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瀏覽頭條,看到了“小崗的精神是什么?”的話題邀請。隨后,又看到了有網友討論小崗精神的文章:《小崗精神是什么?》(2024-11-09 11:39·老實人生)。
那小崗的精神是什么呢?
文章是這樣說的:“一是敢于創造、敢于擔當、敢于奮斗;二是解放思想、求真務實;三是風險共擔、艱苦創業;四是尊重民意、以人為本。這些精神內涵,小崗人當時是絕對意識不到的,也絕對想不到那么多。如果他們中有這樣的奇人,后來的前途當不會遜色于永貴伯伯。據說那18位按手印的農民,已悄悄地走了幾位。剩下的,每人每月享受著兩千多元的養老金,算是給他們為改革開放立下功勞的回報。”
同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也談到了大寨精神:“大寨也有一種精神,也是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其精神的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愛國: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愛國主義精神。二是創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苦創業精神。三是求實:講求科學、‘三老四嚴’的求實精神。‘三老’就是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四嚴’就是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 四是奉獻:胸懷全局、為國分憂的奉獻精神。”
文章談到“小崗精神和大寨精神,都產生于農村,由于它們產生的時期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它們的內涵也有較大差異。但它們都對中國的三農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我國從商鞅變法的耕戰制度開始到秦皇朝建立,形成了農戶個體生產為特點的農耕制度,一直延續了二千多年,直到解放之前。從秦到宋代,這種制度在世界上都是處于領先的地位。直到18世紀英國出現工場手工業,產生了分工與協作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從此使我國的以個體農戶種植為特點的農耕制度便處于落后狀態,1840年大清帝國被英帝國用大炮打開國門之后,我國便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經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的艱苦卓絕的英雄斗爭,終于推翻了由大地主和買辦階級統治的反動勢力,消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建國后,順應農民“耕者有其田”的利益要求,通過土改形成了農民占有土地并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個體生產方式。
那為什么后來我國又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小農經濟容易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合作化運動有助于避免這種情況,實現共同富裕。勞動力的多與少,資金實力的不一樣,種田技能的區別等等,會使單干的農民很快產生兩極分化的狀況。從全局的角度來考量,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消除個體經濟的分散性,通過集體化和國有化來鞏固工農聯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物質保證。通過合作化運動,農民能夠更好地組織起來,共同勞動,能夠形成一種集體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從而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能夠增加糧食產量,解放當時的糧食危機。從滿足生產力發展的自然要求看,合作作和公有制可以幫助農民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減少損失,提高抗風險能力,為農業生產機械化的實行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提供基礎;從滿足生產力發展的社會要求看,它對于改造小農經濟,實現我國農業生產現代化和快速實現工業化提供堅實的基礎。
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過程,就是一個化零為整,把一盤散沙的個體農民生產組織成為一部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目的,能夠抗衡自然災害、提高勞動生產力和方便農業機械化實現的機器的過程。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總起來就是為我國農業現代化而進行創業工程,從沒有電到農業生產和生活的電力化,大量水利工程建設形成了灌排體系,實現了農業生產的水利化,農業基本建設的開展,低產田的改造,農田種植和管理的科學化實現,從農民沒有學上到中小學教育的普及,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和農業生產服務體系的建立等等。
大寨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治山治水,大戰狼窩掌虎頭山,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用了十年的工夫修成了畝產千斤的高產、穩產海綿田。既改善了社員的生活,也為國家做出了貢獻。大寨人面對自然災害時,不低頭不氣餒,不向國家伸手。在陳永貴為首的黨組織帶領下,艱苦奮斗,迎難而上,自力更生、重建家園,使大寨面貌又煥然一新,因而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
大寨人的精神,就是建設者的精神,他們為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小崗是安徽鳳陽縣一個只有18戶人家115口人的生產小隊。據說人均四、五畝耕地但卻吃不飽飯。因而偷偷地在土地“大包干”的契約上按下了手印,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戶。小崗敢于背離集體合作化的道路,冒著風險,把集體的土地私自分,表現出敢闖敢干的精神。他們的作為引發了全國性的分田到戶的做法。經過二十多年努力形成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就這樣被解散了。
于是,格式化的大田塊又分成了一塊塊的豆腐干,正常使用的拖拉機;也被擱置起來,恢復了人翻地或牛耕地;生產隊積累起來的資產也被分光了;流水化的脫粒作業變成了個人操作;已經建好的水利工程荒廢了、……。
小崗精神是什么精神呢?
就是拆遷隊的精神。俗話說,造房苦十年,拆屋一頓飯。十八個手印,拆掉了人民公社的體制。
在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中,農民本身也在發生著身份變化:隨著土地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以陳永貴、雷金河、王宏斌為代表的農民已經轉變為新型的農民一一勞動所有者,他們適應了農業生產集體化的新型生產體制;他們是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建設者。
但是,我國畢竟經歷了二千多年的農耕社會,小農意識的慣性力量非常強大。在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過程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難以轉變為勞動所有者的,他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小農生產的時代。他們總是試圖回到原有的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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