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禮智信

 作者：不卑    

            一．中國古代的社會發展學說
            各國文化中都有社會發展學說，如印度教在三千多年就提出了四個社會發展階段，黃金時代、白銀時代、紅銅時代、黑鐵時代。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就有孔子說了兩類社會：《禮運》中說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到了宋代邵雍的《皇極經世》這類思想就更明確了，他明確指出社會分仁、禮、義、智、信幾個階段。提出“君子從天以本天時，不從人而強違天。”
            其原文如下：
            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元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以救之。故言時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之義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于利。故言時而不言德也。正者，冬也，智也。冬者，時之未也。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兇。故言德不言時也。故利貞者，性情也。
            可見邵子提出的社會發展是有定數的：仁＿禮＿義＿智，仁為一、為敬心所以時還未盛所以言德不言時，禮為二、此時高低已呈，貴賤已分，大道既隱，所以要正君臣，篤父子，故作禮。禮為德之文，文有當有不當，文不當常犯上之逆鱗，故言有聽與不聽，言時而不言德，得時則入，故文極盛，過盛則衰，文不足以救之。義為三，為利、為秋，時之成，為義，是德之方，物終成于利獲義，然義又不通與利，此時殺伐四起，有一二次世界大戰，言時而不言德。智為四，為貞，正也。為冬，冬時之未也。為智德之衰也。此時近“仁”之社會人人平等，高卑不明，欲歸復于“仁”，此時正則吉，不正則兇。
            可見社會發展學說并不是馬克思一人的創見，中國與印度都比馬克思要早。以中國之社會發展論來說，馬克思正處在秋未冬初的社會，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戰事不斷，馬克思雖欲復春之仁，然殺氣不能免，實則進于盛冬之嚴寒。這種思想也是歷史性的，為春之“仁”氣復于秋之“義”氣，而成冬之寒，冬寒即是一“崇智”社會。
            關于“仁義禮智信”的排序問題，有人以為“義”與“仁”相類：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到最后上禮為之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也常言“仁義禮智信”，《易》卻以“義”為三，以“利”相釋。到底次序是如何呢？朱熹以為：“仁義禮智信”也有兩類，一是時之概念，二是空的概念。生時有序則當言：“仁禮義智信”，義居三屬金為剛果之氣，物至義則分為兩半，義斷則明生，義由禮所生。若是發時而言：“仁禮義智信”則不分先后。但人們通常言“仁義”而不言“仁智”是因為“仁”與“義”相反而類，“仁”屬陽，義屬“陰”。居兩端，如人喜言“春秋”而不言“春夏”。以時序列應從《易》與邵子學說，而不從老子學說。
            二、再述“仁義禮智信”
            提起“仁義禮智信”，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封建”的東西。實際上這不是什么封建，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精華。馬克思不了解“東方文明”，沒有對中國的文明做一個總結，把它定義為“封建”，是中國人自己定的。如果把中國的孔夫子定義成為“封建”，那么，馬克思就應該把蘇格拉底、亞里土多德，定義為很“奴隸”，他們不是生活在奴隸社會嗎？現實社會中人們一提到孔夫子則厭之，恥讀其書。可是平常的俗話里卻經常聽見孔夫子說話的聲音，“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人行，必有我師”……進入現代社會了,是不是就應該把這些都拋到腦后了,他那時提出來的道德標準,到底還能不能成為現代社會的道德標準呢？
            （一）、 為儒道正名
            孔夫子的社會理想可以說和馬克思的社會理想是一致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舉賢任能，修信講睦…..”說的是大同世界，不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嗎？但是他的理想是沒有被當時的社會接納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個個講的是王霸之術，要的是富國強兵，沒有時間聽他鼓噪什么“禮”、“仁”呀！這樣一個失意者，死后理想也沒有被他的弟子實現，以王霸之術得天下的君王，沒有把他放在眼里，秦始王“焚書坑儒”、漢高祖劉邦可以“尿溺儒冠”；后來帝王們重視孔夫子了，把他尊為圣人，可只是重提“愚忠”、“愚孝”，在我們所以看到論語里并沒有這么提。相反，還可以看到“君子事天而不事人”、“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要是“愚忠”、“愚孝”的話，孔夫子不應該離開魯國，周游列國。不該再去求“茍我用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歷代帝王，并不想實現他的理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舉賢任能，修信講睦…..”，只是想保得王權不變。因為“夫子”的學說不主張造反。主張的是“仁義禮智信”。
            （二）、 如果馬克思知道了孔夫子的“儒家”學說，也應該叫他一聲“同志”。
            “同志”，是志向相同的人；因為夫子的社會理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舉賢任能，修信講睦…..”與馬克思的理想社會一致。夫子的＜禮運＞下一段有對私有制的認識：“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另外他繼承的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也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論是一致的。
            下面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區別聯系
            兩種學說的共同點是：都是主張世界由矛盾構成，不過中國古代哲學對矛盾的設想更加細致一些，而馬克思對矛盾的設想是很簡單的，我們就知道它是對立統一的，矛盾再沒有往下分抽象的關系，我們只知道它們是相互斗爭的，但如何斗爭我們并不知道。
            不同之處：
            （１）  對矛盾兩個方面的設想不同，馬克思的矛盾兩個面的設想是平等對立的事物，象兩國交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它們是相勝的關系。而中國古代哲學的矛盾設想：１個剛，１個柔；１個健，１個順；１個施，１個受；１個唱，１個和；１個動，１個靜。象天與地。四時節律，氣候條件是不可改變的。地只有順天的規律，萬物才能生長、發育。天道所施，萬物沒有理由不應。這些都是自然的。
            （２） 中國哲學的陰陽矛盾不是相互戰勝的關系，而是互根、互為消長的關系。矛盾分化以后道隱，陰陽仍在，不過在具體事物中變為最細微的東西。
            （３） 中國哲學的陰陽矛盾不是斗爭的，而是在分化以后才斗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Ａ：兩陽相互為亢，這是斗爭。Ｂ：兩陰為隔絕、不通。如老子所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Ｃ：一陰一陽謂之道，是事物發展的和諧關系。就拿夫婦來說，“夫唱婦隨”，如果兩個人都唱則爭；兩個人都不唱則該分家了；一唱一隨才是和諧之道。
            （４） 中國哲學推出了“矛盾”的發展學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陰陽矛盾之后又推出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再說它們之間的關系，根據它們之間的關系再將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歸屬在自己所屬的類上。如氣象分春、夏、秋、冬；顏色分青、紅、橙、紫；情緒分喜、怒、哀、樂；更有五味，五音，它們都和金、木、水、火、土相對應。它們之間的關系也呈相生、相克的關系。能不能推知事物的發展變化就看對事物的抽象歸類是否正確了。我國的中醫學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夫子的人格化分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仁義禮智信它們也呈相生、相克的關系；仁（木）－生－禮（火）－生－信（土）－生－義（金）－生－智（水）。信－克－智－克－禮－克－義－克－仁。這樣一來古代倫理道德的脈絡就清楚了。為什么夫子強調歸仁？因為仁是惻隱之心，發端之氣。歸仁就是一個善的開端，以后就是自然的發展。
            （５） 以下＜禮記＞中的＜經解＞各類氣質各有所偏：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為人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廣博易良＜樂＞之教也；潔靜精微＜易＞之教也；恭儉莊敬＜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因此古人從來都是辯證的看待問題；任何一樣東西都有它的不足。
            （三）、“仁義禮智信”是人事的順和之體，知天命盡人事
            儒家學說對事物的認識以人事為基礎。他提出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仁義禮智信”是最基本的。它的比擬仍是建立天地關系的模擬上，地球的地理環境，四時規律，這都是不可變更的，萬物生長發育都是順應“天”的環境，才成為現在這個樣子。故此人應該法“天地”，知天順應自然規律才能成功。而不是憑主觀意志，想做成一個什么樣子。其次，順天盡人事稱為“元亨利貞”，不順天則稱“意必固我”。這完全說明了馬克思關于主觀與客觀的辯證關系。有意在先，則期其必成，然后處理事物來自然就執滯不化，不化又成就了一個自我意識（如我生氣、我憤怒都是一個我意）。而后，我又生意，則為物欲牽引，循環不窮，越加辦事不通。＜論語＞里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事之始，以無我之心處之，一切順應自然規律，此稱善之始，為“元”；之后處理一切事物自然就順暢，稱嘉之會，為”“亨”：這樣就自然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稱利之和，為“利”；最后以正為固，意氣不發散，不得意忘形，守住“無我”，稱之為“貞”。
            由此可見，儒學的本質并不在于制造一個道德的枷鎖套在人身上。而是想通過心性的修養，使人心境順和，稱為“中庸”。這樣處理事物來就不會“主觀”與“偏執”，從而正確認識世界，使人得到“善”的結果。
            （四）、“仁義禮智信”對現代社會的意義：
            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崇“智”的社會，象過去的社會一樣；蕘舜時期崇“仁”，那時候可“推位讓國”，竟還有許由不受，嫌聽到這樣的話臟了自己的耳朵，跑到河里來洗耳來了；夏商周三代崇“禮”，講適于心的禮術，這時有人勸帝王們推位讓國，沒有人能接受了。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后崇“義”，孔夫子再想復“周禮”，已經沒有人能接受了。這樣說來，現代社會迪“智”，誰智商高誰的生存、發展權就越大，因此，科技發達，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變成了現實。但也會因為“智”發展的太快，人情變得自私、冷漠，人與人之間變得不信任了。之后崇“信”應該成為主流，人們急于建立信用關系、信用制度。今后社會又會不會崇“仁”呢？應該是這樣。
            （五）、現代社會的“智”與“情”
            六百多年前，宋明理學家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句話被看成封建的代表，不斷遇到攻擊。但總不成去縱人欲吧！當資本主義啟蒙時期，各種思想也是攻擊教會的禁欲思想，如著名的“蜜蜂宣言”，聲稱人都是自私的，人只有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就能促進社會發展。商品經濟是社會化的大生產，沒有強有力的需求，保證不了社會化的大生產的維持，因此，要調動每一個人的積極因素，調動每一個人的內在欲望，欲望越大需求就越強有力。因此，主張縱欲并不奇怪。這樣的話，每一個人的情緒、感情，都可能變成賺錢的因素，如為了滿足人的名譽心，可以顧客的名字命名星星；還有人突發奇想，知道人都有氣要發泄的時候，因此造一把出氣椅子，人要在坐它之前先要把它砸扁才可以坐。崇“智”的社會，只要腦筋活，哪有賺不到錢的道理。這樣的社會就自然首先要打破禮教的條條匡匡，所謂“智”克“禮”。但經過這樣一個時期的發展，智導致的“道德”敗壞，環境污染，原子彈可以毀滅幾個地球，“克隆”出的人又變成新的奴隸，沒有父母、親人，只能被別人當零件使用。很顯然今后世界崇“信”是必要的，所謂“信”克“智”.
            綜上所述，中國儒教可謂博大精深，特別是提出的道德標準值得現代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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