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楊振寧先生說一點悄悄話

尊敬的楊先生，拜讀了您零四年九月三日在人民大會堂的發言記錄稿，有幸五十天后又聆聽了您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清華園內的講話——再次肯定了您在大會堂所持的觀點。此之后，我在內心升起了與您講一點悄悄話的念頭。之所以要講悄悄話，其原因如下：這些話不適宜“公開”爭論，愚以為爭論無任何價值，且“真理”不是爭論出來的，您所崇拜的牛頓和愛因斯坦先生們的理論是爭出來的嗎？這些話也不能進入“大雅之堂”，那里也是不適合說此種話的地方，也不可能為此言論開方便之門；這些話是個人言論，基本無人敢說，甚至不能說，要說，只能是自找麻煩。所以，我向您只能悄悄說一點，只作為我對您的尊敬而已。望您諒察之。

尊敬的楊先生，您九月三號的講話，題目是“《易經》對于中華文化的影響”，您談了三點。怎么說呢？您所討論的三點：第一點是思維方式，學術性很強，我也無知，故暫不從它說起，而是從您所認為的第二點說起，它就是您所指定：“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之所以要從它說起，我主觀上想是要在我的悄悄話之中回答您的兩個問題：它們是“易經起源的問題”和“是什么原因禁錮了近代到當代科學的發展”。然而，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只能亂談而無序：

1、楊先生您不覺得您討論的總題目和您的子題目有邏輯上的毛病嗎？也許是我的無知和過于苛求。因為您是否有“中華文化”轄統“漢語”的區分？不得而知。但是，顯見您在論述的時候，是把“漢語”與“中華文化”混在一起的。并且從您的舉證來看，您追溯到16000年的“中華文化”，且包容了“漢語”的“從復音的漢語變成單音的漢語一定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由此可見，遠的不說，就僅只以“甲骨文”和“金文”而論，您也許是把它們納入“漢語”之中的。但是，甲骨文和金文已經不是“漢語”這個概念所能容納得了的。然而，它們卻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豈能等閑視之啊？！

2、舍去“漢語”是否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牛角尖式的問題，就以您所認識的“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也不確切。這不獨暴露出您對易經不太了解，就連漢語的發展過程，您和我一樣，也知之甚微。顯然，我也是門外漢，也只能在此說悄悄話之我見。（之所以要說“我見”，乃因為您是縝密的科學家，但愚以為，社會科學的問題，更要有縝密、嚴格的自律、自恰！）

3、您過高地肯定了易經的功能（不論其影響好壞），居然把它納入到中華民族的“漢語”發生的高度，它能有那樣的功能嗎？由此反詰，當可以看到您受到了不少所謂的世俗的傳說性的，且還是名家學者們的有關易經起源學說的盅惑和影響，可是，尊敬的先生，您應該在腦海內去多想想以便于再認識啊。是否有把人家的觀點照搬、置入自身的腦海而根深蒂固的行為（這是當今不少人不自覺地形成的一種人云亦云的陋習，并且自覺意識不到，反而自鳴得意而沾沾自喜。

4、話已至此，不妨說一下西周二百多年所能找到的“易”字。之所以說到“金文”，因為中華民族的漢文字的來源，離開了西周時期的“金文”是說不成的；雖然還有其前身“甲骨文”，但是“金文”卻是奠定“漢字”的基礎，且不少的字就是在西周發展過程中形成而流傳到現在。另外，“金文”還有一獨特功能，這就是它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反應。也就是說，凡是西周當時官方所認可的意識形態，都會在“金文”中反應出來。而非官方的意識形態（非主流）則自然就被淘汰出局，因為它們不能書之為金文，來作為子孫萬代留傳、閱讀而自律的范文。截至2001年年前出土文物涉及到西周時期的“易”字有356例是作為賞賜的“賜”字使用的；有一例是作為青銅器的名稱使用的；十二例是作為人名使用的（但愚以為其中還有三例當為“賜”字）。——見《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5、不獨“易經”的“易”字，在西周時期不作為易經之易來使用，就是八卦中的除“離、兌”二字以外的另外六個卦象的卦名：乾、坤、坎、艮、巽、震也是沒有的。試問，易經起源于西周初的說法能說得通嗎？那么文王作八卦豈不是無稽之談，為何傳而又傳！可惜而遺憾的是文王時期，還是甲骨文所盛的商末時期，而不是西周時期，他能作八卦嗎？當時的乾是什么，坤又在哪里？何止如此，那些更有甚者，把易經說成是伏羲的“一畫開天”，“仰觀”“俯察”“辯陰陽”而作八卦于卦臺山的荒謬傳言，活靈活現，神乎其神！更有甚者，有人竟說遠在8000年前的今河南賈湖地區出土的文物就可印證八卦符號之始或已萌芽！對于這些，想必尊敬的先生，也許有所目睹或耳聞，是否認為它們已是言之鑿鑿而成為不爭的事實呢？因為您已經得出了您那樣的結論——“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易經是西周時候的周易，所以易經的歷史是孕育了前后經過一千多年”。

顯然，上述的傳言都是經不起推敲的謊言。于是，易經的起源問題就會呈現在我們的面前。雖然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事，但是我可追述一個大概。

6、雖然只說一個大概，但事情還得從公元前十四到十三世紀的商武丁時候說起。在武丁的中興之后，崛起了一批新型貴族——貞人，但在庚丁時期后，這些貞人已經從赫赫大員的身份下降到無名差役的份上了，他們的后代不斷繁衍，遍布商王朝各個領域之內，他們是文化人（能識文斷字），在商滅前已傳承了四至五代。商滅后，在整個西周時期又繁衍了十至十二代左右，這時也遍及西周各個領域之內。他們除了少數還是官宦外，其絕大多數已淪為：食客、門人、差役、巫師、藥師、風水等等。總之他們是一個特殊階層。他們不僅孕藏著無限的創造力，也同時具有極大的社會反動性。在這一特殊階層內，特別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識形態的熏陶，在春秋初期逐漸在他們之中形成了“陰陽學、五行學、易學、名學、道學、儒學、雜學、法學、詭辯學等的萌芽！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學的雛形，直至戰國時期都還是一個漸進的階斷。上海博物館所存的易經竹簡，就是明證，它那里還沒有后來所認可的易經樣子，更沒有現代易經的樣子的影子。所以，易經的起源，早不過春秋初期。于是，易經怎么會有您所贊譽的功能呢？乃至于不少附合您的學者，也在胡亂轉游（悠），更不要說那些莫須有的衛易士的對您的詆毀了。

7、現在我要回答談您講的第二個問題了，“是什么原因禁錮了近代到現代的科學發展”。您雖然舉出了五個原因，但愚以為只有您所說的第五個原因，才是根本問題之所在，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觀點的形成來源于天人感應學說。這個學說是西漢董仲舒思想的核心，它包括下述三點：人本于天，天主宰人，這是其一；其二是天有意志，能以“災害”“怪異”譴告、警懼人事；其三是君權神授！從天子到下民，各有其號，各安其事。所以說，天人合一論的要害也在于它的“君權神授”，各司其命，安于本份，循規蹈矩，人云亦云，依樣畫葫蘆，管他對與錯，以上命為是，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違拗、犯規……這還能有什么創造、發明和發現呢？這豈不是逼著人去溜須、拍馬、唱贊歌、吟頌詞嗎？因為既得的利益在等待著他們，何不樂而為之。董仲舒為推出他的天人感應說，還建議當權者立仁義禮智信為五常，并保證五常的實施建立了三綱。正是這個漢武帝采納了三綱五常之天人感應學說，才捆縛中華兒女的手腳達兩千余年。仁義禮智這四個怪物在西周時代是批判的對象，在西周末期形成的《老子》一書中，就直接說：“絕禮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處的“禮”字在戰國中期被篡改為“圣”字）。但是，春秋后期和戰國時期內所謂的諸子百家，撿起仁義禮智的破爛，歪曲我們自身的文化，這是對西周意識形態的反動。恰恰這些不好的東西，卻又是目前不少人心目中所崇拜的中華傳統文化，顯然，如果承認這些將會鑄成重大的歷史錯誤啊！

最后，尊敬的先生，您和聶華桐先生所主辦的“高等研究中心”，中國人寄于深厚的期望。那里應該是研究學問的地方，不會被上述問題所干擾。望您們和在您們領導下的人員拿出成果來，用事實說話，比空泛的言論要強得多的多的多。祝您和您的家，新年好，春節愉快。

陳光柱05、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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