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意識形態對漢語教學的滲透

    
    一、問題的提出
    從50年代到90年代初，這4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的漢語教學一直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強烈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從教學的內容到形式，都是把目的語國視為敵國，視為靶子。二是大部分語言材料，深受臺灣意識形態的影響。
    這種情況甚至也清楚地反映在我國大學的對外漢語教學及所使用的有關教材中。例如，普林斯頓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聯合創辦的暑期中文短期培訓班（簡稱普北班），經過了八年的艱苦創業，如今在美國已頗有名氣、生源極好。但是，所謂聯合辦學，實際上是借北師大地理的和師資的優勢，把普林斯頓大學漢語教學的體制和模式整體移植過來。這其中也包括使用普林斯頓大學編寫的一至四年級的全套漢語教材。如，普北班三年級的教材《人民日報筆下的美國》（供三年級上學期使用）選編的是《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有關美國社會問題的報道和評論，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省》（供三年級下學期使用）選編的是以胡適、陳獨秀、傅斯年和巴金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當時中國社會文化問題的批評文章。該套教材拿到中國使用后，除了把《人民日報筆下的美國》中編者的一篇帶有反共色彩的綱領性文章和幾副政治性諷刺漫畫刪掉以外，其它未做改動。這套教材的問題，集中地表現了西方的觀念文化——更具體、更準確地說是“美國意識形態”——在漢語教學中的滲透。
    二、美國、臺灣意識形態對漢語教學的滲透
    下面讓筆者以《人民日報筆下的美國》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省》兩種教材為例，具體看一看美國及臺灣意識形態對漢語教學的滲透。
    《人民日報筆下的美國》共選編了《人民日報》海外版從1990到1991年間發表的14篇關于美國社會問題的報道和時事評論，第15篇是由臺灣美籍教授周質平寫的一篇與書同名的評論文章，“作為全書的總結。”周教授的編選思想和意圖集中體現在這篇措辭激烈的評論中，現將其中的主要觀點摘錄如下：
    《人民日報》是中國最主要的官方報紙，雖然這份報紙叫做“人民”日報，但它卻很少反映人民的意見，而是代表政府的宣傳。
    如果我們注意《人民日報》對美國所做的報導，就不難看出：這些轉變還只是表面的現象。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中國政府并沒有把美國看作一個真正的朋友。
    《人民日報》時時提醒中國老百姓美國社會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但是《人民日報》有意地夸大甚至于歪曲這些現象也是事實。換句話說，中國的官方報紙是有計劃地突出美國的黑暗面，有目的地丑化美國，它是要讓中國老百姓覺得美國并不是一個可愛的地方。但最大的諷刺卻是：無論《人民日報》怎樣丑化美國，美國還是許多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所最向往的國家。……中國知識分子向往美國，物質條件的優裕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民主與自由更是他們近一百年來所追求的目標。
    一個自由國家跟一個集權國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的新聞事業。自由國家的新聞事業往往起監督政府的作用，是揭露社會和政治上的黑暗的；而集權國家的新聞事業卻完全是受政府控制的，是政府的宣傳機構。從這篇帶有宣傳鼓動性的評論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邏輯，就是《人民日報》是反人民、反美國、反新聞自由的；中國政府是反美國、反民主、反自由的。
    該教材在課文之后的“討論題” 中，也帶有明顯的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有的還不顧文章事實，提出一些帶有暗示性和啟發性的問題，有的則帶有明顯的片面性和很強的情緒化色彩，給學生留下的是中國是反美、反人道、反自由的專制國家的印象。茲舉例如下。
    第（一）2.這篇報道把美國的家庭問題說成是美國政府的責任，這種說法你覺得公平嗎？（筆者注：事實上文章中只說事實，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
    第（二）2.你小時候打過工嗎？你有被“剝削”的感覺嗎？
    第（三）5.如果政治宣傳也是一種廣告，中國政府的廣告進不進入中小學？
    第（九）1.為了控制人口的增長，中國政府強迫墮胎的政策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還是人道問題？2.生幾個孩子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政府應不應該干涉？3.中國政府應不應該有人口政策？在你看來，什么樣的政策才是合理的政策？
    第（十一）1.什么是美國的生活方式？這篇文章所說的能不能代表美國生活？3.如果一個社會完全沒有吸毒的問題，這表示什么？
    第（十二）3.表面上看來作者好像同情失業的人，其實它真要批評的是什么？
    第（十三）1.“生存權”是不是就是“人權”？“2.犯罪率低的社會是不是人權就比較有保障？
    這樣的帶有強烈主觀傾向性的題目，對美國學生的影響就可想而知了。比如，第十一篇《美國的生活方式導致吸毒》的課后討論，學生們在討論題（3）的誘導下，大都認為吸毒是自由國家的產物，中國人不吸毒說明政府專制，社會沒有自由。有的學生提議通過吸毒法，保護美國吸毒的“權利”。一位華裔女學生在作文中寫道：“在《人民日報》看來，美國的社會充滿了解決不了的問題。我覺得如果他們那么不喜歡美國，他們不必到美國去。犯罪、暴力、吸毒，這樣的問題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定會有。自由也包括犯罪的機會。”這些看法的形成不能說與教材的引導沒有關系。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人民日報》的文章用于教學卻會收到反面效果，給美國學生留下反美國、反民主、反自由的壞印象呢？細想起來，這正是編者巧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策略。除了因中美兩國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差異而產生的誤解（如兩國對“宣傳”一詞的理解和作法截然不同）之外，課本的選編內容和方式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書中輯錄了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后兩年中《人民日報》（海外版）對美國當代種種社會問題，諸如無家可歸的流浪兒，雇傭童工，教育危機，種族歧視、吸毒、失業、道德敗壞等問題的報道和分析，這些報道和評論都是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的，但匯集在一起，以其祖國為自豪和驕傲的美國學生難以接受，有些中方助教也對《人民日報》批評美國的作法產生了逆反心理。有的中方教師竟站在美方的立場上，每每指責自己的報紙和國家。需要說明的是，《人民日報·海外版》也有一些對美國的正面報道。而該教材的內容卻以偏概全，一味摘取反面報道，有意給美國學生造成《人民日報》只揭露美國黑暗面的錯誤印象，以至許多美國學生對《人民日報》極為反感，在漢語作文或作業中反唇相譏，發表了不少不友好的言論。
    讓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省》。該教材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大致可以歸類為“婦女解放”、“現代化”以及“自由與愛國”三個論題。主要選編了胡適、錢玄同十傅斯年等人主張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取消中國漢字、廢除中醫、全盤西化的13篇文章。其中胡適的文章就有4篇。這些文章大都發表于五四時期到三十年代。所選文章的主導傾向是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教材編者把胡適、錢玄同、傅斯年等五四時期的激進的西化派的文章放在一起，并在每一篇文章前冠有編者撰寫的“背景簡介”流露出對“全盤西化”論的贊賞態度。教材中只選了一篇反對全盤西化的文章，那就是薩孟武等人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但是編者在“背景簡介” 中說他們“代表了西化論戰中保守勢力對西化的一種恐懼與疑惑”云云，對該文表現出明顯的批判態度。這樣的編選方式，給學生所傳達的信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出路的“自省”，主流的意見就是全盤西化。值得注意的，該教材的13篇文章中有一篇是共產黨人陳獨秀的文章，但這篇文章卻是大講“愛國”不等于“愛政府”的。編選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從教學效果來看，由于教材的傾向性及其誤導，進一步加深了學生們原有的偏見和對中國的蔑視，甚或使美國學生產生敵對情緒。這樣的教育結果，實際上既不符合世界漢語教學的宗旨，也違背了教育的基本原則和目的。
    三、美國意識形態對美國漢語留學生的影響及我們的疏忽
    普林斯頓大學的漢語教學只是西方漢語教學的一個縮影。它表明，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確存在著歐美意識形態，或者說“美國意識形態”與中國意識形態的矛盾沖突。這種矛盾沖突不只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般的“文化沖突”，而是帶有強烈現實政治色彩的“意識形態”的沖突。我們必須知道，來中國學漢語的歐美學生們頭腦中“美國意識形態”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對在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敵視和偏見，更是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他們來到中國，是自覺地抵制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
    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的大量事實證明，學習甚至基本上掌握了漢語的歐美留學生，并沒有接受漢語所承載的“意識形態”。例如，凡是教過歐美留學生的中國老師都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幾乎所有的歐美學生都主張臺灣、新疆、西藏“獨立”。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本國媒體的“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特別是在1989年中國的政治風波后，美國對中國的很多指責和批評都是不考慮中國政治的復雜性和特殊性而一味武斷地抨擊“專制”和“獨裁”；近年來美國輿論又大談“中國威脅”，將中國“妖魔化”。在這種情況下，歐美及來自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們，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就更加充滿防范心理。如韓國政府有一條規定，到中國留學的學生，護照只給三個月的簽證，到三個月就要返回韓國一次，住上幾天再回到中國來。據說此舉是為了防止他們受共產黨思想的影響。
    然而，面對這些對中國和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帶有如此強烈偏見的外國留學生，我們的漢語教學非但沒能肩負起正確教育引導的職能，反而對“意識形態”問題大都一直采取回避的態度。在現在的對外漢語教學界，“工具主義”語言觀之流弊仍很突出，使人們只重視對語言本體的教學，而忽視了對文化的教學。至今，對外漢語教學仍未擺脫“工具主義”的束縛。前兩年學科調整時把對外漢語教學定位在“應用語言學” 的范圍，認為漢語教學應以語言技能的教學為主，一般不涉及文化，即使涉及到，也大都是中國古代文化知識和名勝古跡，風俗節日等表層文化，像意識形態這樣深層的觀念文化，即使在報刊閱讀中大量出現，也不應作為教學的重點。總之，這種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有意回避的做法，在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的講壇上，造成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失語”或“真空”的狀態。而歐美甚至臺灣的意識形態便乘虛而入。
    80年代以后，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成長壯大。然而，我們不應為表面繁榮的“漢語熱”沖昏了頭腦。如果無視因中外意識形態的差異所造成的文化觀念的沖突，如果不在教學中最大限度地消除留學生因意識形態因素對中國的敵視和誤讀，如果忽視對學生進行文化（包括中國意識形態的中國文化觀念）的教學，而只注重語言本體的教學，如果聽任美國和臺灣的意識形態對漢語教學的滲透，為了“友好合作，賺取外匯”而抵制無力，那么，我們恐怕不能說對外漢語教學是成功的；我們培養的外國的漢語人才，即使是“中國通”和“漢學家”。恐怕也不會是致力于與中國友好的人，甚至可能成為反華分子。因此，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同樣肩負著抵制西方和臺灣意識形態滲透的任務。
    在西方—美國意識形態與我們明顯處在矛盾對峙的情況下，我們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不應當回避“中國意識形態” 問題，事實上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是關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一項重要事業，它不僅要使外國人更有效地進行跨國跨文化交流，同時也承擔著傳播中華文化、讓世界了解中國的艱巨任務。單從外國學生的復雜文化背景的構成上——有文化參贊、外交官、學者、新聞記者、漢語教師、博士、各學科專業的大學生、大公司的職員和部門經理們，還有中國歷史文化的愛好者等等，——我們就不難發現對外漢語教學任務的艱巨復雜性，和它對教師的素質修養的高度要求。換言之，要想培養出對中國友好的“中國通”和“漢學家”來，漢語教師首先應當是愛國的“中國通”和“漢學家”。
    我們在教材編寫當中，一定要注意由于中外意識形態的差異而造成的價值觀念、審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的差距，應避免單方面的知識灌輸和帶有明顯意識形態色彩的宣傳和說教的內容，以免學生產生反感和厭學情緒。另一方面，要抵制在大陸使用反華傾向的海外教材，不能容許以西方人的有色眼鏡歪曲和丑化中國，更不能允許有反華色彩的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漢語教學和教材的滲透。不能允許使用宣揚臺獨思想的教材，對于有類似傾向的教材不應不經認真審查就隨便在大陸使用。
   （摘自《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