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墨子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非攻》是《墨子》中的名篇，了解中國文化又談論國事者，多少都會想到《非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影響古今的和平主義，是平民主義的戰爭觀。
----筆者以為，正確地解讀《非攻》，重要的是要明白《非攻》產生的場景。
二千五百年前，中國史上出現了一個大變革的時期。那個被定名為春秋戰國的時代充滿了政變、瓜分，侵略、吞并，欺詐和屠殺，時間綿延兩百多年。西周初期建立的封建文化基礎逐漸地被破壞，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直接造成了社會紊亂、經濟凋蔽。司馬遷記而述之:“諸侯恣行，政由強國。”，《左傳》載，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可見混亂和戰爭帶給人民的苦難。
對于這個時期的評論，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莊子怒斥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后來的
董仲舒則以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可見那個時期的混亂是怎樣為人厭惡。但是，上述三人評論又有不同。
孟子認為的“無義”指的是“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破壞的是秩序；
莊子則是以“圣人不死，大盜不止”論，是對時代的否定；
董仲舒的意見在于“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是從戰爭利弊的角度來評說的。
墨子的《非攻》就寫作于這一時期，表達的是平民百姓對戰亂的看法，也是兼愛思想在戰爭問題上的體現。
-----在《非攻上第十七 》中，墨子對于打著“義”的旗號侵略他國的戰爭行為的非正義性予以抨擊。
墨子問道，偷竊他人桃李、豬羊等損人利己的事情，大家都認為應該給于懲罰，但是發生進攻他國的事情，大家卻跟隨、響應，而且謂之“義”，這是什么意思啊？
墨子又問道，殺一人是不義，定死罪，殺人越多罪也越重，這一點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對于大不義的侵略他國，大家為什么卻擁護、支持呢？
墨子質問：對于小事，大家知道是非。可是對于侵略他國的大事，大家都犯糊涂了。這種所謂“義”和“不義”的辯論是不是胡扯？
和平，眾之所求。先秦諸子對于和平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主要的就是關于仁與義的爭論。這是殘酷的環境使然。當其時，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憤于世事而無奈，騎牛出函谷而不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著述春秋，希望以此勸世，但是聞說祥瑞麒麟被獵獲，對世事極度失望，擲筆絕書。
孟子是孔子理念的繼承者，也是“義”的創建者。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朱熹對此句的解釋是：“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誅之，此春秋無義戰也。”
無論是“仁”或“義”，都是從建立社會秩序的角度來說的。社會秩序的實質是社會各利益群體相互間的一種妥協。問題是，戰國期間的諸侯們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惡”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的戰爭，他們是用戰爭的方式來進行關于建立社會秩序的討論。
而墨子是“不堪命”之民的代言人，他對的“義”理解是從民眾的角度來闡述的。或者說，他是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參與關于社會秩序的討論。
------《非攻中第十八 》述，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冢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如果什么事情都依靠戰爭來解決，民眾又怎么能夠承受？他說，發動戰爭，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熱，只好在春、秋進行。可是春天是播種的季節，秋天是收獲的季節，荒廢了這兩個季節，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進行戰爭，戰死于戰場的人又不可勝數；用于戰爭的牛馬的死傷不可勝數；運輸糧草而疲于奔命的百姓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
如此危害民眾的利益，又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得到“伐勝”的名聲和一點戰利品？墨子以為，這其實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呵。為了得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卻要死傷數萬，這樣的結果只能是土地太多了而自己一方的民眾卻大量減少，這種“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的做法是國家的要務嗎？
墨子在駁斥了好戰者的種種謬論之后說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兇。”他問道，今天的好戰分子，難道不應該從智伯(晉國分裂過程中的好戰分子)的行為中得到教訓嗎？
墨子進而論曰，連傻瓜都知道奉天則承運。奉天就是奉行天下人認同的大義，即圣王之道。諸侯們把精力用于戰伐兼并，而以為是義舉，實在是盲人不知白黑的行為。
什么是圣王之道？墨子論曰，“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所謂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為都要服務于百姓的利益，對外則不以大國自居與鄰邦和睦共處，然后帶領百姓奉祀山川鬼神、發展生產。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使大家都得到利益，自然功勞也就大了，于是四面八方都是擁護的聲音，大家也就敬奉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了，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在《非攻下第十九 》一節中，墨子闡述圣王之道，評論戰爭的危害，對于不識大義、妄動干戈的好戰分子痛加批駁，激憤之語溢于言表。
------ “非攻”當然不是“非戰”，墨子對于戰爭的理解是從民之利益、圣王之道的角度予以考慮的。有好戰分子說：“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
墨子反駁，禹征有苗不是攻，而是誅其元兇。三苗大亂之時民不聊生，所以天命殛之。大禹奉天命征伐，得到天下的支持，所以很快成功了。特別是禹既克有三苗，不是燒殺擄掠，而是為他們建立了秩序，使他們有了安居樂業的環境。
還有湯之伐夏王桀，也是因為夏王桀倒行逆施，天下大亂，所以才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湯遵從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這就是湯之誅桀也。
至于周文王伐商王紂，也是紂的“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也就是紂的德行敗壞，天下大亂，才有“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同樣的，周文王伐紂之后也是奉行仁德的天道，“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也就是說克服了種種亂象，使天下得以安寧。
墨子戰爭觀的內涵有深刻的人民性。墨子曰：“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在上古，天命常常指的是社會的表現，也就是人民生存的狀況。在墨子看來，只有順乎民意，除暴安良，此類的戰爭也并非不可以，反而是圣人之道。墨子戰爭觀的核心就是戰爭必須服務于“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觀之，墨子為民的立場鮮明，亦非迂腐之輩可以比擬。
“非攻”是墨學的重要范疇，常常有人片面理解“非攻”為反對戰爭，這是曲解。大家都希望和平，嚴格地說卻并非如此。和平與戰爭都是社會存在的合理的形式。在戰國時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如果片面地反對一切戰爭顯然沒有合理的現實依據，注定被現實否定。即使現在的國際環境，盲目于“非攻”，也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原因很簡單，在周王室無法控制局面的時候，戰國時期的社會是無序的，用現在的話說，社會遵循的是“叢林原則”，而現在的國際社會也是如此。
------基于這樣的戰爭觀，墨子在戰略戰術上體現為“墨守”。后世的誣墨者常常以“墨守陳規”來戲弄墨學為保守學說。其實“墨守”有之，“陳規”卻未必。“墨守”實際上是一種后發制人的戰略戰術，當然這種方式只適用于得民心、為民者所領導的人民戰爭，而且大有成效，例如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就是現代的“墨守”。對于專制者，則沒有意義，那只是無能的遁詞，也必然失敗，例如薩達姆之輩。當然對于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者如布什，更無價值。墨子的戰爭觀和戰略戰術與他的平民思想是相一致的。
《公輸第五十》是“墨守”的示范。該文邏輯縝密、文采豐華、思想深刻，即使相隔年代久遠，依然展現著和平主義的光芒。
“墨守”的內容包括基本的兩方面：外交與戰備。外交是國際政治的組成，也是一種妥協的途徑，無外交，“墨守”失去和平主義的意義；另一方面，戰備是外交的基礎和保證，弱國無外交。
《公輸第五十》記述，墨子“行十日十夜”面見戰爭的教唆者公輸盤，對于公輸盤在“義”上的糊涂，墨子以“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的“四不”論讓公輸盤啞口無言；又以“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說服了準備討伐宋國的楚王。
希望通過外交談判來阻止戰爭，是一種可怕的幻想。真正迫使戰爭狂人們老老實實的只有實實在在的實力。墨子和公輸盤的實力較量是這樣進行的“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模擬戰爭告訴公輸盤，所謂的新式武器“雲梯之械”是不足持的。
顯然，紙上談兵還不能制止戰爭。在模擬戰爭中失敗了的公輸盤威脅要殺害墨子，在他看來失去了墨子的宋國也就失去了屏障。于是墨子冷靜地告訴這位戰爭的教唆者：“你所能想到的我都為你考慮了，我的弟子們已經使用我的方法為宋國作好了防御準備。”文章記載了楚王放棄了戰爭的計劃，但是沒有記述公輸盤的彼時的感受。我想這時的公輸先生一定鐵青著臉，他可能得到的別墅和小轎車的賞賜在這一番較量中化為烏有。
和平主義者的墨子們珍惜生民、熱愛和平。為了制止戰爭，他們摩頂放踵，置生死于度外。墨子說道：“治於神者。眾償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壺公評論曰：仁德之心，天地可鑒，昭示千古。
作者：壺公評論05-02 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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