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儒法制度之爭和歷史功過 （原創）

漢字999

在出現新儒學熱潮以后，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人民大眾的社會地位隨之直線下降，這在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國家權力機構代表構成上可以看出來，表象是各種福利制度消弭，部分官商勾結瓜分國有資產，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對鋪天蓋地的民眾質疑不理不睬，要么執法不力。這發生在對文革的控訴和“新儒學”興起之時。

面對社會現實，看著被秦始皇貶黜的呂不韋、刺殺秦始皇未果的荊軻，被當作歷史正面人物的捧場文字和影視渲染，還有關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壞消息，自然而然地將目光投向被過去和現在的尊儒者們涂得滿身漆黑的秦始皇，投向歷史中的儒法斗爭。

帶著歷史疑問，讓我們看看秦始皇及其郡縣制，被尊儒者們攻訐為的極權是什么樣，被尊儒者們贊美的不集權的分封制其實質是什么；秦始皇對于中華民族的歷史作為，功大于過還是過大于功。

這是個歷史問題，但是當掀起它的一角時，你會看到是什么思想體系滯懈了中國社會的前進步伐。

一.分封制、郡縣制和門第等級性宗法宗族制度之比較

（一）三種制度比較

經過春秋戰國時代549年的變法實踐，法家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探索方面積累了較成熟的經驗，從而為秦始皇收拾六國諸侯割據局面、建立中央集權制政權，廢分封制，建郡縣制奠定了基礎。可是這次變法和歷次變法一樣，遭到了各種保守政治勢力特別儒家的反對，反對郡縣制的人認為這是“蕩滅先王之制”，“忘經國之大德”的行為。并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口實將其毀之為暴政，此為攻擊一點不及其余之術也，歷來的保守勢力都會用此計對待變法者。以致一般中國人大都不知秦的功績，而只知是“暴君”了。但是，為何反對者的反對聲和責罵聲不斷，秦始皇開創的郡縣制卻得以綿延2117年而不絕？

1.分封制，分封制反映在生產關系上是領主貴族所有制，領主貴族在爵位與地權合一的宗法制下實行分封制，國家依次建立起嚴格的等級制度，最高等級者是天子，第二等級者是諸侯，第三等級為士大夫。周天王將王畿（音：ji，古代稱為靠近國都的地方）以外的土地和臣民分封給諸侯（臣民：農奴。有少量的勞動工具，隸屬于農奴主貴族，可以連同土地被轉賣、抵押或者轉讓），諸侯又將直接管轄的土地臣民分封給卿大夫，卿大夫又將直接管轄的土地臣民授予下屬的士。諸侯貴族在封地上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獨立性，從而在大的國家框架之內，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諸侯割據局面。在分封制中處于每一等級的貴族都向上一級的貴族繳納貢賦。領主貴族除有大量土地和臣民外，還有大量奴隸，不只是貴族家里服役性的奴隸，還有大量生產性奴隸，數量之大動輒千百。

周王朝的“周禮”是領主貴族等級制度的基石，是其政治、道德規范和典章制度的總和，內容及其龐雜，其中包括天朝的國家機構、官職的規定和天子、諸侯、大夫、士等各級貴族祭神的儀式，婚喪嫁娶乃至衣食住行的禮節，它特別確定這是領主貴族享有的特權。“禮不下庶人”，將廣大農民劃到無權過問和無權享有的邊緣。

周朝講究禮制，禮制又賦予貴族“刑不上大夫”的特權，更主要的是，周朝有罰而無法律，法全憑貴族一張嘴。為改變這一狀況，春秋時有些諸侯國興起建立公開的刑罰條例，將其鑄在鐵質的鼎上，叫做“鑄刑鼎”，卻遭到儒家們的反對。公元前513年晉國范宣子將法律條文鑄在鑄刑鼎上，孔子卻說 “晉其亡乎 ，失其度矣”，意思是晉國要亡了， 貴賤都沒有秩序了——這哪跟哪呀，孔圣人真是荒唐愚頑啊！

這里且做個小結：1〉. “禮不下庶人”，劃定了人身等級；2〉.“刑不上大夫”，裁定了貴族不受刑罰制裁的高貴身份。3〉. “上智下愚”，將人民蘊含的智慧盡情貶定；4〉. 在社會生活方面，“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將“勞力者”們劃出了國家政治生活之外，成為過去貴族和現代精英們在精神上、在制度上，漠視和排斥人民大眾利益的理由，成為集數千年痼疾而陰魂不散的壞東西。大家看， “上智者”早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面劃分出涇渭分明的階級界限。

2.郡縣制。郡縣制的最主要標志有三條： 一是取消了領主貴族分封制； 二是基本實行農民小土地所有制。 三是將國家政權形式由原來諸侯割據改變為較貼近現代形式的官僚管理體制，將全國分為36郡，郡下面再分縣，每個郡由朝廷任命三個最重要官員，就是郡守——郡的主要官員；郡尉——管理郡治安的官員；郡監——執行監察的官員。 四是和郡縣制管理體制相適應，建立起便于各級官員“依法辦事”的律法制度，自然，這種律法制度和現在意義上的法律制度并不相同，但是和周王朝的“周禮”相比，是歷史的一大進步。

秦始皇時代，正好處于領主貴族等級制和東漢以后建立的門第等級性宗法宗族制度之間歷史區間，這時，領主貴族等級制已經土崩瓦解，而東漢時期的門第等級性宗法宗族制度時還沒有明確劃分。由此可以看出，秦王朝期間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削弱的不是農民的權益，而是破了領主貴族時代的宗法權力體制，也和后來建立起來的、門閥地主占統治地位的、嚴格的門第等級性宗法宗族制度相比，對農民來說相對寬松些。

3. 門第等級性宗法宗族制度。春秋戰國和秦始皇時代對周朝分封制的催化瓦解后，到漢代以后又開始重新形成新的豪強勢力，雖然不同于周朝時的領主貴族，但是也是權傾一方。隨著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就自東漢以后在中國又建立起門第等級性宗法宗族制度，并經歷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前期。這和當時門閥地主高度發展有關聯，如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遍野，奴婢成群，徒附萬計”，徒附，即依附豪強的佃農，他們“奴事富人，歷代為虜”（以上見崔 ：《政論》，轉見《通典.食貨典》），而豪強則“豪人貨殖，館舍布于郡縣，田畝連于方國”（仲長統：《昌言》 ）。

（二）三種制度暴力比較

從分封制和郡縣制反映的不同生產關系方面說，分封制是為適應領主貴族所有制而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這種制度的暴力性就反映在領主貴族所有制上，就建立在各等級的領主貴族分享天子分配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特權基礎之上，在這種條件下每天每時制造的暴力比之郡縣制更多更廣，看看50年前西藏領主貴族制下令人發指、令人窒息的殘酷律法和刑罰，就不難想象數千年前的領主貴族制的黑暗程度和殘酷程度更會是什么樣。更為重要的是，分封制的暴力性是在舊的生產關系下派生的，而秦始皇時期郡縣制的暴力性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產生的，對兩種暴力我們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是什么呢？大概應該是這樣的：1.對所有暴力持批判的態度；2對前種暴力持批判多于肯定的態度；3. 對后一種暴力持批判少于肯定的態度。

但是，我們翻看過去和現代一些“上智者”的文字，不能不懷疑其智識，不，他們說的和作的總不一致， “手段的卑鄙正好證明了目的的卑鄙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他們對標刻著秦朝律法內容的竹簡說事，說看看，這些是多么殘暴，無非對如笞殺、梟首、斬左腳、割鼻、車裂等等確實嚴酷的刑法發泄意氣式的攻伐，卻不顧這樣一個基本事實：1.這些刑罰在周王朝就實行著并被延續下來，如主張變法的商鞅當年就是被車裂致死的。而且這些刑法被后來的漢朝和其后的歷代王朝基本繼承下來，甚至有所發明創造，如始于五代的“凌遲”（俗稱千刀萬剮）一刑，在《宋史.刑法志》有這樣記載：“凌遲者，先斷其支（肢）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抉，割斷；吭，咽喉），在50 年前的西藏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刑罰普遍實行著；2. 周朝有刑罰無法律，天子、諸侯和士大夫的意志就是律法。表現在它沒有成章成典的律法，更沒有供“執政者”貴族們依法辦事的鑄刑鼎和竹簡，但是懲辦勞動人民的殘酷刑罰卻存在著，以供他們對觸犯其意志的任何一個人施與罰罪。3.在周王朝時，刑罰只讓人民享用，規定貴族們不準“享用”，“刑不上大夫”就講的這個道理。

二.對分封制、郡縣制和門閥制度三種制度

代表者不同遭遇的分析

那么，為什么建立了郡縣制這種相對進步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秦始皇和政權，反而被反對者百般指責為暴政，而周朝的禮制和分封制卻沒有幾個精英出來大加指責呢？為什么有如此眾多的精英們對周朝和其天子們禮遇有加呢？

這使我們深思！

深思之后發現，反對秦始皇的一般有兩股利益集團勢力：

第一股勢力是諸侯國和原諸侯國破落的王侯貴族。“荊軻刺秦王”記述的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原期間燕國太子丹雇用刺客荊軻刺殺秦王的歷史事件，從歷史大局來看，燕國太子丹此舉是企圖阻礙中國統一大業，實該用正義的歷史觀加以批判，但是，它卻被歷代文人墨客渲染成正義行為，特別在現代中國，那些一邊享受著統一的大中國的榮耀，一邊用褒獎之詞頌揚太子丹和刺客荊軻，用貶責之聲咒罵秦始皇的精英們，真不知他們的用心何在，他們先將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大功放在一邊，又將秦始皇大力推行的郡縣制對推動歷史制度進步的功績提也不提，更遑論頌揚之詞了，卻為太子丹和荊軻之流抱不平，唱頌歌。大家可以看出，這是一種以歷史的小義壓制歷史的大義，以歷史的大錯者擠兌歷史的小錯者、以歷史倒退的心理夷視推動歷史進步者的做派，這是中國歷史中歷代精英們屢用不爽的文字游戲，依次他們不斷封堵、誣陷、殘害幾千年來中國原本就極少的寶貴的推動歷史的進步者。我們試想一下，燕子丹及其燕王喜治下的燕國就沒有比秦始皇的暴力更暴力的事情嗎？常識告訴我們，大凡能成就大業的人都是善于應勢利導、調動全國上下積極性的人，燕國和其它幾國最終被秦始皇所征服，說明他們處理國內問題和調動人民積極性的能力實在糟糕透頂，對人民的壓迫可能更加殘暴，更加不講道理，以至泯滅了全國上下對這個政權的信任心和為其赴湯蹈火的精神，所以才被秦國所滅。持著歷史大義觀，我們斷定太子丹及其歷史中和其相似的個人和集團不過是些給歷史進步不斷設置障礙的倒退勢力，而荊軻之流不過是些不知大義的亡命徒而已。而秦始皇能夠統一中國必定有能夠統一中國的理由，起碼必須使國人真心實意地擁戴支持，使天下多數人響應，否則，真像“五德終始說”所證，是因為秦始皇有順乎天意的“德”才定奪天下的？這怎么說得通呢。

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頻繁出現，每一個覆沒的王朝都是因為腐敗而變得無能，由無能又導致他們變得更加殘暴，而取代它的王朝正是有夠籠絡人心的制度許諾，使其一呼之而天下應，開元之年也是一派新氣象，萬民歡騰，隨之保守思想和勢力就重新抬頭。

仔細觀察，發現實行分封制的周朝和秦王朝之后集成周禮精髓的儒家為核心的社會里，與之齊肩和比之過分的暴力事件絕不少見，如東漢時期黨錮之獄就是一例。那為何沒有像“焚書坑儒”那樣被歷史記牢并流傳甚廣？因為，秦始皇的郡縣制，矛頭直指的不僅是領主貴族制的生產關系，即：分封制。還在于他所推行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既是擁護領主貴族分封制的勢力不能忍、不能不反對的，也是后來擁護門閥世族等級制的強權勢力不能忍、不能不反對的，更成為在每個歷史新時期，為在制度上建立形式不同本質一樣的剝削體制，必先將“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精神化、文化化、觀念化，這樣，秦始皇的變法，也就成為每個時代社會傳統習慣勢力合力反對的對象。 

當然，秦始皇為了使郡縣制得以推行，提出了“以吏為師”獨尊法家的治國方針，在具體執行時雷厲風行可以理解，但方式過于簡單不對，總結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在推行新政時的不當行為，有如當年既然留下了博士官藏書、秦國史書、以及歷法、術數、醫藥、種樹等科技書籍，那為什么就不能容忍《詩》、《書》、百家語和其它史書的存在？而且又坑了460名方士儒生。我們認為，這不能成為否定變法本身的理由，更不能成為以“焚書坑儒”否定秦始皇主要功績的理由，以至讓昭彰農業社會保守個性的儒學在工業時代里占據我們精神、意識的主流地位，在精神源頭上掐滅真正的變革意識。因為，儒家思想形成于“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復辟周朝制度的政治主張里，它的精神實質在于此，它的 “仁政”倫理道德凸現在事先框定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級社會里，而這樣的等級社會是不可能真正給人民施仁政的。

第二股勢力來自秦王朝時期和后來各個王朝的大地主豪強和儒士。這使我們很困惑，秦王朝建立的國家政權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管理制度被后來歷代王朝所繼承，但是，他們為什么還對秦王朝和秦始皇嫉恨有加？固然，從表面上看，他們是對秦王朝的暴政有極大意見，但是他們不是一樣實行著可以與之比肩的暴政嗎？這類事件在歷史中屢見不鮮，這里就不一一列舉，而獨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格外被人頻頻提及，我們看其實是秦王朝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是他們所不能忍的，他們那些鞭撻聲與其說有著極大的理性和良知，莫若說充滿著一種特權欲下的無理性，比如，他們對秦王朝制度最大的修正，其實反映在利益重新向大地主豪強傾斜，就是，秦王朝建立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被門閥世族的嚴格等級制度所取代。

其次，在我們將指責目光投向秦始皇及其“焚書坑儒”時，更應該指責站在秦始皇和新政對立面的勢力對秦始皇和新政施與的暴力企圖：一是荊軻刺秦王；二是一部分六國舊貴族伺機發動叛亂，如楚懷王嫡孫逃匿民間，為人牧羊，楚國項梁與項籍逃避在吳中，齊國王族田假、田儋，魏國公子魏咎，韓國張良這些名族強宗及眾多徒黨，時刻等待發動叛亂。

說到這里，我們不難分辨出在整個中國封建歷史中，適應農業社會保守個性的儒家思想被歷代王朝和被封建精英階級推于主流位置，而變法者處于次要地位的奧秘。

三.歷史的批判

精神的批判：兩千多年以來一切圍繞秦始皇功過的爭論，都表現在精神層次上，因為，兩千多年來，中國農業社會自秦漢到明清的制度框架一直沿用秦始皇開啟的制度安排——郡縣制，所謂歷代都行秦政法。固然秦始皇“焚書坑儒”，但是那種除舊弊，興新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變革精神，向前看的意識及其成果，“法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賞厚而信，刑重而必”的法治精神，應該是中華民族肯定、繼承的，我們不能苛求兩千多年前的封建君主事事都遂現代人的心愿。在這個大原則的共識基礎上，再來檢討他的過失，這樣做是否更有利于建構我們民族向前看的意識和精神。 

反觀儒家思想，卻在歷代都行秦政法的前提下，得到了歷代社會上層一部分人的偏愛，并使之居于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精神體系的主干部分。但是，如果說中國農耕社會的保守性猶如不良的氣候，束縛了早存在于封建社會的商業萌芽向工業化社會方向茁壯成長的話，那么，儒家思想就是彌漫在中國歷史天空的凝固霜。因為構成儒家思想主體的莫若于保守性三個字：1.，主張“克己復禮”，此乃顯示出向后走的精神實質； 2.提倡“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法先王”主張，“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此乃是薄新法，厚周禮的制度評價；3. 提倡“中庸之道”的哲學觀，可是在現實中我們何時看到“中庸之道”駕馭了、平息了社會矛盾、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 4.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社會等級，使任何民主觀念都葬送于中國社會上層的國情套詞里。5. 講“仁義道德”，但是，讓人不解的是這種“仁義道德”落實在現實生活中卻完全走了樣，和他們宣示的“道德真理”相去甚遠，或者完全相反。

歷史的批判：我們不是唯秦始皇的變法是唯一不可觸動的變法，而是堅持歷史的進化論，堅持社會制度的進化論，即：堅持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精神，這是我們贊同法家變法舊制，反對儒家“知者不變法而治”的消極歷史觀及復辟古代政治制度觀點的理由。我們主要贊成法家變革社會根本制度的精神，反對儒家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歷史觀。

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看到變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規律，也為中外歷史制度革命的事實所證明，而儒家的那一套與之相比是蒼白的。也看到徹底否定秦始皇歷史功績的那些上層利益集團，為其私利而成為歷史進步的最大障礙。

我們肯定秦始皇的歷史功績，是因為當我們為擁有5000年光榮文明歷史而自豪時，想到集成這個光榮文明的碩大國體、廣大疆域和眾多人口的國度，得益于秦始皇興變法、廢周禮、破六國、一統中原的功績。而且，我們有理由認為正是他的制度安排，才實現并帶給我們大中國的統一的理念和統一成果，消弭了諸侯割據可能解體中國的不良因素，并提供了制衡各種分割國家主權和領土圖謀的方法和經驗，才使在殖民主義猖獗的歷史時期，這片土地沒有被殖民主義者各個擊破、分而食之；才使我們現在在大中國的概念下，批判或者贊揚著秦始皇和中華文明，這是什么？這是歷史的大義感促使的一種歷史良知，真正的良知。

我們珍惜他和歷史上任何一位變法者的變法精神，在我們這個被農耕文明泡大并成長，以致走過了5000年光榮文明歷史的民族身上，變法的精神和變法成果太稀少太珍貴了，從徹底的制度革命角度看，自秦始皇推行郡縣制以來的兩千多年里，只有孫中山的革命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才可以讓我們興奮。

但是，秦始皇成為了被中國歷史主流聲音一致譴責的對象，給這一現象作個結論，就是：秦始皇的被指責，其實和他開歷史先聲的一些政治制度和奪庸人之功的歷史功績有關系，和其變法精神有違歷代上層利益集團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級精神，進行了抑制豪強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探索和制度創新有關。這使他成為農業社會自身具有的保守性所排斥，也為集這種惰性于一身的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習慣勢力所反對所貶斥，按照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經驗看，這些保守勢力為了泯滅我們精神和思想行為中閃耀的星星點點的變革訴求，會不惜一切手段加以扼殺的。

在法家的變法有益于中華民族的同時，一個個主張變法的人卻沒有得到歷史的善待，商鞅被車裂，秦始皇被責為暴君，晁錯被誅，王安石被貶。而在儒家思想主導的兩千多年中，中國歷史似乎滿足于停滯在秦始皇開創的國家政治格局中。這和歷代法家每每被歷史棒殺有關，就為這種令人窒息的封建歷史而惋惜，為封建歷史再沒有出現過大變革時代而惋惜，雖然歷史中不乏政權更替和農民起義的歷史大事件，但是應當承認，這些事件包含的變革因素，遠不如春秋戰國時代和秦始皇時代來的徹底，積極。

我們有理由懷疑占據數千年歷史，過去和現代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英們的能力，因為，一種制度的受益者們固然希望這種制度留存萬年，但思想者和知識者的歷史任務應該對其保持批判的態度，持促其發生質變的理念，即，制度革命。這一點，精英們交的是白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