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儒學的話題是近來論壇爭議激烈的題目。筆者在這里提出一個問題：當大談“儒”的時候，是否意識到存在有一種結束“周禮”，開創新文明時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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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述對儒學的看法：
儒學的核心是“仁”，方法論是“中庸”。
關于“克己復禮歸仁焉。”：
其中克、復、歸是為了實現“仁”。“ 復”是為了“歸”，因為孔子所處的時期已經出現禮崩樂壞的情況了，而孔子作為一個周禮的闡述者和教化者，只能以“克”--自我修養相號召，所以“克”是為了“ 復”。全句體現了儒學為民的思想，是儒學的目的論。后來的“仁政”、“王道”應該都是從這個“仁”字演化出來的。道德經里有一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是對“仁”的注解；
關于“中庸”：
匡亞明先生認為，“中庸”是“作為仁的人生哲學方法論的中庸”。我們認為“中庸”在儒學體系中應該是方法論。
朱熹認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我們曾經用華羅庚先生的黃金切割法的0.618來形容對“中”的最佳狀態的探索。
“庸”則是遵循自然規律。因為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不易”者當然只有自然規律了。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辯證法也是方法論，但是沒有“庸”--自然規律這層含義，原始狀態的辯證法只是阿拉伯人爭論的一種方法，后來有了發展，基本上也只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說來“中庸”含義 更為廣泛、深刻，超出了方法論的范疇。應該說“中庸”是以最符合事理的方法理解和把握客觀規律。難怪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民鮮能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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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的歷史地位：
儒的歷史地位：中國史上，多數情況下是儒、法并舉，王、霸互濟，文、武同道。另一層面上，則是釋、儒、道三教一體。中華文明能有五千年，得益于開放和融合，充滿活力的儒學也具備這樣的特點；
儒的獨尊地位帶給社會的是封閉，對于儒學本身則是僵化，這種現象在漢武之后和宋的中、后期表現得至為明顯；
我們說“還回本源”，指的是儒對“仁”的追求，也就是關于“民”的理念。周公制禮是結束了奴隸不為“人”的狀態，而把所有的“人”謂之為“民”， “民”是有等級的“人“的概念。儒對“仁”的追求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提出，到朱子所作的《孟子集注》，確立了孟子亞圣的地位，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第二層意思則是認識儒的始創者孔子一生的顛波流離，他的學說是在實踐中，是在教育他的三千弟子和七十二圣人中產生的，儒學是入世之學，是實踐之學，是發展之學；
儒在歷史上的地位有興衰的演變，這和朝代更替有關，但是儒在中華民族思想史中的影響只是在不斷的增強，儒家思想已經成為我們民族體內的基因。例如反儒激烈的”五四”時期，主要的人物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等，認真研討他們的文章，都有強烈儒學的傾向。這種傾向對后人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例如偉大的科學家“三錢”的先人都是“五四”時期的人，其中之一的錢穆先生竟然是“朱熹”研究者，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
儒家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部份，這是費正清，也是馮友蘭先生的看法。其實這種說法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中國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階段和西方大不相同。照搬西方的理念來解釋，肯定碰壁。
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思想史上創新的階段，是“周公制禮”之后一個開創性的里程牌。之所以這么說，還是從“民”這個概念看。
所謂“仁”，也就是為“民”，包含“牧”、“治”、“管理”的意思，在這里“民”是被動體；
所謂“親民”，其中包含主、客體，否則為什么用“親”呢？無論怎么“親”，那怕是父子之“親”，歷史上父子相殘的也不乏其例；
所謂“明德”，如果德在人間，又何必“明”。例如，執政者在眾目睽睽之下執行公務，劣跡未顯即遭否決，執政者尚且如此，那么誰又能夠違反社會道德，或違反社會道德不受懲罰呢？
毛澤東的后半生致力于繼續革命，不斷地進行執政者內部的斗爭，甚至不惜全部推倒重來，他提出了“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提出了執政黨的“吐故納新”,提出了消滅“等級制度”，消滅“法權”。他是為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人”這一開創性的思想，把人民從被“親”、被“為”、被“明”的客體中解放出來。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是一種開創性的行動。
導致儒學的僵化原因有二種：
其一就是前面說過的“獨尊”，走向封閉，走向“萬馬齊喑猶可哀”；
其二，就是脫離實際，與儒學創建者的孔子的從實踐中認識真理的方法、方式相背離，而是從書本到書本，鉆牛角尖。
影響較大的是前者，影響的是整個社會；后者影響較小，如果不掌公權，犧牲的只能是他自己。
危害“儒”的東西是什么？是企圖把儒引向反社會、反人民的行為。這種現象不可等閑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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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入毛澤東思想體系是儒重生的必有之路：
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革命實踐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今天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也是毛澤東思想在建國實踐中的發展。毛澤東思想是立國之本，是指導中國走向輝煌的思想理論基礎。
一些所謂儒學衛道士認為，儒學的根本原則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沖突，沒能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真正的傳承。把復興儒學和中國的立國之本相對立，挑起意識形態的斗爭。這種行為的后果只能使儒學再次偃兵息鼓，理所當然也將使這些陋儒們再次遭到痛擊的命運。儒學是什么？有人認為它僅僅是禮樂之學，有人還把描繪成祭禮上的吹鼓手。應該說明的是，周代的祭禮是神圣的，儒的職責也是神圣的。
而更為重要的是，孔子把儒演化成周禮的闡述者和教化者，也就把儒提高到與政權互為表里的地位，它為政權的存在提供各種依據和制度，為社會秩序的穩定提供了理論上的保障。回到本源，有時候問題就是這么簡單。
可是當儒的地位不斷地被抬高，一些術士，一些食古不化者，一些故弄玄虛的小丑把儒學變化為一種高深莫測的心學。儒學的本質被歸結為一種發源于人心的道德心性之學，只要進行個人的道德修養，變化氣質，端正人心，就可以解決現實世界的一切問題。這些術士們認為儒學是一種“為已之學”，是“天德”在人心中的體現，作為 “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在人心中的體現。這個“神圣天道”本來就是內在于人心中的，即所謂“道心”、“本心”、“性體”、“吾性自足”、“萬物皆備于我”等等。
這些陋儒也如同舉著刲幡的算命先生一樣為儒抹上神怪的面具，也象文革中的一些造反派，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一張張廢紙而庸俗化了。獨尊者，有時就要淪入這樣的命運。
欲尊儒，現實的方法，就是讓它回到自己應該有的地位，回到適應社會發展、回到為社會大眾服務的位置。而尊儒者，只有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提到的，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舍此，別無他途，因為一個進步的、現代的社會根本不會容許弄神弄鬼的術士。
今日的儒學不清淡。在政府層面上儒學的影響是極大的。例如前政協主席李瑞環，他對于“和”的講演是極為生動，在國內外都有影響力；如，胡主席、溫總理，他們都有大量的以儒學的經典語言來說明執政理念的例子。在民間，儒學的影響更是不可小視，人們在討論道德時，遵循的標準基本上是儒家的信條。儒的興衰最終決定于大眾的認知。
筆者早年讀過美國人費正清的一本書，書中寫到毛澤東思想是儒家的馬克思主義，很覺詫異。稍長，書讀多了，感悟出毛澤東的思想是建立在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之上，他是把馬克思主義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做了整理。
再說一件事：在李約瑟看來，朱熹理學作為一種有機主義的哲學，它很可能通過萊布尼茨傳入西方，而成為西方有機主義形成的重要材料；這也表明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懷特海的有機主義與朱熹理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李約瑟寫到：“現代中國人如此熱情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有很多西方人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想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竟會如此毫不猶豫、滿懷信心地接受一種初看起來完全是歐洲的思想體系。。。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哲學思想正是他們自己所產生的。”
李約瑟稱：“理學的世界觀和自然科學的觀點極其一致，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疑問的。”“宋代理學本質上是科學性的.”
毛澤東思想和儒學的關系還可以見之于湘學的王夫子，王夫子則是理學家張載的傳人。中國現代哲學家馮友蘭說：毛澤東的思想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馬列主義，二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前者是毛澤東接著馬克思和列寧講，后一個是接著王夫之和張載所講。
而最為根本的原因則在于，任何一種社會學說，如果有存續的生命力，必然和“人”的解放相關：
周公制禮，孔、孟傳教，董仲舒集大成，程、朱匯聚天下理學于一體。。。一代代的圣賢成就了以綱常倫理為內容的中華傳統文化。二千多年來，中國人以一種與西方或其他文明不同的方式生活，這種生活方式不是在上帝和自然之間界定的，而是在綱常倫理所規定的人倫關系中定義的。于是，現在的世界也只保存了中國這樣一個最為古老的文明，而且竟然顯得如此朝氣蓬勃。
這個具有終極性質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什么？周禮以綱紀天下，納上下於道德，合天子、公卿、士民于一體；孔、孟主張“仁政”、“王道”、“民重君輕”。。。其核心是“民”。雖然從“氓”向現代“公民”的轉化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但是看中國歷史，得民心的皇朝興旺發達，失民心的皇朝毀之一旦，載著歷代皇朝這艘大船的水就是人民。而人民終于能夠成為主人的時代，則是毛澤東開創的新中國。
毛澤東思想體現了對“人”徹底的解放。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這樣幾件前無古人的大事：帶領人民趕走西方列強；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走社會主義道路，人民的利益是社會的最根本的利益；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逐步走向工業國。
偉人不外三類，一類是拯救苦難；一類是造福于人；還有一類是即拯救又造福。毛澤東都做到了。毛澤東所以被罵，與救世主的角色有關。救世主的責任就是打倒剝削者壓迫者，解放人民。革命是結構的改變，必然重塑利益格局，改變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對比，也就是剝削者、壓迫者喪失利益的過程。剝削者、壓迫者能不罵嗎？但是他們罵的越兇說明越證明毛澤東的偉大。
有些人質疑毛澤東時代復雜的運動。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看看著名的“延安對”：１９４５年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未來中國。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這確實是中國人的困惑，歷代帝王都無法面對這個問題。但是人民領袖毛澤東則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說到做到，他的后半生仍然堅持繼續革命的理念和實踐，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挑戰數千年困撓而義無反顧的人民英雄。于是人民看到了希望。
作為西方文明源泉國的法國前總統德斯坦，這樣說到：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也正是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平民主義。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發生沖突。那個時候的梁漱溟是儒家，儒家的道統就是精英主義，主張學而優則仕，主張勞心者治人。梁的思想還帶有濃重的封建文化色彩，或稱之“鄉紳精英主義”。或稱之為地主富農路線。梁漱溟同情他的“農民”的命運，反對國家工業化，反對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富農----鄉紳勢力等等。
而毛澤東具有深刻的平民主義思想，來源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也來源于馬克思的學說。毛澤東和梁漱溟的沖突，實質上是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對決。
后來社會發展的事實，以及梁漱溟潛心研究新儒學，成就了儒表佛里或佛表儒里的境界，終于走近了人民。精英與平民相結合之路正是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終極之路。從此后梁漱溟開始對社會主義事業堅信不二，對毛澤東主席則是仰之彌高，信之彌深。
1957年的韶山之行，梁漱溟發出了由衷感慨：“主席的思想確實博大精深，是可學而不可及的。”
1958年反右運動后他給政協寫信，說：“我認為佛家出世思想的價值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被發現。” 這就是一代大儒的認知之路。
當前中國社會，已經拉開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角力的帷幕。帶來大量工人下崗、民工被欠薪等等惡性事件的精英主義必將受到全面的批判。民眾正是從這些精英主義的反面教育中認識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大家可以上各個論壇上看看，民眾對毛澤東的好感是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的。對于文革，對于以前我們曾經經歷的種種事件，都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那種由精英們把持的狀態必須結束。儒學之路必須和現代中國、必須和人民大眾的走向相一致，否則是“此路不通”的。
精英與平民相結合亦即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終極道路。精英們主導的在中國一時的封建回潮算不了什么，用毛主席的話說，人間正道是滄桑。
毛澤東一生的業績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偉大的。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創了五千年中華民族史嶄新的一頁。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澤東思想是繼周禮之后，又一倫理道德的建立，將長期影響著中國人民的社會及其生活。
正如春秋戰國之周禮，有一個禮崩樂壞的坎坷。文革使毛澤東思想走向宣傳的頂峰，也使毛澤東思想在之后進入低潮。文革之后，中國人出現的信仰危機，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個過程造成了現代社會的種種混亂。于是，又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出現，出現了許多企圖拯救信仰危機的主張。
我們最終將回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之上，在社會經過充分的思考后，必將接受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人民今后千年，甚至數千年的思想指導，就象我們曾經接受周禮---儒教對社會的規范一樣。
儒學的末路在于僵化，這是任何一種學說都可能遭到的命運，關鍵有賴于它的傳人。儒學存在至今，坎坷倍至就是一個證明。 有人以為儒學是常青樹，這就象秦始皇希望皇朝萬代一樣，是一種僵化，主張者即儒學毀滅者。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儒學的出路在于返回本源，返回大自然，接受實踐的檢驗，為社會服務。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做得很好，可以認為這就是毛澤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
作者：壺公評論 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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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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