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與其經制之學

唐仲友（1136—1188年），字與政，騖州金華（今屬浙江）人，世稱說齋先生。紹興進士為陜州西安簿；后又中宏辭科，通判建康府。孝宗時上萬言書以議時政，遂擢秘書省著作郎、江西提刑，為朱熹劾罷，居家著作，益肆力于經制之學，以學者而終。《宋元學案·說齋學案》稱其學“不專主一說苛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于圣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他提倡學經經世，故廣涉天文、地理、刑政、經史、傳略等等。其著作主要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皇極經世圖譜》、《愚書》、《說齋文集》等等^（1）。

說起唐仲友，立即就會遇到一個歷史上聚訟不已、至今亦難以辨清而又無法完全繞開的問題，這就是朱熹何以要六上奏章嚴辭彈劾他。因為此事不僅對當事的唐、朱二人均有重大影響，而且影響到南宋儒學，并從一個側面生動反映了當時政治斗爭的狀況，故而我們在此先加概括性敘述，并稍作分析。

此事發生于淳熙九年（1182年）。前一年，浙東發生大水旱災，致使當地民眾“賣田拆屋，所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貸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取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甚至逆“士子”、“宦族”與“第三等人戶”也“自陳愿預乞丐之列者。”^（2）朝廷以朱熹在江西地康修舉荒政有功而特因新任右相王準薦舉，將他由江西提舉待次改除為浙東茶鹽公事，以巡按身份主持浙東荒政。儒者文士對朱熹此行抱以厚望^（3），于該年年底視事西興，尋訪民隱，開始正式上任的朱熹則以道學醇儒的誠真態度決意竭盡心力地賑荒救災，務使民被實惠。但其時上自朝廷宰輔、下至地主官吏對連年災荒司空見慣，只望虛應做點表面的賑濟，敷衍了事而已。

朱熹一方面不斷上書朝廷提出一系列有關蠲除稅租、禁止苛擾，革弊救民的社會方案，另方面又向朝廷申要款項，賑糶賑濟，并到各州縣實地巡歷，杳看賑荒措置落實情況。但在上，他不僅得不到朝廷的支持，相反卻招致皇帝宰臣的不滿；在下，他的賑荒舉措則受到了諸多與在朝重臣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貪官滑吏的阻撓。于是，朱熹一面直率地對朝廷所作所為提出嚴厲批評^（4），一面則高擎起其實并不管用的“尚方寶劍”接二連三地奏劾起那些被他認為有礙荒政的所官吏。而時任臺州守的唐仲友便是他著重打擊的目標之一。

自淳熙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個月里，朱熹六上奏章嚴詞彈劾唐仲友。這些奏章收錄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細究其意，從朱熹一面講，他是因唐仲友在災荒中依舊催逼稅租和貪盜殘民、植黨淫嚴等不公不法之事南昌憤然上章奏劾的。唐仲友不服朱氏所劾，遂上章自辨，同時，吏部尚書鄭丙、右正言蔣繼周、給事中王信等朝臣則紛紛上章舉薦唐仲友，稱其為有清望的儒臣。這就使朱、唐交章飛奏一事與現實政治生活緊密關聯，變得更加復雜起來。加以各種傳聞紛起，致使此事愈益撲朔迷離了。

當時主要有下列幾種傳聞：一是說唐仲友與呂祖謙因學術上不合而結下怨仇，右袒呂祖謙的朱熹借機奏劾唐仲友。《吹劍錄·四錄》記呂、唐夙怨道：“東萊與唐悅齋同試宏詞，問唐路鼓在寢門里、寢門外，曰：在門里。及試出檢視，始知為其所詒。既而悅齋中選，東萊語之曰：只緣一個路鼓，被君掇在門里。”周密《齊東野語》則徑謂：“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二是說就“恃才輕晦庵”的唐仲友與陳亮矛盾不和，仲友嘗嘲笑陳亮學問粗疏，加以唐、陳二人爭奪色妓，情場敗北的陳亮遂向朱熹進讒言，朱熹據之而六劾唐仲友。《齊東野語》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記之曰：

        朱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臺，嘗狎籍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至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臺，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言，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準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

《林下偶談》卷三《晦翁按唐與正》所記與之有別，但更為具體：“金華唐仲友……居與陳同甫為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為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臺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適度于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于臺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為臺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至，既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為鄉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為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臺州，士子奔奏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中山上以傳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簾言，說盡尊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座與官妓語，酒至不即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之，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為謔詞，末云：‘何一時尊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為笑。”三是朱熹受高文虎迷惑而劾唐仲友，此為《林下偶談》首主其說，《金華徵獻略》則據之發揮道：唐仲友“政聲燁然，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讒于提舉刑獄朱熹，劾罷。”四是說唐仲友主蘇氏蜀學，而朱熹主程氏洛學，故因學術歧異而生發出朱劾唐之事。《四朝聞見錄》上乙《洛學》記曰：“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臺守唐氏，上將置唐于理。王（準）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辨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

年代久遠，眾說紛紜，我們今日對于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之事實在難以論辨是非，亦無需強作解人。不過，透過大量相互間頗有矛盾的說法，尤其是細味朱熹的奏章，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點認識，即：唐仲友識治體、有干才。《金華耆舊補》卷十九謂：“仲友邃于經學，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社學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訂，體該本末，一一可見諸用。登紹興辛未（1151年）進士，復中宏辭科，判建康府。上書累萬言，言時政甚切。興利除弊，政聲赫然。”可見，他為學不拘一隅，且更重學以致用。在臺守任上，他修路建橋，大興文教，雖未必做到了“興利除弊，政聲赫然”，卻也確實取得了些政績。但為學駁雜而又重實用實功實利的唐仲友，其為政舉措頗有違于朱熹所認同的儒學基本原則之處，如其集資建中津橋本不失為一善舉，但該橋既成，他設卡收稅，專門攔截過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狀》中指責其“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又如，災荒中，唐仲友盡管也有“發粟賑濟，抑拊弱”之舉^（6），但他不顧荒年民困的事實，為完成朝廷和戶部下達的限時上交稅收任務^（7）而委派酷吏干官四出坐鎮各縣刻急催督，更添新稅殘民，致使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舉任上目睹臺州災民扶老攜幼逃荒的慘景，遂在未入臺州界便先寫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狀，斥道：“知臺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因此，朱熹在六道劾章中指責唐仲友的罪狀，不少是屬實的。當然，朱熹嚴參唐仲友，也確有如唐有為所說“疾惡太嚴，所謂偏隘也”^（8）之處，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書及與營妓有染這樣一些于節行有虧之事大做文章等等。

唐仲友誠然遠遠不是德性美善之人，但如不以人廢學，則從儒學發展史角度看，他還是有不少可以稱道的學說思想，并應在中國儒學史上具有一定歷史地位的。全祖望將唐仲友所為經制之學與呂祖謙兄弟的性命之學、陳亮的事功之學相提并論，稱：“乾、淳之際，婺學最盛。”黃宗羲則謂：仲友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醇，其淺深蓋如此。”^（9）

與道學諸儒揚孟抑荀的做法有異，唐仲友對戰國儒學別有會心，認為孟子、荀子之說，皆從孔學而出，其旨相同，互為表里。他說：

    自戰國爭富強，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道可反掌致，卒不見用。（荀）卿后孟子，亦尊孔子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楊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論。方說上繳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強以道德之盛，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畢無用，至于坑焚滅人旋踵。漢有布衣，終假儒以定。卿儒不用而后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之其流亞，廢于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晝寤酺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息。^（10）

他在《題王介甫荀卿論下》中云：“不盡仁智之道不足以知己而愛己，能知己愛己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若其使人知己愛己，則所謂在彼者圣人之所不能必也。今子路之言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是未知所謂在我者當盡而在彼者不必求也；子貢之言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是雖知人智之用而未知其本也。獨顏淵不然，不責之人、不求之遠，反諸身而已，是可謂深知仁智者也。孔子不云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不云乎‘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由是言之，則卿之所載，誠孔子之言。辟之者過樂。”^（11）唐仲友當然也注意到了孟、荀之間的差異，故其言有曰：“《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辨異端、息邪說，二書盡相表里。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為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為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于詐，故假仁義以為利，利勝而仁義，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偽也。夫善可偽，則仁義禮何適而非偽也？四者既偽，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為霸者之佐也。”^（12）

在人性論上，唐仲友有與道學諸儒相同的主張。他說：“荀卿有性惡之說，楊雄有善惡相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為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郁陶之思，以偽為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為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恒》，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之。”^（13）盡管沒有提升到哲學理論高度來講論人性，但唐仲友依據“性善”說談史論人，這與朱熹所謂“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14）“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15），在價值取向上別無二致。

作為儒者，身處儒、道、釋交鋒之世，唐仲友曾特撰《釋老論》，指出：“自釋老之說熾于中國，使吾民不蕃田疇、不辟財用、不足兵甲、不堅土木無度，而奇巧之技眾，男女怨曠而淫辭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辯所不可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小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靜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為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濁世、處俗塵，孰若睚在而游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為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圣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圣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游魂，知鬼神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當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間，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厘，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為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為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為之，其為禽獸也大矣！”^（15）

唐仲友揭“務實”之幟，明確認為：

為學之道，在于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畫地為餅，失救于饑；貯絮三千，失益于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畋也，專心致志而后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故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眾；為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短，得于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后之學者，其力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為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尚得必欲兼取而盡為之，其學荒唐而失統，其言夸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偽而不愨乎！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往往不及古從萬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自盡其才以力于學，其大而為圣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次為賢為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現于世，下而醫卜祝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人之典籍，各舉其職見于問答之間，若卜偃知畢萬之后，醫和視晉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后之賢士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鄴父、史蘇、醫縵之流，發為辭令，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于春秋猶如此，而況于先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治賦、或可使為學、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學；列為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圣人之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后學者異于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云月露之詞，··不徑，懨詭奇怪之說并行于世，而學者之精神耗于虛文，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算河渠地理之學、射御卜筮數技世之家，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春秋之人才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后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真賢實能，后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后世乃自百職至于三公使之更進而為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偽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才多以固陋見笑。嗚呼！無惑乎后之學者不如古也。^（17）

依據這種思想認識，唐仲友力反流俗，不尚蹈虛，而主返古求實。這使他毅然否認道學諸儒神秘的“心傳道統”之說，謂：“圣人之傳道必以心。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學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門之高弟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于意言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于至誠力學者。后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而入于釋，以為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圣人之域，相與用心于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為之功幾于盡廢。畢世窮年，茫然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于亡，外以欺于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途者也；知津則一矣，他歧不能惑也。問途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問途而知者乎。夫子，大圣人，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夏自十有五至于七十，自志于學至于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子之學也；‘理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后之學者不為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為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學、不得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18）

唯其務實，故而輪對之際，唐仲友不像朱熹、陸九淵等道學家那樣著力于以“天理”匡正君心，而是直陳時弊，并提出其對應之策，謂：“今日之患，入仕多而缺不足以給，軍籍濫而財不足以贍，用度廣而賦不足以供，貪吏肄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憂，公私所通覺，不可不蚤圖，不可不深慮者也。”并云：“今日經運之謀可行，果何在乎？……請去泰甚，精考課，以清入仕之流；……請擇將帥，明賞罰，以革軍籍之濫；……請興屯田，省浮費，以濟用度之急；……請尚風化，獎廉潔，以責貪墨之風。”^（19）亦唯務實，對于當時朝野最為關注的戰和問題，唐仲友既不盲目談戰和問題，唐仲友既不盲目談戰，更不主和議，而是靈活地提出“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倦”^（20）。我們不宜將之視為“隆興議和中有代表性的一種最迷惑人的機會主義投降調”^（21），因為這里最國強調的乃是“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而“定立國之本”——亦即在“不忘宗社之仇”的前提下明定“國是”，乃是當時朝政最為緊迫之事，至于“和之與戰”則確如其所說，不過“隨時應敵之方”，而非“至計”也^（22）。

唐仲友的儒學思想，以講求經制最具特色，而“井田”論則是其經制之學的重要內容。他考古研史，注意到“神農氏為耒耜以教天下，黃帝立井田之法以制兵。陶唐以前，簡策罕存，法制不可得而詳矣。舜命后稷播百谷，禹定九州則三壤賦，中拜弼成五服甸服之賦，百里為差，啟戰甘野乃召六卿，田賦軍法大略可見。商因于夏，更立助法，貢之用否莫得而考。周自封郜，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公劉居豳，徹田為糧；召公至岐山下，乃疆乃理；文仁政，耕者九一，然猶諸侯之制、商家之法。周公致太平，經制大備，法兼夏商，不可易矣。中更厲王，紀綱文章大壞，宣王命召伯、韓侯疆理畝籍，至于蠻貊。方叔南征，其車三千，周道燦然復興，而不藉料民，寢以違古。幽王荒廢，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奏禹功，詩人輩傷思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所為刺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力征，變成法以濟其私。齊作內政以趨功利，魯號秉禮之國亦稅畝作鄴甲田賦。子產相鄭，復修廬井，國人始欲殺之，后更頌其德，法壞難復如此。其后又作鄴賦，《蠆尾》見譏，爰田州失。晉法非古，楚乃掩為賦，亦一時之興廢也。戰國并爭，經界愈慢，典籍亦亡。孟軻為齊梁王言王政，皆謂迂闊，獨滕文公問井地，軻言大略，卒以國小而逼，不克自振。秦用商鞅，開阡陌以招三晉之民，遂傾六國、并天下，先王法制無復存者。漢興，蒐求遺典，只得《周禮》五篇。名儒宿學或未之見，或加詆訾，故董仲舒輩皆謂井田難猝行，欲限民田以漸致之。哀帝用師丹之請，公卿議定，卒以權貴不便寢。王莽妄意古制，令天下皆為王田，民用愁怨，雖勉強復故，世已大亂。世祖止行檢覆，迄東都不復更張。三國六朝，兵亂相尋，因循茍簡而已。元魏都洛，甸服蕭條，廬井流亡，田賦淹滯，始因李安世之議，均給天下民國。時勢人情適當可變，非其智能優于往昔也。齊周迄隋，大因小革。唐朝損益口分世業，制度初立，時久產滋，官吏偷惰，版籍以紛亂。天寶以降，經營之法蕩然不存矣。五代日不暇給，周世宗讀《均田圖》慨然懷古，享國日淺，大志不遂。國朝歷載三百，十圣相承，俱存不擾，遠恢禹跡，以復周典，然則未暇。又，諸儒考論《周禮》，疑信大半，人學家師，古制益以曖昧。蓋周公制法，思兼三王，鄉、遂、都、鄙為制不同。古文質略，舉凡互見，當時官有典常，更相發明；今惟一經，又缺《冬官》一篇，漢儒訓釋，矛盾橫生，康成一家，自相牴啎者不可勝述”，故而他特“舉古法為綱領二篇，雜以兼析，著后世法制之變，以便觀覽”^（23）。唐仲友之所以花費很大精力考論井田，講求經制之學，乃是針對著當時豪強大肆兼并，田稅不均，以至出現貧者無業而有稅、富者無稅而有益狀況的。這種狀況不僅公私俱受其害，而且造成無業有稅之民生活難以維系，成為導致動亂的一大社會問題。對于這一客觀存在著的問題，唐仲友及與之同時代的有況見的思想家均很關注。仲友在上孝宗書中說：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為主，茍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蹶；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黑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弗壞，豈惟公足強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于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于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緣為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愿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內外遠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奸滑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國本，規恢治功之意。^（24）

其所謂合乎“中正之道”而欲令上下內外同心行之的良法，就是復井田、行經界。朱熹也

以其所轄地方情形為例揭露道：“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

姓名冒占，而細民財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人，

遂多方攀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

莫能相正，窮民受罪，有使人不忍聞者。”他通過研究，認為“欲救其弊”，“若不經界實無

措手之地。”^（25）他又上書指出：版籍不正、田稅不均，看似小事，實際上于公于私均有莫

大之害，因為“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欠追呼監系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

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了民，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于稽考，人戶疲于應對，

而奸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26）。而復井田、行

經界，則可除弊興利，緩和朝廷與民眾之間日益緊張的矛盾，避免社會沖突的發生。從此角

度來看，朱熹與唐仲友的經濟思想頗為相通，而朱熹之論，則又為唐仲友的經制之學提供了

一個具體、生動的社會背景。以之考量，則可以說唐仲友以井田論為主要內容的經制之學，

乃是其返古求實的儒學精神的體現。

[注釋]

    （1）關于唐仲友的著作，王虎義說：仲友“所著書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解》、《故事備要》、《詞科集錄》、《宣公奏議解》、《典麗賦》四十卷，其后諸孫懷敬集其雜文為《悅齋文粹》。”（《金華征獻略》卷四《唐仲友》）《金華耆舊補》卷十九謂仲友“著書有《六經解》、《九經發微》、《孝經解》、《經史難答》、《十七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群書錄》、《政事備要》、《陸宣公奏議解》、《悅齋文粹》及天文地理等辨約八百余卷。”《續金華叢書》收有仲友著作《詩解鈔》（不分卷）、《九經發題》（不分卷）、《魯軍制九問》（不分卷）、《愚書》（不分卷）、《說齋文集》十卷。又，黃宗羲在《宋元學案》卷六十中記仲友著作有《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科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黃氏并引周益公語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為百世之軌范者也。”

    （2）《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奏救荒事宜狀》。

    （3）如其時被劾罷歸山陰境湖家居的陸游，作詩一首寄朱熹，盼其早來施賑。詩云：“市聚蕭條極，村墟凍餒稠。勸分無積粟，告糴未通流。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征科得寬否，尚及麥禾秋。”（《劍南詩稿》卷十四《寄朱元晦提舉》）

    （4）朱熹在對王準的信中曾從荒政爭務出發辛辣抨擊王準主持的朝廷所作所為道：“……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于養兵者十而八九。至于將帥之臣則以軍藉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奸；饋·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萱輦載，爭多斗巧，以歸于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于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為尊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今上之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托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顧焉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何諛順指之計。”（《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上宰相書》）

     （5）關于唐仲友出守臺州的時間，《悅齋文鈔》卷九《新建中津橋記》有“仲友以淳熙庚子（1180）來守”之說，《重修臺州郡學記》云：“本朝以恢復為家法。自慶歷迄紹興，命教益廣，矧右甸服，敢不欽水。仲友奉命假守至郡，即謁先圣，行視學宮，將就繩紀，惕然非宣化所宜，乃議修學，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二人，·役事擇僚屬四人助之。始作庚子（1180）孟春，畢于首夏。”

    （6）朱右：《白云稿·題宋濂所作仲友補傳》。

    （7）荒年本應減免稅賦，而朝廷仍定民戶交納夏稅期限在八月三十日，戶部又擅改為七月盡數到庫。為完成任務，唐仲友強令各縣六月底以前全部如數收齊，并為之采取

不少刻酷的措施，像天臺縣到六月下旬已納到夏稅絹二分之一、錢三分之二以上，他卻依舊差人把天臺知縣趙公植捉押赴州作人質勒令民戶十日內將夏稅交齊，方才放回公植。這顯然是嚴重違背了儒家“民本”原則的擾民害民之舉。

    （8）《康子內外篇·民功篇》。

    （9）《宋元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

    （10）《說齋文鈔》補《唐楊倞注荀子后序》，“續金華叢書”本。

    （11）《悅齋文集》卷九，“續金華叢書”本。

    （12）《說齋文鈔》卷八《荀卿論》。

    （13）同上《性論》。

    （14）《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一。

    （15）《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廣仲五》。

    （16）《悅齋文鈔》卷八。

    （17）同上《學論》。

    （18）同上《顏曾論》。

    （19）上書卷二《館職策一》。

    （20）同上《館職策二》。

    （21）束景南：《朱子大傳》第481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2）關于其時“國是”問題，請詳參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上），三聯書店2004年版。

（23）《悅齋文鈔》卷四《田制總序》。按：仲友所撰《井田綱領》上、下篇，并見《悅齋文鈔》卷四。

（24）上書卷一《信州朝廷札子》。

（25）《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與留丞相札子》。

（26）上書卷二十一《經界申諸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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