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談新民主主義文化時說道：“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新文化也是這樣，二十年中有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一切好的壞的東西都考驗出來了。”
四個時期
“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并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一個統一戰線。”這里劃分四個時期，三個曲折和走了一個“之”字，就是以文化革命統一戰線為依據的，劃分時期和判斷曲折是從文化革命二十年以來革命階級和任務徹底性來確定的。四個時期是指：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個時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三年。具體來說就是：
第一時期，主要的文化革命階級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任務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弱點是，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而且當時的資產階級右翼，后來都和敵人妥協了，站在了反動的方面。
第二個時期，主要的文化革命階級繼續了第一個時期的，但是加入了農民階級。將舊三民主義改造為新三民主義，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在千百萬農民群眾中，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但是大資產階級一經爬上了政權，就立即結束了這次革命，轉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個時期，主要的文化革命階級出現了分裂，“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文化革命的領導任務只能由共產黨單獨領導群眾進行。這一時期，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較量，“在革命方面，是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在反革命方面，則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斬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斬了他的新三民主義，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的災難。”
第四個時期，主要的文化革命階級又來了一次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范圍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很多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地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時期文化方面主要地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國內反動派的言論出版的不自由。
四個時期，依據時代特點不同，文化革命的階級力量不同，任務也有所區別。
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
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就是從文化革命中四大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的階級聯合來看的。從聯合到分裂再到聯合，是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到了抗戰時期的新文化革命要比剛開始的聯合更加革命、更加有力量，這是符合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規律的。
走“之”字的意義
所以，新文化也是從艱苦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這樣一鍛煉，好的壞的東西就都考驗出來了，人民群眾也就更能自覺地認識到哪些階級才是真正可靠的階級，真正為中國人民謀解放謀發展的階級，哪些階級是不可靠的，哪些文化是自己需要的，哪些是欺騙禁錮自己的。
因此，文化革命，新文化的產生發展和為人民大眾接受，“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
在革命戰爭時期，新文化的發展不可能是溫和的，是從艱苦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是同一切錯誤的、反動的、退步的、落后的文化斗爭中產生的。因此，新文化“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共產黨只是在前面起到領導教育的作用。
只有這樣，這場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才能真正喚醒民眾（還要“喚醒民眾”嗎？（百年革命經驗教訓）真正團結一致，真正從文化上讓人民大眾覺醒，激發歷史主人翁意識，才能堅定回答“這一斗爭的前途如何？這是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大問題。”
只有這樣，才能有不論抗戰路程上有多少困難，中國人民總是要勝利的信念。才能讓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成為它們的最后掙扎，最終是人民大眾取得勝利。
所以，凡事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是充滿曲折艱難；凡事經過斗爭就更加堅固有力量，人們才能意識到得來的不易和可貴；凡事都要學會為了走直路，必須先走彎路，甚至“之”字路，“S”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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