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保衛中國》第三篇   人類的毀滅和突圍

第 7 章

中華復興的使命

中國：前所未遇的國際政治經濟戰略機遇

華爾街崩潰與美國“單極世界”夢破滅

西方文明困境與美國災難邏輯

西方精英的貪婪源于對生命的絕望

中華精英的使命：融東西方精華，示范新文明

讓人類精英找到真正值得追求的理想

中華英雄主義回歸已當其時

一千年了，中華男兒再次雄起已蓄勢夠久了

中華精英的使命：融東西方精華，示范新文明

東方的智慧鑰匙真的能解決西方的心病之鎖嗎？

是的！例如什么是“正義”？這個命題困擾了西方幾千年，而在東方智者的眼中，它非常簡潔明了。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強迫或誘騙別人要）。”用西方話語就是，正義就是不能對人對己使用雙重標準，你自己不想受到的傷害，你也不要讓別人蒙受。就如同西方人自己不愿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紀黑暗統治下受難，也不要試圖讓西藏民眾在政教統一農奴制下受苦；佛學中的“正義”是因果報應，循環不爽。用現代語言來說，人的確有做各種行為的權利，但你必須為此付出相應代價—這不僅僅是指干了壞事要被判刑懲罰，而比如，如果一個人成為金錢的奴仆，他就必然失去靈魂的高貴和民眾的信賴；道家經典《道德經》中的“正義”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就是說，天地不情感用事，對萬物一視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對百姓一視同仁。圣人首先要對自己的子女與他人的子女一視同仁，不能利用自己的權力，特別是社會公眾賦予他的權力為子女謀私利，否則他就會失去領導和管理天下的合法性。

根本而言，西方文明中最關鍵缺失就是一直沒有找到這個遁去的“一”。

這個一就是對人對己不搞雙重標準的一，是每一個行為都有一個對等后果的一，是統治者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一。這個一對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言，就是“公正而不偏私”。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為天下貞（天空被一種氣流主宰，沒有兩種氣流爭鋒就會晴空萬里；大地沒有斷裂帶就會得到安寧，不會地震；君主以一視同仁之心對待世人，則天下公正太平）。這個“貞”的含義正是“公正”，做到了這個公正，就會天下太平。美國曾經是天下各國中的侯王，因為它失去了這個公正，越來越貪婪，向各國盤剝本不屬于自己的利益，這才是天下大亂、自身大禍的根源。

《道德經》一語道破世界與宇宙演變之玄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宇宙間的客觀存在演化出一，一分為二為陰陽、男女、正反，二生出你、我、他，產生政治，衍生出世態萬物，世間任何具體事物都有正反兩面，此消彼長的兩面在與外部環境的沖突適應中，找到具體時空的平衡點）。

西方文明是以二元為起始，我與他對立，他人即地獄；物質與意識對立，總要占個上風；人的獸性與神性對立，勢必倒向一方。它從二元出發，演繹出不斷膨脹的享樂欲望，對自然資源的過分掠奪，演化出千變萬化的物質商品和貨幣金融衍生品形態，錯綜復雜的對立博弈和不斷加劇的種族階級對抗，這就像一個越飛越高的風箏，天上的風越來越大，而我們手中唯一的線—公正卻失去了，它難免迷失在風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好萊塢電影《角斗士》哀傷的音樂中，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西方精英內心深處的悲涼。因為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園，古代的武士精英們在角斗場上廝殺到死，現代的智慧精英在金融市場上廝殺到人生終點。即使像格林斯潘和巴菲特這樣的最頂尖的精英，他們的最好宿命也只是累死在辦公桌或者講壇上。

同樣的悲愴，在斯賓格勒如同悲愴交響樂的行文中也流露出來：人（我，斯賓格勒）是一個小宇宙，人的悲劇在于，它與大宇宙精神（永恒存在）是隔絕的，它使得人的神智意識無法與宇宙精神合二為一，長久存在，生不知從何而來，死不知歸于何方，能夠把握的只有當下，只有在當下的縱欲享樂和占有征服中證明自身的存在，這是所有西方精英貪婪掠奪的理性源頭，也是所有西方精英生命最終悲劇的根源。

東方的智者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用道家的語言就是：“致虛極，守靜篤”（讓所有的欲念全部虛化而去，人聚精會神在寧靜守一的精神狀態），進而“煉精化氣，練氣還神，煉神返虛，煉虛合道”這個“道”，你可以稱之為“法身佛”，也可以稱之為“客觀存在”，或者是“宇宙精神”。在守靜篤中，人的精神狀態處于“萬念歸于一念”進而“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無念狀態，關閉視覺之眼，打開內心之門，世界豁然開朗，精神自由飛翔。

打個比方，人的靈魂與肉體，就像鳥與籠子的關系，現代人的精神之鳥無法飛離肉體牢籠，無法自由翱翔在大宇宙的自由天地中，乃至因肉欲貪婪而肉體牢籠越來越堅固，精神自由之鳥反而日益委頓，甚至奄奄一息。東方智慧的關鍵是化貪婪為智慧—轉變“牢籠柱子”的能量為“籠中之鳥”的成長力量，當籠子柵欄越來越細弱，而籠中之鳥越來越強大，終有一天，精神的大鵬會破籠而出，一如莊子所言，“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其極致就是個人精神的小宇宙與大宇宙合二為一：無物質時間拘束，無大無小，無生無死，無悲無喜，無在而無不在。

這個方法在東方，在中國不只是一種理論設計，而是諸多頂尖智慧人士不斷驗證的結果。只不過開啟實踐之門的鑰匙不是貪婪索求，而是放下一切執著，尤其是對肉食、金錢和色情的執著。

讓人類精英找到真正值得追求的理想

只有讓人類精英找到更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這個理想的實現是可以通過其個人主觀體驗證實的，人才可以真正主動地擺脫金錢的奴役，才能擺脫富人坐擁萬億金錢而無法擺脫死亡恐懼的悲劇循環，才能擺脫窮人因金錢夢的破滅而仇恨一切，用暴力之血來發泄憤怒毀滅富人的悲劇循環。

這個理想在東方已經吸引了無數最有地位和才華的人，以古印度擁有王位繼承權的釋迦牟尼王子，寧愿放棄一切去踐行它。與此相反的極致是，在韋伯式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下，無數現代西方精英以死在賺錢的崗位上為榮。

這種追求，在當今時代中，也不僅僅是遁世逃避，僅僅尋得個人的思想和靈魂的破開牢籠；也應該示范于眾人，每一個有這種追求的人都應該成為一座現實的指路明燈，這也是自我美德完善和圓融境界提升的需要—正如最完美的瓷器要在最高壓的鍋爐中燒煉而成。

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同樣的意思，用孔子的話就是：格物致知（革除物欲才能達成真知），正心誠意（以公正之心誠懇之意），（進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學則有云：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幫助他人成功是完美自身智慧和德行的上佳方式，幫助他人精神超越正是救度自我、超越自我的最好方式）。

這將是真正中華新主流精英的核心使命—創造更和諧美好的社會，修養個人智慧、美德和意志而為西方精英示范，創造更加公正和諧的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示范。

誠然，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還很遠，我們不僅要復興東方智慧美德，還要向西方學習其程序透明的法治，將兩者合二為一，方能創造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

智慧、美德和意志的示范不是“別人打我的左臉，我將右臉也送上”，而要遵循天道無情之法，“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給良善者予菩薩般和煦鼓勵之慈，對掠奪者以當頭金剛棒喝之威。

在當前，尤其表現為堅決反擊那種試圖將金融大危機轉嫁到中國來的圖謀—將危機轉嫁到中國來，幾乎是“金錢王朝”挽救其崩潰命運的最后機會，那些忠誠的金錢奴仆和那些尚未從金錢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人，他們為了追回逝去金錢的渺茫希望，會千方百計地把中國拖入金融、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的深淵，還不知自己在毀掉人的未來希望。

分辨他們的不是靠膚色和國籍，而是他們是否試圖將別人口袋里的正當財富巧取豪奪為己有。他們是狼性掠食者文化的代表，對于他們，真正的中華精英與之沒有絲毫妥協的余地，只有堅決的斗爭。這不僅是捍衛中華文明復興的必然，更是護佑人類文明升級的責任。

現代西方精英，尤其是美國右翼精英，他們就像得天獨厚、嬌生慣養、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們，絕不可“割肉飼鷹”，必須先在競技場上戰勝他們、折服他們。欲要戰而勝之，必先實現我中華精英與西方精英同樣強大，甚至更加強大的獨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經濟金融領域博弈和抗衡的弱點，成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強的猛士—沒有人會向手下敗將學習。

這才是21世紀中華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義”。只有讓對手心悅誠服，他們才會真正地開始診視東方綿延千年的智慧之火，進而使之成為全人類的精神瑰寶。

中華英雄主義回歸已當其時

不容回避的是，在中華文明復興能夠為人類作出的貢獻，新主流精英能夠達到的理想境界，這與當下中國某些舊主流的自我鄙夷、主動奴化的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落差。

如果中國人不能夠在精神意志上絕地反擊，那么，中國人不是如何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問題，而是如何不淪為西方掠食者奴隸的問題。在現實和理想之間，中華文明要想實現人類文明，首先要實現英雄主義的回歸，令西方剽悍的精英對手心悅誠服。

現實中的自我鄙夷和主動奴化的行為在諸多領域仍然在進行中。其中，中國足球的自我摧殘和自我放逐是一個典型案例，其現在已經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程度了。某種力量正逼近誘導中國人徹底放棄足球的最后成功。

先是放棄了申辦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申辦權；接著某足球大省以足球的“不堪”為理由而拋棄對當地足球3 000萬元的贊助；而最令人氣憤的是，在一個貌似民主的中國國家隊的競選中，一個真正的中國足球英雄，一個真正閃爍著足球靈性和展示綠茵意志的人—郝海東據說已經出局了，著名足球評論員黃健翔一針見血地指出：郝海東無緣主帥只因小宇宙太強大。

這三件事接踵而至，意味著什么呢？中國足球正被最后遺棄，像一個包袱一樣被遺棄！而放棄申辦世界杯的理由又是何其的蒼白！

遺棄中國足球到底意味著什么？在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懵懂不清之時，肯定有極少的人在偷偷竊笑，舉杯歡慶了。因為，遺棄中國足球，遺棄這個世界第一男子漢的運動，本質而言，是對中國文明軟實力，是對中華男兒意志的一次嚴厲的閹割；因為與一個世界一流的大國相匹配的，絕不可能是亞洲第三流、世界不入流的男子足球。換言之，即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大國，但他的男子仍然會被世界各國的男兒所鄙視，他們絕不會有世界一流強國的雄心壯志和卓越自信，這個國家即使靠幸運而成功一時，那也很容易在極度虛榮和極度自卑的夾擊中精神分裂，自我潰敗！

從這個最高層次而言，遺棄中國足球，是閹割中華男兒意志的再一次勝利！

筆者并不是一個唯足球論者，一個國家如果它的足球天下無敵，它的經濟卻不入流，足球已經成為這個國家最后的安慰，那就成為足球悲劇的一個極端。但當下的中國足球絕對是另一個極端，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一個在金融危機下已經展露出全新世界領袖級大國格局的國家，它的足球無論如何也不應如此猥瑣、丑陋和自我閹割！足球運動理應成為其國家軟實力戰略中最重要的制高點之一！它絕非僅僅是一種游戲而已。

足球是男子漢的第一運動。它是世界最廣泛普及的最大型的男子漢集體運動，每方11名體魄與智慧結合的頂尖男兒（包括替補20多人），他們在最大的運動場地上，進行著空中和地面，體力、勇氣、意志和協作的全面較量，融首創精神的英雄天才表演與集體主義默契配合為一體，越是強大的對手越能考驗他們各方面的極限意志，充分展示著一個國家男子秉性的全面能力，越能展示一個民族男兒的優劣品質，其中絕無僥幸的可能！稱之為和平年代的國與國間的“戰爭”毫不為過。

正是由于歐洲在足球運動上的強大，美國在籃球上的強大，它們已經分別是世界兩極文化軟實力和生活方式吸引力的最重要構成之一，并成為歐美文明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這場早已燃遍全球的美國籃球和歐式足球的大博弈中，中國—這個正在成長中的第三極正是雙方逐鹿的最激烈的戰場。近年來，中國足球的不斷萎靡去勢，NBA籃球在中國的不斷擴張，何嘗不是美國文化軟實力在中國的一步步挺進與勝利！伴隨著籃球文化的全面勝利，可口可樂和拉拉隊已經將它們所象征的極端享樂主義文化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極為荒誕的是，真正的運動員是絕不敢濫喝可口可樂這種破壞運動能力、導致骨質疏松的飲料的。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足球自甘沉淪，實際上是變相承認中華男兒在精神意志上永遠是美國男兒的“馬仔”狀態，安于美國人是雄，中國人是雌的狀態，給中國男人去勢！就像當今最為引人注目到處被炫耀的組合：中國人是章子怡，美國人是艾維·尼沃（時代華納的最大股東之一)；中國人是鄧文迪，美國人是默多克。這種雌雄組合的潛臺詞是極為豐富的，但絕不是中華男兒雄心意志的展現方式。

換言之，如果中國人越是沉迷于籃球之中，美國商品和資本在中國就會越如入無人之境，中國當代男人意志力就難免籠罩在美國雄性意志的陰影之下，中國后輩男人就越來越傾向于美國籃球式的享樂主義文化，而非是歐洲足球騎士式的精英主義文化。騎士精神的英雄主義文化才應該是在中國弘揚倡導的，更何況，足球更具世界性認同，中國足球的成功會令中國商品和資本開拓亞非拉市場事半功倍。

自我扼殺男子氣概在中國封建文化中由來已久。封建帝王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避免自己的三宮六院被一絲一毫侵犯的可能，他們無一不是盡力壓抑、遏制乃至虐殺中國的男兒意志，他們無一不是盡力扶持那些被閹割的宦者和被精神奴化的犬儒去實施對英雄男兒的肉體虐殺和精神虐待。

千年來前赴后繼的結果是，這個曾經孕育培養了衛青、霍去病般鐵血男兒的偉大民族，這個曾發出“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豪邁壯語的中華群族，一代不如一代，明清以來，那些竊據高位、尸位素餐的官僚和犬儒的主流們，在近代似乎除了在家門外對帝王官僚和列強強盜的奴顏卑骨，只剩下了關起家門來虐待女性玩弄三寸金蓮的茍且鼠色，最終任由西方強盜以鴉片對我中華男兒肉體精神進行最后的敲骨吸髓。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置之死地，才能絕處逢生。正是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列強的侵略和蹂躪，中華優秀男兒、巾幗女兒知道了這樣萎靡下去，這樣放縱敵手的結果只能永無出頭之日，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像電影《南京！南京！》中那樣被虐殺，只能是遭受亡國滅種的命運。越來越多的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奮起反抗，涌現了一大批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為代表的民族英雄，他們不僅是天縱英才，更在一輪輪血與火的考驗中，磨煉了令世人震驚的雄心意志和團隊精神，他們領導這個國家和民族從此站了起來，他們領導這個國家在根本不對稱的條件下，敢于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朝鮮半島打一場硬碰硬的攻堅戰而毫不遜色，在很短的時間里擁有了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成為誰也不敢輕視的實力國家。他們為中華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強大的基礎。西方列強不得不放棄了封閉堵截而與中國展開合作。

然而，近些年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開放的深入，特別是西方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在“有奶就是娘”的現實利益誘惑下，社會上越來越彌漫著一種去英雄、去男兒本色的氛圍。占據熒屏一度都是“太后格格，主子奴才”，宣揚奴才助紂為虐卻橫行霸道的價值觀，而現實中那種對金錢卑躬屈膝的小人形象瘋狂日益滋長。

其實，無論是商業競爭還是國家競爭，本質上都是一種爭奪有限資源的博弈，都是一國男兒與另一國男兒，一族之男兒與另一族的男兒，一個組織的男兒與另一個組織男兒的勇氣、智慧和意志的較量，他們與綠茵場上的對抗別無二致，因此，任何希望在中國獲得更大收益和更大市場份額的力量都會竭盡全力，甚至會不擇手段。

那些意圖最大化占有我中華資源者的最佳的策略不外乎“不戰而屈人之兵”，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徹底詆毀一個國家文明的優秀基因，徹底瓦解一個民族的英雄主義的氣質，根除其雄心壯志，讓它的男兒自甘為劣等男人；讓它的產品自認為劣等制造；制造出“笑貧不笑娼”的墮落社會文化。

他們達成這一目的的操作方法很簡單，就是給那些自我閹割者以最大的現實利益的獎賞，再借他們將本屬于中國的利益最大化地收割而去。殊不知，當中國利益被收割光的時候，或者他們對中國利益只能望洋興嘆之后，也必然是那些被小恩小惠收買的犬馬們被“走狗烹”的時候。

君不見，一種強大的力量在中國日益實現去英雄化，去男人化的進程。僅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

第一，無所不用其極地詆毀近當代中國最杰出的男人代表，近百年來中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毛澤東。他在60年前豪邁地喊出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極盡對其誹謗侮辱之能事，乃至敢為他說幾句公道話的人，都遭受了辱罵，那些倡導愛國主義的人甚至被辱罵為“愛國賊”，以為千百年來被國人唾罵的“賣國賊”正名翻案。

第二，與某種勢力肆意詆毀顛覆侮辱中華千百年來無數英雄相對應的，是美化漢奸的浪潮洶涌澎湃，以某影片為典范，在打著人性勝于主權的旗號下，為一切歷史上的漢奸翻案。但是，無論他們如何辯解，他們無可否認這些人出賣祖國，出賣親人以換金錢換享樂的本質。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全世界，“賣國賊”都絕不是一個褒義詞；誰都無法否認，在美國，辱罵和顛覆開國總統華盛頓肯定不是主流；誰都必須承認，奧巴馬在就任總統的演講中，最核心的理念是國家主義。“我們賴以成功的價值觀—誠實和勤奮、勇氣和公平、寬容心和探索精神、忠誠和愛國—均由來已久。這些價值觀都是千真萬確的。”

筆者不知道中國足球的去英雄主義，去男兒意志化與此是否有密切的關系，但是中國足球的去英雄主義，去男兒本色化是毋庸置疑的、有目共睹的，它構成了消磨乃至侮辱中華真正男兒意志的一個主戰場！

不知道這種對中國足球去勢的行為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是，如果真的想為中國足球去勢，那么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讓一個怯懦、膽小、沒有主見，更無英雄氣概的“綿羊”來領導這個行業，再讓另一個不以失敗為恥，只敢保平爭勝的“綿羊”來領導中國足球隊。這就是中國古人擲地有聲的斷言：將帥無能，累死三軍，這就是中國民間的戲言：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振興中國足球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的戰略投入，而最重要的就是將真正的男人投入其中。與此相反，毀掉中國足球只需要重用一個接一個毫無男人雄心壯志的“綿羊”就夠了。

一個滿身好好主義氣質的官僚“綿羊”，他必然不會把獅子選拔出來，連站在獅子身邊他都感到膽戰心驚，更不要說他面對世界足球強國的雄獅戰隊；一個滿身好好主義的官僚“綿羊”，他根本無法體會足球這項真正的男人運動所能獲得的真正快樂—在高速高強高技巧的對抗中，力斬對手于馬下的勝利者的雄性快感，他能得到的只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一個滿身好好主義的官僚“綿羊”，他對于中國足球界的丑陋和黑暗，偷雞摸狗打假球，他只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貌似惺惺作態，實則躲避推諉，本質是放縱和放任腐爛，最終使個別膿瘡逐漸蔓延為全身性腐敗；一只滿身好好主義的官僚“綿羊”，他們甚至連面對指責的勇氣都沒有。

一千年了，中華男兒再次雄起已蓄勢夠久了

在這種大背景下，筆者對中國足球的真正男兒郝海東贊賞欽佩有加。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男人，一個真正的東方騎士，盡管他也必然有男人的缺點，但他拒絕像一只綿羊，像一只癩皮狗那樣生存，永遠也不會低下他高貴的雄獅般的頭顱，盡管他知道，只要他稍微低一下頭，就會有大塊的骨頭拋過來。

在這個綿羊當道的足球現實氛圍中，這種堅韌不拔的勇氣和意志絲毫不亞于電視劇《亮劍》中的李云龍、《暗算》中的柳云龍、《潛伏》中的余則成、《我的團長我的團》中的龍文章！也唯有這種身在其中，洞悉弊端，備受壓抑卻絕不妥協、絕不放棄的英雄才能擔當未來中國足球振興、中華偉大復興的大任！

當上述英雄類電視劇近兩年大紅大紫的時候，特別是《我的團長我的團》將一個生命最淺顯的道理講透了：既然人總難免一死，為什么要被屈辱虐待而死，為什么不能像個男人一樣壯烈而死，更何況還大有可能開天辟地，享受勝利的喜悅和英雄般的喝彩！這個時刻，我就清楚地知道，中華英雄主義絕地反擊的時候到了。

這是過去一二十年去英雄化，去男兒意志物極必反的必然！因為去騎士精神、英雄主義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只能剩下價值虛無主義和個人極端享樂主義。價值虛無主義彌漫后必然使整個社會心理無可皈依，虛無主義所導致的無目的感，抑郁、焦慮，甚至自暴自棄是中國人無法承受之輕，也是中國文化底蘊骨子里排斥的生存方式。

與此同時，由于人口眾多，資源有限，個人極端享樂主義在中國注定難以普及實現，即使有個人享樂主義，那也是極少數權貴資本的享樂，也將成為絕大多數無法實現者，甚至淪為被享樂被蹂躪者的反向刺激，不僅會急劇擴大社會矛盾，也必然使越來越多的社會公眾成為反極端個人享樂主義者。

兩者的合二為一，社會勢必越來越呼喚真正的英雄的誕生，真正的騎士的誕生，是那種像雄獅一樣勇猛頑強，不屈不撓，勇于承擔責任，敢于面對任何強大壓力并與之打一場精彩對攻的男人。

當這種理性的力量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共識時，那些官僚主義“綿羊”在這種時代強大的呼聲中只能瑟瑟發抖，他們遲早會被迫離開已經使其充分丟人現眼的舞臺，讓我們拭目以待，聚光燈已經打在了真正的騎士們的身上，讓我們推動、擁戴那些潛伏已久的真正的英雄們的歸來。

將要在足球場上發生的這個進程將成為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英雄主義、男兒意志回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為當一個民族進入了不可阻擋的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時，當一個國家進入了雄獅般醒來令世人震驚的必然軌道中，必然有無數英雄兒女從各個方向，從各個領域中涌現出來，他們已經不僅是潔身自好，更是積極入世，承擔起各自的歷史責任，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為國家和民族創造更多的價值，乃至為人類的未來闖出一條新路來。

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事，不僅僅是這些想成為真正男兒，能成為真正英雄者的事情，因為當每人用手投票，每個人從自身開始行動，拋棄好好主義的奴性媚骨，哪怕每個男子身上都閃爍一丁點的英雄主義的神采，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首先成為一個有勇有謀有膽色的男人，那就會烘托出濃重的社會氛圍。這種氛圍將加速滋養更多真正的中華男兒的成長，假以時日，必然蔚為壯觀，成為中華復興的真正脊梁。

自大漢鐵血男兒，自天下仰慕之盛唐男兒以來，一千年了，中華男兒的再次雄起已經蓄勢得夠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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