃河三門峽至潼關的淤積泥沙至今沒有解決；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的鹽堿化；水庫淹沒了大量的農田；水庫毀掉了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跡；黃河航運的中斷；30多萬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許多移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三門峽工程直接經濟的損失為：高壩當低壩用，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發電機裝機能力只有原來的１／５，發電目標沒有達到；高壩低用，防洪目標無法實現；兩次改建增加的費用，以及增加的常年運行費用等等。據最保守的估計，這些直接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三門峽工程的總造價。

　　三門峽工程后來雖然經過數次改建，但仍然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隱患。這一嚴重的后果，顯然證明了當初黃萬里的意見是正確的。而對新中國的水利建設者來說，三門峽的確是一個值得長久汲取的慘痛教訓。

　　三十多年之后，當三峽工程即將動工興建時，歷史又將張光斗和黃萬里安排在類似于唱“對手戲”的位置上：張作為工程技術權威，頭上戴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水利水電科研院院長等一大串耀眼的頭銜，并出任三峽工程論證審查委員會技術總負責人和專家質量檢查組的副組長，負責向中國最高層提供工程質量論證報告，為工程決策提供技術上的權威依據，可謂位高權重、一覽眾山小了；而黃呢，清華大學最后一個摘帽，長時間賦閑在家的前“右派”，連授課權尚未獲得，又站出來反對這項比三門峽更引人注目的超大型水利工程上馬。

　　此時兩個人的地位懸殊之大，也許他們以前都不曾預料到的，但這顯然不是考量各自人生質量和價值所必須遵循的標準。

　　在考察三峽工程論證和論爭過程中，我在每每感動于中國科技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那股強烈的人文情懷的同時，又不得不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尷尬”問題：歷史、時代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糾纏和影響，常常使我們找不到一條可以公認的尺度去衡量。尤其當知識分子以個人化的方式去參與歷史進程，而“個人敘事”同時代的“宏大敘事”發生尖銳沖突，在時代大踏步前進的腳步之下，連個人的甘苦榮辱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時，由此產生的悖謬或歧義，會使我們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你甚至很難用同一個標準去評價和臧否他們中的某個人，比如，當你稱贊黃萬里以近乎殉道者的姿態，為了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維護真理，而獨自承擔生活施加給他的苦難時，并不能就此否定張光斗同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選擇的態度和立場。無論支持或反對三門峽和還三峽工程，它們作為一種特定歷史空間的存在，都只是為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提供的一條通向真理的路徑。在此，所謂“真理”無疑具有多面性、類似于斯芬克斯的謎一般的品質。在此前提下，置身于特定歷史境況下的個人，誰也無法壟斷對真理的最終解釋和裁決權。這就是人面對歷史必然產生的虛弱感和無力感的原因所在。黃萬里和張光斗是如此，李銳和林一山們也同樣如此。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時05分，黃萬里在他任教50年的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盍然逝世。在時昏時醒的彌留期間，他的兩名畢業于1958年的得意門生沈英夫婦前來病房探視。他們走后，黃萬里向守候在一旁的老妻要筆紙，寫下了以下“遺囑”：

　　敏兒及弟妹：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萬里遺囑 2001-8-8 手筆候存

　　這也是黃萬里留在世上最后的話，他心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長江的水患及其對策。

四

　　2000年3月3日，在人大政協會議期間，一份由全國五十三名知名學者和專家聯名的“呼吁書”，提交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案前。

　　這份題為《關于三峽工程初期按156米蓄水位運行的緊急呼吁書》，執筆者就是著名水利防洪專家陸欽侃。

　　陸欽侃，1913年生，1936年畢業于浙江大學土木系，1947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水利碩士，曾供職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參加過“薩凡奇計劃”的具體論證工作，1946年被資源委員會派赴美國墾務局的三峽工程研究工作。1949年后一直從事水利水電規劃，曾任水利電力部規劃局副總工程師。在1950年代的三峽工程論證過程中，陸曾參加過周恩來率領的那次三峽考察活動。

　　這份“緊急呼吁書”的背景是：1992年國務院在提請全國人大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關于三峽工程的建設方案中曾經說明，“初期先按照156米蓄水位運用，有利于移民安置，又可驗證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　但一些專家發現，在隨后三峽工程的設計施工安排中有所變化。比如1987年論證時曾提出初期蓄水位運用時間暫定為10年，1989年可行性報告中則縮短至４年；1992年初步設計中定于2003年封堵導流底孔，2005年筑高溢流堰頂至158米，但1997年出版的《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一書中說，到2009年三峽工程竣工，正常蓄水位達到175米高程，根本不提初期蓄水位。

　　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是長期研究都很難確定的關鍵問題。當時的論證方案考慮到各方面的要求，擬定最終蓄水位175米，分期蓄水，初期蓄水位156米，以便驗證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因此，以陸欽侃位代表的一些專家覺得，此事關系到水庫泥沙淤積，影響長江航道及大量移民困難的一系列問題，于是，他們分別以《建議三峽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觀察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和《再次呼吁三峽工程建至初期蓄水位──以緩解防洪與泥沙淤積礙航的矛盾及移民困難》為題，先后于1998年3月和1999年3月聯名上書至國務院， “吁請檢查貫徹全國人大通過的議案，認真實行初期蓄水位。”

　　在前兩封信沒有明確答復的情況下，53名大多為水電科學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針對“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聯名上書的舉動，可謂是一個驚動朝野和國內外的大動作，雖然媒體未做任何公開的報道，但其引起的震動也是可想而知了。

　　這封洋洋近萬言的“呼吁書”出自陸欽侃之手，顯然不是偶然的。從上世紀50年代起，陸就一直對興建三峽工程持反對意見，并始終懷疑三峽庫容對長江防洪所起的實際作用，在1988年的三峽工程專題論證中，擔任防洪組顧問的陸欽侃，是該組兩位拒絕在當時論證結論上簽字的專家之一（另一位是已故的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咨詢方宗岱）。

　　1998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之后，陸欽侃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再次說， “有人主張以水庫蓄存基流——這只是想當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庫容？還有一種想法是措峰：初步設計審定的以枝城控制，三峽水庫可攔洪95億立方米，但中下游還要分蓄洪400余億立方米。如果考慮湖南四水進行預報措峰，以城陵磯控制，三峽水庫可攔洪183億立方米，中下游還要分蓄洪300億立方米。在這樣的局面下，沿江堤防還將維持高水位……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一直強調，三峽水庫庫容相對較小，對減輕中下游洪災極為有限的理由。”

　　這一次，連近九旬的陸欽侃，在《呼吁書》中又一次系統地陳述了“三峽工程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從泥沙淤積、水庫移民、生態環境等方面，指出了“175米方案”存在的問題，強調了按照1992年擬定的“156米方案”蓄水的重要性。《呼吁書》還特別“吁請”國務院領導充分重視和汲取當年黃河三門峽水庫的慘痛教訓。

　　當年，三門峽工程黃河綜合利用規劃中最重要的第一期工程以防洪為主，原本設想一舉而解決黃河下游的防洪和河床淤積“地上河”的問題，擬建高壩大水庫，同時取得巨大的發電、灌溉、航運等綜合利用效益。在1957年討論三門峽工程初步設計時，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水電總局技朮員溫善章、水科院專家葉永毅等曾經提出降低水位、底孔泄洪排沙的意見，但未被采納。1960年三門峽大壩建成后，封堵導流底孔開始蓄水，可不久就發現庫區泥沙淤積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脅到了西安市的安全。后來經討論研究，決定改建，在壩旁開挖兩條大隧洞和利用四條發電引水鋼管泄洪排沙，然而，由于隧洞進口和鋼管位置較高，泄洪能力不足，水庫泥沙仍然繼續淤積。于是只得第二次改建，把位置較低的10個導流底孔在水下艱難的條件下打開，并降低發電進水口高程，增加低水位時的泄洪排沙能力，這樣，才使潼關以下峽谷庫區的泥沙得以沖刷出庫。目前盡管趨于沖淤平衡，但離壩址114公里的潼關卡口河床被淤高約5米尚未沖開，潼關以上庫區還在繼續淤積，增加上游洪澇災害，遺留問題也尚未得到解決。

　　這份“呼吁書”送交上去后不久，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給予了陸欽刊等人 “長達十六頁”的復函，對“呼吁書”中陳述的問題一一作了可謂詳細的“解答”

　　復函的末尾寫道：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三峽工程自1993年開始施工準備，1994年12月正式開工以來，進展順利。對于各方面專家的不同意見，我們一直采取博收其長，吸取合理部分。即使不能采納的意見，也有助于我們謹慎從事，把工作做到萬無一失。對于從事三峽工程的廣大建設者來說，任何紕漏都將影響三峽工程的聲譽，影響我國的形象。我們一定按照周恩來同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教導，嚴肅認真、謹慎細致地處理好各種問題，努力搞好三峽工程建設。

　　感謝您們對三峽工程的關心和支持！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

　　　　　　2000年4月17日

　　這段話，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中國高層部門，對持續多年爭議不斷的三峽論證和論爭及其參與者做出的一次既“堅持原則”，又不無“人情味”的結論，具有某種“決議”的性質；不管陸欽侃們滿意與否，或者保留意見，或者繼續上書（實際上也的確是這樣），似乎也“于事無補”了。

　　但這遠遠不是對三峽工程本身的“結論”。

　　1999年9月2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水利（電力）部老部長錢正英在水利部機關歡慶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迎接21世紀對水利的挑戰”的長篇講話，其中的一段話頗能引人深思。她說，三峽工程“人大也算是通過了，現在也開工了，但是從我個人思想上講，我對自己主持的論證到現在還沒有做最后的結論。……我感覺到最后還是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當時論證中認為有兩個問題是最擔心的，一個是泥沙問題，一個是移民問題，現在我還加上一個庫區污染問題，我認為這三個問題仍然值得非常重視。”還說：“三峽的論證雖然是結束了，三峽工程雖然是開工了，對論證究竟行不行，還要經過長期的實踐考驗。”

　　對于錢正英的這段講話，當年參加過論證的陸欽侃等人質疑道，錢部長當初為什么不表示這樣的“擔心”呢？

　　而此時，三峽工程正式動工已經整整五年了。

　　近一個世紀以來，三峽工程作為困擾幾代中國人的一個難題，為當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利益集團、知識體系、理論話語，提供了無比豐富的原材料和演習戰場。表面上看，它只有三個答案：支持、反對或不置可否，但在這簡單的三個回答后面，卻是撲朔迷離的歷史悖論和理論黑洞。對此，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折射出來的，是中國人百年來從實業救國夢想，到走進工業化，邁入現代和融入全球化的一部奮斗史。

　　正如學者葛笑所言：“在圍繞三峽工程幾十年的爭論中，即有技術糾紛、政見相異、利益分爭，又有對運作程序的不同意見，對國家根本利益的不同認識，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看法，甚至有當事人之間的性格沖突。在眾說紛紜的派系論爭中，似乎很難劃出白與黑，對與錯，真理與謬誤之間的明確界線……”

　　這位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說，“常有西人朋友問我，既然有這么多困難和未知因素，如此耗資巨大，工期冗長，為什么中國要堅持建造長江三峽大壩？我思索許久，不得頭緒。直到不久前看到中國官方媒介在長江截流時的大規模宣傳攻勢，將三峽工程闡釋為“強國夢”的實現，才略有所悟。這一修辭反映了三峽工程主流贊成派的意識脈絡。對三峽大壩的執著體現了中國現代知識官僚階層的一個深深的‘技術強國’的情結。”

　　的確如此，自清末以來，西方列強的奇淫技巧和堅船利炮，使中國知識分子相信了科學與技術，是使中國重新站立起來并與西方列強抗衡的唯一途徑，由此開始了中國知識階層連綿幾代，不懈追求科學、技術、工程的艱難歷程。從早期的實業救國，到后來的四個現代化和科技興國；從容閎、嚴復、詹天佑、到茅以升、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陳景潤…；從林一山、李銳到孫崎、張光斗、黃萬里和陸欽侃；從孫中山、毛澤東，到鄧小平，“當中國人自行設計自行建造東亞最高的電視塔、亞洲最長的纖拉橋、世界第一水電大壩的時候，當中國也躋身在世界原子彈、氫彈和衛星大國俱樂部時，不知我們能否找回中國人心中那丟失已久的自信？”

　　然而，歷史的怪圈就在于：當現代中國人覺得自己憑借科學技術已經或正在走出一直被貧困和落后籠罩的歷史陰影時，我們才漸漸發現，這個科學與發展的“終極”，其實不過是一種歷史的“局部區間”。

　　在今天，工業化進程使地球有限的資源日見匱乏，而當中國進入現代化和世界前列的目標已不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時，卻不得不承認，我們也許正在割斷五千年文明維系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并且已經永遠失去那個給了屈原李白和世世代代中國人精神靈感的文化與自然情景交融的古老意境。

　　那么，究竟怎樣評價三峽工程？前不久,在三峽水庫135米蓄水前夕,著名水電工程專家、三峽工程質量專家驗收組副組長潘家錚，在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接受主持人王志的提問時說，要真正做到客觀公正地評價三峽工程，至少需要100年的時間。因為除了專家驗收組，還需要長江和大自然的驗收。“它們才是三峽工程最權威的驗收者。”

　　這，也許就是將長期糾纏我們的歷史悖謬和現實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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