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作為當代社會運行的主要機制，在新自由主義狂飆突進的幾十年中已經變成了不言自明的一種真理，具備了“普適性真理”的外衣，不光各路所謂的打著資本家企業家之類名號的既得利益者，也有許多體制和高校內外的專家學者公開聲稱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問題的解決離不開進一步取消管制、釋放市場的作用，譬如說有很多人認為放開土地供應可以砸低房價。　　

　　然而，市場是否真的具有這樣的魔力，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們可以從市場經濟是怎么來的，尋其脈絡，發現它的內在特征。

　　新自由主義并非天生就是普世真理。不說其在西方的誕生和發展脈絡，在中國來說，從黨的十三大的報告文獻集刊內容反推，那個時候市場經濟還不是如今這樣的顯學。可以說，如今的市場經濟取得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地位，同樣是一種歷史的進程。筆者還記得2010年初入鍵政圈時，彼時能談論“哈耶克”、“朝圣山學社”“奧地利學派”還是相當高端的一種資質，而今時今日，哈耶克的主要思想即政府管制應該取消，還原給市場以決定權已經變成了中老年理財圈的顯學，這一歷史進程應該是和市場經濟的話語權擴張同步的。　　

　　哈耶克

　　而與之相伴的，也有對市場經濟的懷疑、反思甚至批評，如筆者的某親戚，就可以毫無邏輯沖突、自洽的一邊觀賞鼓吹全面放開國內經濟監管的文章一邊附和痛斥社會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倒是令我生出啼笑皆非之感。實際上，這樣的矛盾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這也是從去年開始各種關于哈耶克的段子開始大行其道，逐漸變成國內互聯網鍵政圈一種類似蘇聯笑話的模因顯學的原因。　　

　　現代經濟學說起來教父般的人物，哈耶克、凱恩斯的名字可謂是耳熟能詳，國內理論界對凱恩斯拯救資本主義、哈耶克的理論又在七八十年代取而代之的故事是如數家珍，有相當多的人聽見《通往奴役之路》就激動的生理性高潮。還有一種有趣的說法，三個經濟問題讓五個經濟學家分析，能分析出十五種結果，這反映了經濟思想間的巨大差異。

　　事實上每一種經濟思想都有其源流。我們如果想真正認識哈耶克，甚至說真正認識市場經濟，那么就必須了解另一位在出身于維也納的巨擘、哈耶克思想的真正反面，卡爾·波蘭尼。

　　波蘭尼出生在19世紀末的維也納，一個猶太人家庭，在布達佩斯長大，其后的學術生涯開啟于維也納，與米塞斯是同時代的人物。20世紀30年代后，與許多同時期的人一樣，身兼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多重標簽的波蘭尼在納粹上臺后移居英國，嗣后又移居美國。二戰中，波蘭尼在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完成了奠定其歷史地位的名著《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波蘭尼

　　一個有趣的邏輯套環是，凱恩斯指導并系統化了國家干預主義，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同時也發生了哈耶克和凱恩斯的論戰，在論戰中哈耶克敗北，自此失去了一流經濟學家地位。然而敗北的哈耶克并未就此認輸，1944年哈耶克完成并出版了奠定其自由主義大佬地位的《通往奴役之路》，就勢成為一個政治哲學家，將論戰中被凱恩斯駁倒的理論又放在了書里，在七十年代國家干預主義失靈后，再一次被捧上了神壇。

　　而同在1944年完成的《巨變》，不僅完整回答了哈耶克的理論反詰，更超越了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不過知名度遠遠比不上前兩者。實際上，波蘭尼著作和思想的價值是隨時間而重新發現的。

　　二戰后，世界學術中心由英國轉移到美國，經濟學也同樣如此。而波蘭尼作為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全球冷戰的大格局下，既不見容于蘇聯陣營官方學說，同樣也不能為美國陣營所推崇，其價值往往因囿于成見的官方經濟學家所攻擊而被淹沒，這是人類認識世界過程中的遺憾。

　　嵌含、脫嵌和雙向運動，是《巨變》一書理論的核心概念。所謂嵌含（embeddedness），是指在波蘭尼看來，市場是一套嵌入在社會之內的運行機制，而并非是一套“自洽、獨立、不受外力干預”的機制；脫嵌（disembedding），與嵌含相反，是市場試圖脫離社會而存在下去并自我運行的沖動；至于第三個概念，雙向運動（doublemovement）是指在脫嵌過程中，市場對社會的作用和反作用。從這三個概念出發，波蘭尼得出的結論就是，市場的過度擴張和失序導致了過去（一戰）和當下（二戰）的戰爭。

　　1930年代時，針對保護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左翼和右翼自由主義者都給出了嚴厲的批評，包括哈耶克的許多學術思想也來自于對納粹政策的反思和抵制。在哈耶克看來，自由是人類至寶，而自由的基礎是經濟自由，即自由的經濟，將國家干預減少到最低狀態，是自由社會的基石。從這一點上哈耶克敵視包括納粹德國、蘇聯和羅斯福新政等所有國家主動干預經濟運行的政策主體。然而，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都明白，正是因為國家干預經濟太少而導致的經濟失敗，產生了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上臺的結果。對于這一點，自由放任主義是無力解釋的。　　

　　市場經濟，基于一個假設，亞當·斯密的理性經濟人假說，同時必須要有一個條件，要素的市場化，即原材料、土地、貨幣和勞動力的市場化也就是商品化。而事實上，土地、貨幣和勞動力，從來不是商品，是虛假的商品。經濟學家所要求的土地、貨幣和勞動力像其他商品一樣根據市場的規律變化，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

　　土地是自然產生的，是受制于自然條件的，而貨幣純粹是人類發明、受政策調節和控制的，政府必須想辦法應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沖擊，勞動力則是人本身，一旦產生失業，是不能像一般商品過剩那樣“處理過剩產能”的。因此，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勾勒的“如同天堂一般簡潔美好”的經濟學模型，從來不可能真實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在19世紀以前，市場經濟并非世界的主導，世界的主流是自給自足，是互惠，是實物交易和實物稅再分配。市場經濟僅在主流之外起到補充的作用。當西方地理大發現帶來了美洲充足的貴金屬作為資本，帶來了美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土地資源，帶來了非洲供應充足的黑奴勞動力，歷史就此不再一樣。

　　馬克思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在他不到一百年時間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就意味著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大的市場化生產要素，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土地、人口被卷入了市場這個撒旦的磨坊。而為了一致的比價，用金——這個穩定且具有唯一性的金屬——作為本位度量標準的貨幣，讓生產要素和商品可以全世界流動。

　　前文我們曾經說過，勞動力市場是由人構成的。追求穩定、避險是人的天性。當人類被越來越多地卷入市場這個充滿波動、周期和不確定的血肉磨坊，趨利避害會使人產生新的行為模式。對富裕者的制約，對貧困者的兜底，是古代社會的常見秩序。在中國古代，差序格局主導下的城鄉生活秩序，金錢從來不是具有唯一性的衡量標準，甚至不是一個衡量標準，在古代歐洲也有類似之處。決定古代社會生活的秩序，是職業、身份和血緣。但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所有人只有一個身份，就是定價不同的勞動力。作為市場要素的一種，參與經濟循環的代價必然包括隨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波動。這意味著極大的不穩定性，意味著失業和流落街頭的風險如陰云一般籠罩在自己的頭上。　　

　　一切為了自由的終局，是自己失去一切，這樣的痛苦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不能理解的。而為了確保自己不失去一切，讓渡部分權利，換取穩定和安全感，這樣的例子在我們的生活中屢見不鮮，放大到全社會的層次，極權主義便由此產生。說穿了，為穩定和安全感而尋求政治妥協，尋求抱團取暖而不是四下離散是人類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再說遠一點，人類社會國家的誕生，古代中國較早的誕生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為團結起來對抗困境，同樣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波蘭尼的筆下，法西斯國家的誕生，正是雙向運動的體現，是社會對市場經濟擴張運動的自我保護之下反作用。

　　而從另外的角度來說，自由的、沒有管制的市場經濟，不僅是人類的災難，也從來沒有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過。市場經濟所仰賴的一切要素，都是在社會和政府的支撐之下所創造或生成的。筆者的一位老師曾這樣定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自由交易+市場制度+市場環境，市場的自由交易是隨時可以實現的，然而脫離任何管制之后，市場制度也就不復存在，而隨之市場環境也將發生嬗變，最終導致市場經濟的失靈。

　　那么總結起來就是，如同天上星宿一般理論上簡潔優美的自由主義經濟，純粹的、一絲雜質不摻的市場經濟是理論上的烏托邦，不可能存在于人類世界，而且這種試圖脫離社會、反過來將社會主宰的市場秩序，必定會在脫嵌過程中和社會產生沖突，產生強烈的相對運動，在社會解體的一剎那就將粉碎市場經濟的秩序。市場所主宰的秩序越多，社會就越發有失范的危險。我們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轉型可以看出來，市場經濟的轉軌越快，社會失范就來得越快，轉瞬而至的是國家的秩序瓦解，最終又摧毀了市場經濟本身。　　

　　二戰后，針對和東方國家集團發生制度競爭、爭取獨立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現實，自由經濟讓位于福利國家政策，緩和國內矛盾變成西方國家的第一要務。而福利國家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普遍性的對公民預防風險的社會保障。這是對沖市場經濟負面作用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當代國家的穩定閥和壓艙石。

　　然而七十年代后，由于單方面國家干預主義的失靈，鼓吹削減福利、“重新發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neo-liberalism）（又稱新古典自由主義，由哈耶克的“朝圣山學社”推動）成為了西方國家顯學，撒切爾夫人、里根俱是其忠實信徒。而二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終導致的是美國產業的進一步虛擬化金融化，導致的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和全球經濟復蘇乏力。

　　當然，饒是如今也依然有會人認為，休克療法、自由經濟的嚴重惡果只是“必要之惡”，如果當初俄羅斯能繼續堅持一段時間，烏克蘭能保持政策的連貫性，如果所有國家都能徹底的堅持自由市場原則，那么自由市場所鼓吹的燦爛明天就已經到來了。對于這種抱持著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理論上南轅北轍也可以抵達目的地的理論的人，他們不僅沒有絲毫的臉皮，而且缺乏基本的人性。將勞動人民視作勞動力市場，將未充分就業和失業當成家常便飯，將轉軌過程中損失的社會財富、流出的鮮血視作必要之惡，他們從不把老百姓當成人。

　　另外，一向堅持新自由主義的某些國家和經濟組織，其實也存在相當大的理論不自洽。以IMF救助為例，一般發生財政危機的國家，IMF要求被援助國需要“節衣縮食”壓縮支出，砍福利，強化財經紀律和財政約束，用失業和砍福利倒逼國內勞動力市場產生充分就業，用出售優質國有資產給國際資本來盤活國內市場和比較優勢，完成市場出清。

　　這看似合理的一攬子計劃其實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理論上大多數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已經可以宣布破產，而破產的結果就是債務一筆勾銷，但這絕對是IMF和其他債務國不可接受的。在這時，自由的市場經濟就無人再提了。同樣，新自由主義最佳政策實踐地是智利，然而且不說智利實踐效果并沒有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所說的那樣好，就只是刺刀上所建立的智利新自由主義生態，就已經根本上違背了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基本理論，刺刀之下的自由國度，好一個自由。　　

　　如果將視野放回國內，我們也可以看到，過往一些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政策的毒，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失卻管制的經濟活動，猶如不受控制的火焰，在干枯的草原上肆意燃燒，摧毀一切。所幸中國人融入世界經濟分工較晚，抱著試錯的態度，一旦效果不佳則另尋他路。加入WTO時也同樣，許多半吊子經濟學家認為，我國保有的管制過多，恐怕入世效果不好。

　　然而在合理有效的管制和體系支撐之下，部分開放、逐步開放的中國經濟，發展成效遠遠比自由度更大的其他經濟體更好。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府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就是維系和保護參與市場主體競爭的人民，提供社會保障，緩和社會變化的沖擊力，增強市場競爭的有效性。這樣一種不自覺中的角色扮演，緩解了市場經濟與社會的雙向運動，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其結果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讓我們把視線放回最開始的地方。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效果或者說效用，是競爭。通過競爭使參加者提高效率，不斷迭代，成熟技術，積累資本，擴大再生產，提高生產力。所以，任何一項政策只要不損害經濟活動參與主體的競爭力，就不是一項經濟政策。我們看到，近年來我國在社會保障、在經濟制度建設上，逐步擺脫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將需要引入競爭機制的進行市場化改革，將不能引入競爭的依然保留，維系穩定和社會的人文價值。

　　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哈耶克的理論篤信政府的管制是一種惡，政府的權力與人民的權利天然對立，這不能不說是荒唐的。如果把社會的一個時間點做截面，在這靜止的一點上，從人民主權原則出發，國家的權力的確與公民個人的權利構成了零和博弈。然而實際社會是動態變化的一個交替過程，國家的權力存在往往支撐了社會，支撐了公民的權利。權利無救濟，則無權利。缺乏力量的國家，它的公民也談不上什么公民權了。因此將國家與個人天然對立化，缺乏基本的頭腦。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波蘭尼篤信工業文明的內在傾向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自由產權。他在《巨變》一書的結尾這樣寫道：

　　“順從本是人類的力量與希望之泉。人們接受死亡的命運，并在這之上建立肉體生命的意義。人們篤信在肉體死亡之外還有更可怕的事情——失去靈魂，并在這之上建立自由的意義。在我們的時代，人們順從于社會現實，自由終結了。可最終人性在無奈中爆發。

　　人們不加抱怨的接受社會現實，用天賦人類的不屈不撓的勇氣與力量來消除不公與束縛。只要人們依然忠于為全人類創造更多自由的使命，人們就無需擔心權力或計劃會變成自由的障礙，破壞人們通過工具建立起來的自由。這就是復雜社會中自由的意義，它賦予我們渴望的安全感和穩定性。”

　　這是對通往奴役之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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