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販子余華英涉拐賣17名兒童，二審被判死刑。

　　網絡一片歡呼。

　　余華英傷害了17個兒童，毀滅了多個家庭，筆者認為她死有余辜，一點也不冤。　　

　　但歡呼之余，筆者在想，余華英是罪惡的兇手無疑，但她是真正的、主要的元兇嗎？最大的罪惡是她嗎？

　　讀者對筆者的提問，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筆者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專家“怎么能讓女大學生們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生孩子”。毛主席：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在這篇文章中，筆者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來解釋了為什么生育率持續降低。

　　同樣，拐賣人口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行為——雖然她是100%死有余辜。余華英的行為——社會意識也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

　　自從私有制的誕生，販賣人口就隨之產生了，從未被消滅過。直到新中國成立，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此基礎上，發動群眾，嚴厲打擊各種犯罪，使得販賣人口一度接近絕跡。

　　根據國犯罪學會理事、中國犯罪社會學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南政法大學教授王均平2000年8月發表在《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4期的《拐賣人口犯罪的防控》：

　　【縱觀人類社會犯罪的歷史拐賣人口的現象古已有之。在奴隸社會奴隸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可以任意轉讓和買賣首開公開、合法買賣人口的先河。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經過集中打擊到20世紀60年代販賣人口現象已基本絕跡。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拐賣人口犯罪不僅重新抬頭而且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

　　從這份資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國在消滅販賣人口——世界性難題，取得了空前絕后的成就，接近消滅這個古老的罪惡。

　　但在70年代，這個古老的罪惡又開始抬頭，由70年代初期的零星案件到改開后泛濫的地步。

　　根據康鳳英《拐賣婦女犯罪活動的特點及治理對策》：

　　【新中國成立以后，販賣人口一類犯罪在大陸已被徹底埋葬。然而，年代以后拐賣人口的犯罪活動同其他丑惡現象開始死灰復燃。最初發生在西南、西北、華北等少數省份，而后象瘟疫一樣逐漸蔓延到許多省份和地區，目前已經波及全國。】

　　康鳳英的這篇文章中還披露了70年代、80年代拐賣人口的幾個數據：

　　【發案率持續大幅度上升。1986年,全國法院受理拐賣人口犯罪案件1236件,判處罪犯1540人,1987和1988年,全國法院受理這類案件和判處的罪犯,都比上一年增加一倍以上。1990年全國法院受理這類案件為10475件,判處罪犯16484人,又分別比1989年上升了110.2%和110.7%。四川省從1974年至1991年9月,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共176000人,平均每年萬人左右。近年來,這類案件仍處于上升的趨勢。而且犯罪活動的區域早已超越經濟落后的農村和小城鎮,而向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和大中城市擴展。】

　　筆者一直沒有查找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拐賣人口的數據，暫設定60年代為0,上世紀80年代初數據來源于康鳳英《拐賣婦女犯罪活動的特點及治理對策》，1997-2022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　　

　　注1：1986-1990年數據為人數，來源：康鳳英《拐賣婦女犯罪活動的特點及治理對策》

　　注2：1997年以后數據為案件數，不是人數，人數一定會大于案件數。來源為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

　　注3：1997年以前為拐賣人口，1997年修改的新刑法開始將拐賣人口變為拐賣婦女兒童，實際上是縮減了拐賣人口數量，只統計婦女兒童。

　　筆者根據上述數據做了柱狀圖：　　

　　從圖中可以看到，改開后的數據急劇上升。

　　我們再談談數據注3。

　　1979年中國通過了第一部刑法，“第141條規定：拐賣人口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1997年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0條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這是將販賣人口縮減為販賣“婦女、兒童”。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楊文龍《論“拐賣人口罪"的恢復》：

　　【對比前后兩部刑法，立法者將人口買賣的犯罪對象由79年刑法的“人口”緊縮至現行刑法的“婦女、兒童”，有關人口買賣的罪名也相應由“拐賣人口罪”變更為“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等。此種變更在縮小了刑法規制范圍】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新的刑法，將以前的販賣人口（包括成年男人）縮減為販賣“婦女、兒童”（刪除了成年男人），這直接降低了1997年拐賣人口立案數量。從上述數據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90年數據為10475人，而1997年為6425件，減少了38.66%。

　　新刑法的實施，不僅僅是將數量人為減少，實際上帶來了更大的漏洞。直接導致2007年震驚全國的“黑磚窯事件”。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楊文龍《論“拐賣人口罪"的恢復》：

　　【有關人口買賣的罪名也相應由“拐賣人口罪”變更為“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等。此種變更在縮小了刑法規制范圍的同時，亦留下了一個不小的漏洞，這個漏洞隨著2007年震驚全國的“黑磚窯事件”的出現而顯露無遺。有人稱“黑磚窯事件”是“現代的‘奴隸貿易”’，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沒有絲毫的夸張。由于整個事件太過復雜，筆者在此僅作一梗概性的描述而不去提及那些殘酷的、非人道的細節。2007年6月，隨著媒體的不斷披露，山西黑磚窯內幕逐漸浮出水面。已查證的事實表明，拐賣成年人以及兒童作為勞動力的行為在當地并不鮮見，利益驅使著人販子(黑中介)、包工頭、黑磚窯主甚至執法監管人員形成了—個人口買賣、罪行庇護的鏈條：人販子(黑中介)用各種方法將勞力控制，比如以招工的名義誘騙、直接用迷藥麻醉等，然后賣給包工頭，獲得所謂“介紹費”；包工頭以極低的工資組織其買來的勞力進行生產。以暴力、恐嚇、扣留證件等手段防止勞力逃脫，生產所得收益給窯主提成；窯主多為本地人，由他們來應付窯場的手續和監管部門的檢查；監管者在得到窯主的好處后，則對其行為大開綠燈。在已經審結的案件中，主要的涉案犯罪分子最終所獲罪名如下：王某某，窯主，非法拘禁罪；衡某某，磚窯承包者，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趙某某，被衡某某雇傭之打手，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在這些罪犯當中，沒有出現人販子(黑中介)人員。面對這樣的判決，令法律尷尬的事情是：在法治社會的今天，對于這樣的人口買賣行為，刑法卻找不出—個合理的罪名來處罰行為人。難道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可以將收買勞力的行為包容嗎?對于人販子(黑中介)誘拐成年男勞力進行出賣的行為，又應當以何罪論處呢?】

　　暫且放下這段罪惡，我們往下看。

　　上述數據是從數據上統計的，我們可以再從《人民日報》對拐賣人口的報道數量上看看。

　　筆者以“拐賣”為關鍵字對《人民日報》（1946-2003）數據庫進行了檢索。

　　一共檢索到562條報道，其中1949年6月-1976年為19條，其余543條均為改開后的報道。　　

　　社會存在決定給社會意識，在這個圖表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什么是“社會存在”呢？它“是人們謀取物質生活資料的活動”，社會存在是一切社會歷史最實在的基礎，社會不能脫離人而存在，人要生存則必須首先解決吃、穿、住、行的問題，而吃、穿、住、行的資料則是在一定生產方式下生產出來的。所以，沒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存在，社會其他一切都談不上。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翻譯一下：拐賣人口是社會意識，是受社會存在——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比如法律）等決定的。新中國前三十年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販賣人口一度絕跡。

　　余華英是元兇，但她是主要的、真正的元兇嗎？最大的罪惡是她嗎？使余華英走上罪惡道路的元兇為何呢？

　　通過上述的數據，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真理，相信讀者們會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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