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慶按：2023年8月20日，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老師在北京逝世，享年108歲。她是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加拿大傳教士家庭。她的家庭與中國的親密關系，迄今已經延續了6代人。她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是新中國英語教育事業的拓荒人之一。2019年，她獲得了由最高領導人親手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表彰“友誼勛章”。

　　《五星閃耀中國——我們回到新中國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倫多出版。全書468頁。

　　作者文月華（Mary Austin Endicott，1897-1967）1925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后，追隨丈夫文幼章先生（James Endicott,1899-1993）來到中國，直到1947年，在中國生活了22年。她1947年與丈夫一道回到加拿大。1952年，應中國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 郭沫若同志的邀請，與丈夫一道來華訪問4個月。這本書記錄了她此次重回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

　　在華期間，文月華走訪了工廠，農村，學校，醫院，政府機關，宗教場所，采訪了工人、農民，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中小學教師，資本家，牧師，主教，大學教授，科研人員，在華工作的外國人，等等。圍繞土地改革，城市工商業改革，援朝戰爭，科學研究，婦女解放，醫療保健，防治傳染病，三反五反運動，掃盲，教育普及，稅收，水利建設，思想改造，宗教政策等許多問題，介紹了實際狀況，進行了討論。

　　文月華與伊莎白的父母是朋友。在1952年這次中國行中，文月華采訪了柯魯克夫婦。這是書中對他們當時生活狀況的描寫。

　　伊莎白

　　1925年，當我們作為年輕的傳教士抵達重慶時，國家正處于動蕩之中。那時，民族主義情緒高漲。1911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開始的革命，在國共兩黨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下，于1923年進入了第二階段。中國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外國人有權在自己的法庭受審)以及外國炮艇在中國內陸水域的存在，在傳教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這些曾令中國人煩惱的外國人特權，隨著1931年至1945年日本的侵略而消失了。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強大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專制和壓迫。蔣介石雖然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但在日本戰敗后，他強加給長期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的內戰卻未能取得勝利。

　　1949年4月，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時，最后一批外國軍艦悄悄離開上海港，駛回他們的家鄉。在經歷了多年白人至上的中國之后，《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標題帶有諷刺意味：“美國艦隊逃離陷阱。”

　　當我們讀到這個標題的時候，我們想到了在重慶和上海的外國商人，他們曾經告訴我們，中國人永遠無法管理自己的事務。據說有一種被稱為“中國人的頭腦”的奇特現象排除了這種自治的可能性。中國人在古代曾在哲學和藝術上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現在他們卻無能為力，腐敗不堪，因此無法應對工業化時代的挑戰。我們一直認為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我們歡呼軍艦離開這一里程碑事件，這標志著殖民主義的終結。

　　今天，中國歡迎友好國家之間應有的一切正常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但是，對于許多外國人來說，沒有必要在中國長期居住。

　　有一種理解，可以使少部分外國人留在新中國：他們生活在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曾經生活的土地上。同樣，基于這種理解，一些中國人也可以生活在其他的國家。這種理解，可以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從而成為世界和平的基礎。傲慢的白人沒有立足之地，他的“高鼻子”(中國人對“洋人”的別稱)俯視著劣等種族。外國人也不再有機會到中國來一夜暴富，然后退休。外國人再也不可能收購中國的自然資源或控制中國的公用事業，榨干她的財富。

　　中國有一種在相互尊重與合作的基礎上與所有國家建立友誼的強烈愿望。

　　自然，當我們1952年回到中國時，我們腦海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外國人如何適應當今中國的生活條件?

　　我們拜訪老朋友

　　在訪問之初，我們遇到了幾位來自西方的老朋友，他們像我們一樣，曾作為記者或教師在中國生活過，今天仍然留在中國工作。他們享受著中國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簡單生活，并且很喜歡這種生活。他們不受長期合同的約束，也不接受外國組織的報酬。他們和中國同事在同樣的條件下工作，過去的種族差別似乎被抹去了。

　　我們用一個星期天的時間探訪在外國語學院教英語的老朋友。外國語學院是北京郊區正在建設的新教育中心的一個單位。我們的四個朋友住在教師宿舍的兩居室公寓里。除了星期天到附近村莊的餐館吃飯外，他們都在學校的餐廳吃飯。他們都穿著大多數北京男人和女人通常穿的藍色制服，有的與藍色嗶嘰制服，有的是藍色棉衣，像幾乎所有工廠工人們一樣。瑪格麗特·特納(Margaret Turner) 來自英國，伯莎·辛頓 (Bertha Hinton)是美國人，她的丈夫戰爭期間在中國從事救援工作時感染了肺結核，現在住在北京附近的一家療養院。我最了解的好朋友是克魯克夫婦，伊莎白和大衛（Isabel and David Crook），我會講一講他們的故事。

　　伊莎白是我們在中國西部傳教士同事的女兒。從多倫多大學社會學專業畢業后，伊莎白在成都附近一個小鎮的一個中國家庭住了一年，基于自己的觀察，她寫了一本關于中國西部農村生活的書。戰爭期間，她嫁給了英國人大衛。戰爭期間，大衛離開了在中國的教學崗位，加入了駐緬甸英軍。作為高級研究員，他們在倫敦的“東方和非洲研究院”進行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后，于1947年回到中國，在華北一個村莊住了兩年，基于自己的觀察，他們寫了一本關于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的書。我們在加拿大，一直抱著極大的興趣關注著他們的研究。解放后，他們到北京教英語。

　　他們的兩個小兒子正在外面玩，被叫進來接受我們帶來的小禮物。之后，他們又跑出去找他們的中國玩伴，其中包括正在花園里堆雪人和捏“雪餡餅”的辛頓的小女孩。伊莎白和我開始談論衣服。她是一個高大、漂亮的年輕女子，我記得她在加拿大時總是穿得很漂亮。她放棄了西方服裝中更為優雅的風格，而選擇了剪裁嚴謹的休閑褲和深藍色嗶嘰雙排扣夾克。我發現，北京的上層婦女在任何場合，包括在宴會上，都穿這種服裝。我問伊莎白：

　　“我想，這種對簡樸生活方式的認同，是新中國生活的一個小小的犧牲吧，”我說。伊莎白高興地笑了：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這只是一個很小的犧牲，”她回答說。“穿嗶嘰或棉衣是有實際原因的。它們是解決缺少中央供暖的一種方法。在中國，很少有人能走出燃煤取暖階段。但是，隨著采礦業的擴張，現在集中供暖已經觸手可及。然后，在每個人都急需新衣服的時候——對數百萬人來說這是一件大事——紡織廠如果把所有的棉花或羊毛染成藍色或黑色，就可以處理更多的布料”。

　　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已婚教師宿舍前，

　　文幼章與克魯克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合影。

　　“制服受歡迎還有一個有趣的原因，”她繼續說道。“并沒文職人員必須穿制服的要求，但制服受到人們的追捧。原因之一是，在老解放區，干部沒有工資，由組織機構提供他們的日常需要，包括制服。所以，制服成為了老革命者的標志，成為了時尚。許多人穿制服是出于對革命者的真正欽佩，其他人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穿制服可以提高自身身份。城市市場上的裁縫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將美國軍隊的剩余衣服翻改為政府式樣的制服。

　　“邁克爾在北京出生的時候，我和一個有錢的玉石商人的妻子同住一間病房。別笑！她穿著制服，打扮得很瀟灑，甚至還在口袋上小心翼翼地別了一枚徽章，只露出徽章的上緣，讓隨便路過的人猜她可能屬于哪個重要的政府機構！

　　“現在棉花工業的產量已經倍增，我們聽說，政府開始鼓勵人們不要總穿制服，要穿一些鮮艷、有吸引力的衣服。我知道人們計劃在今年春天的五一游行中不再穿制服。在我們學校，來自老解放區的婦女領導人已經在討論夏裝的新樣式了。女孩子和年輕的婦女要穿色彩艷麗的花裙子，配白襯衫。我想明年冬天休閑褲就會流行起來。有一種非常吸引人的搭配就是中國式高領錦緞短上衣，搭配休閑褲”。

　　“是啊，我見過幾件，”我說。“我還注意到，嬰兒們還穿著漂亮的棉的或絲綢得鮮紅連帽斗篷，蹣跚學步的孩子們還穿著圖案鮮艷的兜兜。我看到你仍然燙著發。現在，在中國女性中已經很少看到燙發的人，是嗎?”

　　“在北京不多，但在上海你會發現更多，”她回答。“不過，我認為大多數中國女孩和女人都意識到，她們將黑色直發編成辮子，或留短發，甚至是梳成老式的發髻，都很漂亮。這是事實”。

　　我說：“是的，我很高興他們不再燙發了。他們濃密有光澤的頭發看起來很吸引人。他們不用擔心像我這樣的細細的頭發。在中國，成熟女性肩上的辮子對我來說是新鮮的。其實，兩周前在烏茲別克斯坦我就開始習慣了，在那里我注意到，最杰出的知識分子都用這種簡單的發型。”

　　伊莎白補充說：“毫無疑問，這是為了適應她們忙碌的生活。我覺得把我的燙發卷起來很討厭。在這里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可以‘一身兩用’”。

　　“我已經注意到了，”我說。(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印象越來越深。)“你們似乎都在不停地努力工作，我真擔心你們這些重要人物過早地把自己累壞了”。

　　熱情使人堅韌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在許多人的臉上，我都看到像伊莎白類似的充滿熱情的微笑。我注意到，他們都覺得自己的工作很緊迫。

　　伊莎白·克魯克和她兒子卡爾。伊莎白是加拿大傳教士的女兒，

　　出生在中國。她寫過關于中國鄉村生活的書，

　　包括中國西部農村和解放后的華北農村。

　　“我們急于培養更多的人去做我們感興趣的種種工作，”她說，“這樣他們就能在中國巨大的人口中繼續推廣。顯然，正是這種強烈的需求給了人們異乎尋常的堅韌，就像戰斗中的緊張時刻使英雄們將似乎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

　　“今天的中國人就有這種精神。這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抗美援朝的需要中產生的。幾乎每個人都對形勢的嚴峻性做出了反應——每個人，也就是說，除了那些反對革命的人。他們對抗美援朝漠不關心，這標志著，他們將是中國長期內部斗爭中的反對者。

　　“無論距離目前的抗美援朝戰爭多遠，這種旺盛的精神始終貫穿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從1950年開始，我們學校所有的學生都想去當志愿軍。大多數大學和高中都是如此。在一年前朝鮮戰爭日漸激烈的時候，看到這些學生們的熱情真是太棒了。這與我們在成都時曾經看到的學生們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伊莎白評論道。

　　“是的，”我說，“即使在日本侵華期間，學生們也被教導說：你們的身價很高，不能輕易為國捐軀。為國捐軀的事情就交給那些沒文化的苦力們吧”。

　　我們開始追憶我們在中國西部的日子。今天，外國人在中國的生活有多么不同呀。“看得出來，你們倆都適應了今天的生活環境，你們已經融入了你們的同事，”我說。“許多傳教士，像我們一樣，曾經希望自己與華人社區的關系更密切、更自然，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像我們一樣，羨慕你們的生活經歷。正在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你們走進中國。看起來，你和你那兩個胖乎乎的小兒子，過得還不錯。”

　　話題轉到了中國人對待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態度上。

　　“加拿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各不相同，”我說。“普遍的印象是，外國人在中國不再受歡迎，或者往好了說，僅僅是被容忍而已。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想法，即俄羅斯人已經跑進來并正在掌控局面。”

　　伊莎白笑了。“不需要對新中國了解很多就可以知道，俄羅斯人不是來這里控制中國人民的，他們在這里的人數也并不是很多。他們的政府從一開始就對中國人民政府很友好，兩國關系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的重建和貿易。

　　“我想，由于大多數傳教士的撤離，西方人并不太清楚中國人民及其新政府對外國人的總體政策。然而，如果人們讀一下《共同綱領》第七章，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他們就會發現，新的政策并不是排外的，也不是僅僅容忍少數外國人，而是很積極的。這里不僅歡迎俄羅斯人，也歡迎來自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我們當中有些人是自愿來的，之后被強烈挽留，就像當年的傳教士一樣。大衛和我就屬于這一類；我們來這里是為了研究土地改革，后來被請求留下來教書。我相信所有我們這些解放后留下來或受到歡迎的人都知道，沒有我們，中國人在任何領域都能繼續做好工作。在教會和其他的職業中，都是如此。與此同時，當我們清楚地向他們表明，我們和他們一樣渴望和平，也和他們一樣對他們所進行的重建工作的速度和范圍充滿熱情時，他們說他們很高興我們來到這里，我們相信他們是真誠的。

　　“中國朋友已經向我們解釋過，”我回答說，“任何有技術技能并有能力教授一門手藝的人，都會幫助中國更充分地滿足其人民需求，都會加速這一進程，因此，他們歡迎外國專家作為臨時邀請的客人，來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務。有人告訴我，他們就是這樣看待來自蘇聯的顧問的。許多蘇聯顧問住在我們居住的賓館中”。

　　伊莎白說：“蘇聯人民是第一個向中國人民政府提供技術援助的。1949年秋天和1950年冬天，數以百計的蘇聯人來到這里，以各種方式提供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是組織和裝備流動醫療隊，以對抗流行病并開始公共衛生工作。在加快戰后重建工作和新的科學和工業發展方面，蘇聯顧問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現在，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的人被邀請來執行具體任務或開展文化交流。

　　說著，伊莎白和我，還有我們的丈夫和其他一些朋友，漫步到圓形的冰湖岸邊，這是很久以前皇帝在華麗的頤和園旁建造的。我們穿過著名的紅柱子走廊，屋頂裝飾華麗，爬上宮殿的臺階，直到我們找到一個石亭，在里面休息和交談。

　　他們渴望聽到家鄉的情況，并討論加拿大對世界和平運動的貢獻，他們和我們一樣，認為加拿大應該成為防止朝鮮可怕悲劇在世界范圍內蔓延的主要堡壘之一。他們對我們講了許多自己作為教師的生活，他們充分參與了這些運動，這些運動像奔涌的江河一樣迅速地推動著中國人民向前發展。

　　他們告訴我們，為了學習新的政治思想，為了加強紀律和自律，教師們和學生們開了無數次的會。一些最近從中國回來的外國人將這些會議形容為非常乏味，甚至令人厭煩，毫無疑問，一些中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一個流傳的說法是：“國民黨稅多，無窮無盡；共產黨會多，沒日沒夜！”

　　我記起大衛和伊莎白都是社會學家，他們在1947年回到中國主要是為了寫一本書。今天，他們能夠與中國新社會的建設者們一道討論新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他們自然感到很興奮，很著迷。例如，《共同綱領》實際上是新中國中央政府頒布的憲法，對《共同綱領》的學習，總是列在每個學習小組的學習清單上。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了解到，他們感到在外國語言學院接受來自學生、工作人員、老師和同事的坦率批評，也是一種令人興奮的經歷。

　　批評和自我批評

　　人們輪流寫自己的人生故事，批評自己的過去和現在，分析和解讀通過一個人的行為所揭示的他的態度，以及構成一個人個性的種種因素。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剖析和袒露，對每個參與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人，也是如此。

　　這聽起來讓我很震驚，但他們笑著說，當你意識到這樣做并不是為了贊美或指責，而是通過同情的理解來幫助你成長的時候，你就會克服這種不自在的感覺。而且，他們說，令人吃驚的是，知識分子在這種自我剖析過程中，有時比剛剛學會閱讀的體力勞動者更迷茫。勞動者們簡單而實際的觀察，往往能闡明別人所困惑的問題，尤其是我們每個人都傾向于從最有利于自身的角度看待個人行為。

　　在我們對新中國的第一印象中，所有這些都不僅僅是事過境遷的一時權宜之計，這與我們到達時正在發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有關，那就是“三反運動”。我們將在后面的章節中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在這里，只簡單說一下。這是一場在政府機構中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我們的朋友講述了這場運動是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學校。

　　在任何機構的行政人員中，貪污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他們負責管理資金。每個人都可能存在浪費和奢侈的問題。是否存在官僚主義？機關中每一個掌握權力的干部都需要接受審查。大衛說，正是在他的課堂態度中，他發現了自己的弱點。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因年輕時所受帝國主義影響而遺留下來的某些反社會傾向，暴露了出來。

　　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難以理解，我可以做一些說明：大衛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人”，堪稱英國人的品牌代表。他從他的環境中獲得了一種無意識的信念，即他做事的方式是最好的，不僅對他自己，而且對整個人類都是最好的。(還有美國人和他的“生活方式”！——還有一些其他西方國家的人。)我相信，大衛不會反感關于自己的這種漫畫式描述，因為他也有英國人的可取之處——幽默感。

　　的確，大衛確信他正在被中國新社會的紀律所改變。我們在成都時對他略為了解，對他在北京的情況知之甚少，我不能確定他目前的經歷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那具有英格蘭基本預設的中國化版本。

　　伊莎白是加拿大人，比大衛更有幽默感，對與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具有更明顯的寬容。我想象不出伊莎白怎樣在自己身上找到任何需要改變的反社會弱點。她一直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她是一個既有效率又有吸引力的年輕女性。我表現出對“自我批評”的懷疑態度。

　　“我太自由了，”她說，臉上帶著那種讓人對她的一切都表示贊同的微笑。“我說的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她接著說，“而是我做得不夠徹底。我并不總是耐心地深入事物的根源并努力改變它們。大衛只是一直在告訴你，他并沒有完全失去他以前的霸道作風，尤其是對學生，而不是耐心地和別人商量怎樣把事情做得更好。我的問題與他截然相反。

　　“例如，我的學生批評我沒有足夠關注那些完成作業不盡如人意的學生。他們說，你太寬容了，學生最終將因此而吃苦頭，因為他沒有取得應有的進步。如果我看到一個學生在課堂上不專心，我就會想，‘沒關系，讓他自己去承擔后果吧’。我應該花更多的精力去發現他不專心的原因。也許他遇到了某種個人難題，需要得到幫助。”

　　我可能對伊莎白品牌的“官僚主義”微微一笑。她也報以微笑。

　　“我提到這件事是為了說明這場運動是多么嚴肅，這是一場反對領導干部工作不力和不民主行為的運動，每個人都把它視為對自己的挑戰。”她說：“這些批評是本著善意的態度提出的，任何人如果對他人進行辱罵和打擊報復，同樣會受到批評”。

　　我一邊聽，一邊自然而然地把自己以前的傳教士經歷與這幾個外籍教師今天的生活進行比較。他們不僅與他們的中國同事過著同樣簡單樸素的物質生活，而且過著同樣嚴格的集體生活。

　　“你們在這里的生活似乎很簡樸，”我評論道。“這樣認為，是因為我把你們的生活與以前傳教士社區的那些舒適的房子相比較。我們和你的父母，以及其他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當時認為，這是當時條件下最好的辦法。實際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對我們在華人社區的這種生活方式感到困擾，許多人都認識到，我們未能真正地融入華人社會。你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似乎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約束，”伊莎白回答說，“但我們并沒有像你想象的那樣在意這種約束。我們發現，當你理解并接受它們背后的原因時，對于集體生活的紀律就不會很抵觸。讓我給你們舉一個我們觀察到的北方土地改革的戲劇性例子。

　　“如果一個富農習慣于在對妻子或對自己感到沮喪的時候打妻子，而解放后鄰居們不再允許他這樣做，他就會覺得鄉村生活的紀律確實是對自己的嚴格限制。另一方面，一個一直認同男女平等并尊重婦女的人，就不會覺得維護妻子權利的新規則對自己有什么約束限制或令人反感。

　　“在小事上也是如此——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我們容忍或忽視了那些瑣碎的、個人主義的生活習慣。集體生活要想取得成功，我們就必須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改變這些個人主義習慣，否則，就會有不斷的摩擦。在我們的舊生活習慣整體改變之前，學校生活的紀律需要相當嚴格。如果我們不是完全清楚這些紀律將把我們引向何方，我敢肯定，許多人根本不會忍受它。我的意思是，在這個新社會里，所有人都將有機會過上滿意而有保障的生活。

　　“事實是，通過教育運動——我們在北方看到的土地改革，在所有機構開展的“思想改造”，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三反運動’——大多數人真的開始反感我們的許多舊習慣，并希望改變。”

　　關于健康和安全

　　這時，太陽已經落在了頤和園的山后，我們動身回到伊莎白的房間。我們在公共汽車站遇到了數百人，成排的公共汽車正在把這些下午出游的人送回城里。伊莎白后來告訴我，公園里大部分時間都會很擁擠，她和大衛更愿意在寧靜的夏夜呼吸昆明湖邊的微風。他們帶著孩子劃船，四歲老大則在船邊學習游泳。

　　我談到了我們遇到的那些健壯、面色紅潤的孩子們。兩個月以來，孩子們健康狀況大大改善的局面，一直給我們印象深刻。我們很少看到瘦弱襤褸的孩子。我們在舊中國生活過，對此，我們有自己的比較。

　　伊莎白在大學期間曾在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學習過一門課程。在北京，她是強烈要求將托兒所作為學校優先發展項目的熱心人士之一。

　　“我們的大多數員工都強烈要求開辦托兒所，因為他們看到了其他大學的孩子因此受益。”她說。“無論訓練有素的保姆(在中國仍然很多)有多好，留在家里的孩子都不能享受各種各樣的大型游戲設備。他們也無法在托兒所的適當監管下，獲得公共生活的自然基礎。毫無疑問，你將會去參觀一些托兒所。”

　　那些了解伊莎白和大衛的人可能會抱怨說，他們不是足以說明外國人可以適應新中國生活的好案例，因為，自從大衛參加西班牙國際旅以來，他們一直是共產主義者的朋友。我看不出任何對建設新社會感興趣的人不能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我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使他們不愉快的理由。我不熟悉大衛的背景，但我確信，伊莎白不覺得自己放棄了任何她從小就接受的基督教原則。

　　我們回到加拿大以后，大衛和伊莎白寫信告訴我們，他們學校的托兒所已經開辦。他們最令人興奮的消息是，他們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假期，在青島港避暑勝地的一個工人療養院度過了兩個星期。教師工會安排他們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這幢房子是政府從外籍居民那里買來的，這所房子以前的主人是英美煙草公司的經理。經理那能干的傭人被政府留了下來，在一位政府女房東的指導下，不僅做家務，而且管理房子。伊莎白說，那里的飯菜太棒了，讓人難忘！

　　右3是伊莎白的二兒子柯馬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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