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系統設計中國社會公平思想和開啟社會公平實踐的第一人。他強調在社會公有制基礎上消滅兩極分化，勞動者參與管理，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等等，結束了幾千年來勞動人民當牛做馬的悲慘歷史，指向了民族復興的遠大前程。
一、農民教育的實踐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從青年時代起，農民教育問題和國民改造問題就成為毛澤東關注的焦點。
1919年9月，青年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問題研究會”，該會《章程》一口氣提出了71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其中“教育問題”位居第一，它包含著17 個“子”問題，囊括了教育研究和改革的各個方面，其中列第一位的是“教育普及”，其對象主要是工農大眾。
毛澤東對農民遭受壓迫的同情，遠甚于同時代的其他人，他對農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這個歷史事實無比憤怒。他說：“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
1924年9月，毛澤東決定在湘江學校開辦農村師范部， 目標是“專以養成農村學校教授人才，促進農村教育為宗旨”，實際上是“預儲農運人才”。這個教學規劃把農民作為教育的主體，是千百年來第一次。
1925年2月，他聯合一群進步知識分子，先后在韶山開辦了18所農民夜校，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組織和發動農民，開展農民運動。
1929年7月，他倡議成立新泉工農婦女夜校，第一次打破“女不入校”的老觀念，三四十名婦女在這里接觸到了進步思想，婦女們被發動起來，學習文化、政治和軍事，參加革命，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又說：“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
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教育為了農民，教育依靠農民，他的教育思想改寫了中國教育的歷史。
為了最大限度地使農民盡可能多地接受教育，毛澤東在農民教育中使用了游擊戰術：縮小“正規軍 ”，把學校、教師、學生都統統“化整為零”；隨時學習，學習內容必須是能夠“活學活用”、最好很快見效的。
他希望把整個邊區變做一個大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在這個大學校里學習生產，學習文化，讓教育變成農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新中國成立前，他把教育農民看做嚴重的問題。無論是面對經濟的封鎖，還是戰斗的威脅，都不忘辦掃盲班教農民識字。
新中國成立后，他把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當做文化建設上的重大任務之一，把農村教育工作放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首要地位。
1957年，毛澤東強調，教育工作一是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一是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也就是說，勞動者必須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必須參加勞動。
二、保障人民群眾勞動權的實踐
毛澤東的公平思想，以維護廣大群眾的公平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也影響著他對公平制度的設計。
一是把吃飯看做頭等大事。
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認為社會有責任為工人提供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就業普遍存在壓力，一些地方寧愿吃“大鍋飯”，也要保障每個勞動者的就業權。這種方式雖然后來飽受詬病，卻實實在在是社會主義公平性和優越性的體現。
二是高度重視失業者問題。
1963年12月12日，中辦編印的《群眾反映》第84期上登載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給予生活出路》一文。文章說，近年來，上海地區要求解決工作、生活問題的來信有顯著增加。從目前趨勢看，來信還在逐步增加。來信的人，以被精減的職工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學就業的社會青年，再次是其他各類無業人員。精減職工中，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已經回鄉的老、弱、病、殘職工，他們一般小孩比較多，本人勞力不強，農事不熟，工分掙得少，往往入不敷出；另一種是家在上海市區，被精減后斷了生計，現在只好“坐吃山空”。
文中提到的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2月13日，他將這期《群眾反映》批轉給柯慶施和陳丕顯：此事必須解決。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即使暫時不能就業，也要支出一筆救濟費把他們養起來，以待逐暫〈漸〉設法就業。上海共有失業者多少？是否有幾十萬？請查告。你們對此問題的解決意見如何，請考慮見告。
三是注重干部參與社會勞動。
1968年5月，黑龍江組織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農場，定名“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筑走出了一條新路。干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委、市委機關干部和革委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干部辦農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實踐證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養干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當年9月30日，毛澤東看到柳河干校相關文章后，給姚文元寫信說：“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三、醫療保障的實踐
世界銀行評估報告說：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
1949年后，新中國醫療在實現了國民平均壽命、死亡率等國民健康數據的巨大飛躍同時，也覆蓋了全國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
1956年，享受勞動保險待遇的職工人數占當年國營、私營企業職工總數94%，勞動保險為城鎮居民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項目。
而合作醫療、農村保健站和數量龐大的赤腳醫生則成為解決廣大農村地區就醫問題的三件法寶。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
這樣的成就，離不開毛澤東對醫療尤其是農村醫療的關心支持。
1965年6月26日，在同醫務人員談話時，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衛生部的工作，發表了著名的“6.26”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到70年代后期，全國公共衛生機構達4千多家，衛生防疫人員9萬多人，已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公共衛生體系。國民健康獲得巨大改善，人均壽命已提高到將近70歲，嬰兒死亡率降至34.7‰，產婦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各種烈性傳染病被完全消滅或基本消滅，多種地方病和寄生蟲病被有效控制。
在1978年的阿拉木圖會議上，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初級衛生工作人員的提出主要來自中國的啟發。中國在占80%人口農村地區，發展了一個成功的基層衛生保健系統，向人民提供低費用和適宜的醫療保健技術服務，滿足大多數人基本衛生需求，這種模型很適合發展中國家需要。”
四、勞動者參與管理的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不解決管理的問題，“公有”這個好東西可能變得比私有制更壞。
因為公有制的實行，既要在量和至上保持國家的控制力，又要防止“公有”變成個別人的“私人屬地”，從而真正實現全民平等享有生產資料并獲得勞動收入。
當中國式思維遇上工業化的潮流，探索國有大型企業管理模式的過程中，努力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式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就成為當務之急。
1960年3月，毛澤東在鞍山市委的《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高度評價和肯定鞍鋼的做法和經驗，首次提出了“鞍鋼憲法”這一名詞，以憲法之名義賦予鞍鋼經驗最高權威。
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只有在生產中掌握話語權、決策權，才能真正享有生產資料收益。毛澤東說:“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問題，就沒有保證。”
“鞍鋼憲法”本身是毛澤東管理思想的深化和完善，是一整套適合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有效辦法。
權力受監督制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以制度的方式，將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放到企業管理的框架，讓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離，讓權力之間相互監督制約。
工人是企業主人。徹底改變“馬鋼憲法”把管理權作為企業領導的“俱樂部”，而將普通職工粗魯地拒之門外的做法；徹底改變過去只注重產品、產量的“見物不見人”的做法，激發職工內生動力。
實施“兩參一改三結合”。以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的方式，大搞群眾路線，防止官僚主義。這種上下貫通的方式，最大限度避免了組織僵化，防止出現新的階級，是真正人人平等的保障。
對于勞動者來說，管理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權力，是一切經濟地位的源頭。毛主席的“鞍鋼憲法”打破工人與管理者的界限，確保了知識分子與普通工人平等地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力，既體現出國家權力屬于人民，又充分肯定了普通工人在推動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方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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