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說“新質生產力”

　　屈炳祥

　　摘要：“新質生產力”是一種基于科技創新、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轉型升級而帶來的一種新型生產力與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的深度融合，共同升華而形成的具有社會主義特殊本質規定的生產力。在我國現實條件下，要培植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從生產關系全方位、全要素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方面下足功夫，做好文章，突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那種只片面強調生產要素優化組合、新技術革命與創新，注重生產力新的物的基質，而忽視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質本身的調整和優化是錯誤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必須予以摒棄。否則，我國就不會有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新質生產力”，又成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中的一大熱點。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領導同志大會小會言必“新質生產力”，強調培植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性、重要性、緊迫性;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忙不迭地發表論文、演講、舉辦各種形式報告會乃至論壇等，對“新質生產力”作全方位、多層次解讀;新聞界開足馬力，利用所有宣傳輿論工具大力造勢，進行廣泛宣傳，以企家喻戶曉、人人明白。如此等等，等等。盡管如此，但是筆者仍然認為，對于到底什么是“新質生產力”似乎仍不得要領，即并沒有真正把握它的精髓與真諦。因為，當下人們所理解的“新質生產力”僅限于在現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基于科技創新、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轉型升級而出現的一種新型生產力而已。除此之外，不再有任何別的什么。

　　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筆者愿意就這一問題談一點個人認識，以期引起學界朋友的關注與興趣，一同加強研究與探討，以求取得共識。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從什么是“生產力”說起

　　為了準確認識“新質生產力”，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生產力本身作番說明。生產力這一范疇，我國的教科書、工具書歷來都是這樣定義的：“生產力，亦稱‘社會生產力’。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對自然的關系。”[1]1728 然而，在筆者看來，像這樣定義生產力、理解生產力似乎有些不妥，沒有準確反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生產力的本質規定。

　　凡是熟知《資本論》的人都會明白，馬克思始終認為生產力是一個二重物，即它既有物的一面，又有社會的一面，或者說它既有其自然要命的屬性，又包含有其社會的屬性，它是物與非物(即社會)的深度融合與升華。因而生產力不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表現，而且還是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表現，并且人與人的關系才是生產力的本質規定。

　　關于生產力的自然屬性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實，無需贅述。所以在此，筆者僅就其社會屬性作一番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曽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黑體是筆者加的。以下同)的指示器。”[2]204 此外，他還以生產工具“磨”為例，說明“磨”不僅代表一種生產力，而且還代表一種生產關系，即它是一定生產關系的載體。他認為“手推磨”代表的是封建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而“蒸汽磨”代表的則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根據這樣的道理，所以學術界分別把“石器”、“銅器”、“鐵器”和“大機器生產”用來表示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這些都說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本身是同一的，不可分離的，進而也說明生產力不僅具有物的屬性，而且也具有社會的屬性。

　　另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三個階段，即協作、分工和大機器生產的考察與研究，不僅揭示了生產力呈現于社會表面的物的屬性，而且也揭示了其隱藏于物的背后的社會屬性，即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

　　關于協作。馬克思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 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2]362 在這里，馬克思把這種生產力稱作“社會生產力”。他指出：“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2]366馬克思這里告訴人們，生產力必然是勞動者“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而產生的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即“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不就是生產力的一種社會屬性嗎?

　　以下，我們再看看分工條件下的情況。馬克思考察與研究的分工集中在《資本論》第1卷的第12章“分工與工場手工業”。從中可知，分工是在一定協作基礎上的分工，沒有協作就沒有分工。單獨一個人的生產活動不存在所謂的分工。既然如此，那么在分工基礎上所產生的生產力也必然是勞動者所“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而產生的生產力，這也一樣地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是毫無疑義的。

　　關于大機器生產。大機器生產也是在協作、分工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生產力。在這里不僅有勞動者的協作與分工，而且還有以大機器為標志的勞動資料的協作與分工。這里的協作與分工較之以往的協作與分工，就其社會屬性來說并沒有什么不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改變了其物質基質。所以，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生產力一樣地也具有其社會的屬性。

　　生產力為什么除了它的物的或自然的屬性，還必然有其社會的屬性?筆者認為，這首先是因為生產過程中人或勞動者這一要素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人或勞動者，一方面是構成生產力的特殊要素，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的活的載體。

　　從生產關系活的載體這一角度考察，我們發現，人并不就是一種孤立的、單純的生物體，而是一種社會的存在。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3]21還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505談到人的生產，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4]537-538，“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5]11 那種所謂“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5]4 這種情況只“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或者是“魯濱遜一類的故事”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幻想。這在現實社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5]5

　　正因為如此，所以就使生產力除了有其自然的屬性之外，必然又獲得了其社會的屬性。它是其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深度融合與升華。在這里，其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就像我們每天使用的人民幣一樣，有正面和反面，如100元幣一面印有領袖像，一面印有人民大會堂。如果有一張印鈔紙，只在一面印有領袖像，另一面是空白，那么這一張印鈔紙不過是一張弄臟了的印鈔紙，而不是人民幣;相應的，如果有一張印鈔紙，只在一面印有人民大會堂，另一面是空白，那么這一張印鈔紙也不過是一張弄臟了的印鈔紙，而不是人民幣。另外，如果把一面只印有領袖像和另一張只印有人民大會堂的這兩張印鈔紙合在一起，那么，它仍然不能算是一張100元大鈔。而只有在同一張印鈔紙的兩面分別印有領袖像和人民大會堂，這才是一張名副其實的100大鈔。生產力的物的或自然的屬性與其社會屬性的關系正是這樣一種道理。只有當它們融為一體的時候才能構成生產力。否則，任何一方都不能算作是生產力。

　　其次，生產力之所以會有社會的屬性，還是由于生產過程中的人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論在何種社會狀態下，生產力的生成都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結果。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不是在一種純自然的狀態下實現的，而是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指導下完成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6]44 然而在這里，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無論如何都有一個“在什么條件下、用什么方式和為了什么目的”的問題。[4]532 這里所說的在“誰手里”、“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個100%、甚至200%的生產關系問題。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由此而產生的生產力自然就有了社會的屬性。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變的客觀事實。

　　另外， 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大約經歷了25萬年的時間。在這25萬年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社會大體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幾個階段，現在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初級階段)。這期間，除了原始社會外，后來的所有發展階段，在這數千年的時間里都是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社會。因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都是在一定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手里、通過暴力的強制或民主的方式(如社會主義社會)來實現的。所以，在階級存在的社會里，生產力不僅具有一般社會的屬性，而且還獲得了某種實實在在的階級的屬性。比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就不再是一般的社會生產力，而是變成了一種“資本的生產力”。

　　為什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般的社會生產力變成了“資本的生產力”?道理很簡單，因為作為構成生產力的物的要素與人的要素都是資本家從市場上購買來的所有物，是他的資本的能動的存在形式，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并且是在他的監督指揮下結合而產生的。馬克思指出：“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樣屬于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勞動過程只是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產資料加到勞動力上才能消費勞動力……因此，這個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正象他的酒窖內處于發酵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一樣。”[4]210

　　這里，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歸資本家所有的不只是那些被生產出來的具體“產品”，也就是他所占有的社會生產力。馬克思結合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過程指出：“工人作為獨立的人是單個的人，他們和同一資本發生關系，……他們一進入勞動過程，便并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只不過是資本的一種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2]370 還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也和在簡單協作中一樣，執行職能的勞動體是資本的存在形式。由許多單個的局部工人組成的社會生產機構是屬于資本家的。因此，由各種勞動的結合所產生的生產力也就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2]398-399

　　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不僅把工人創造的生產力變成了“資本的生產力”，而且還把“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即資本家. 筆者注)的權力。”[2]464進而把它們變成了對工人奴役的力量與統治的權力。

　　然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全社會勞動者不僅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也成了社會的主人、企業的主人，他們可以自由地聯合起來，自主地與屬于自己(即大我)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進行自覺的勞動。這樣，所形成的生產力就不再是某個人或少數人的，而是屬于全社會勞動者的了。于是，生產力就從原來的“資本的生產力”變成了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生產力，即“社會主義的生產力”。

　　上述可見，生產力不僅有其物的基質與物的屬性，而且還有其社會的基質與社會的屬性。它是二者的深度融合與升華。就其社會屬性來說，除了一般社會屬性之外，在階級社會里、它還有其階級的屬性。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由于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存在，它又有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即那種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與生產資料相結合而產生的生產力便是“資本的生產力”，而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與生產資料相結合而產生的生產力便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這是兩種根本不同性質東西，決不可同日而語，混為一談。在這里，不分是非，顛倒黑白是不行的;或者和稀泥，搞折衷主義也是不行的。　　

　　二、關于“新質生產力”的一種新闡釋

　　在搞清楚了什么是生產力之后，以下，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新質生產力”的問題了。根據上文可知，生產力其質的規定既然有其物的或自然方面規定，又有其社會方面的規定，并且在我們當今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有其“姓資”、“姓社”的問題，那么，對于我們今天來說，“新質生產力”也應該從其物的或自然方面與其社會方面進行認識，并且作出明確規定。就其物的方面，筆者完全贊同當前學界朋友所作的規定，即那種在現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基于科技創新、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轉型升級而出現的那種新型生產力，因為這是體現當今世界最新技術發展成果的先進生產力。這就其技術性質來說，它是比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產力都先進的生產力。就其社會方面，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分清“姓資”、“姓社”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我們所說和所要的“新質生產力”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新質生產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新質生產力”。因而，這種“新質生產力”應該是在它既定的物的規定之外，再加上我們社會主義的特殊質的規定。同理，它仍然是這二者的深度融合與升華。否則，即如我們當下一些人所理解的“新質生產力”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甚至還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如上所述，在我國現階段事實上已經存在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斗爭的條件下，除了有社會主義的“新質生產力”之外，還會有資本主義的“新質生產力”的存在。所以，必須首先分清楚“姓資”、“姓社”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與堅定。

　　既然我們今天所說和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新質生產力”，那我們就必須強調和突出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種特殊質的規定。這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種特殊質的規定就是我國“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所在，靈魂所在。沒有這一點就不能算是我們共和國及其全體勞動者該要的“新質生產力”。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在研究“新質生產力”時完全忽略了它的這種社會屬性，拋棄了其“姓資”、“姓社”的根本區別，而把它僅僅理解為那種單純物的規定的新生產力。如果這樣理解“新質生產力”是合理的話，那這樣的“新質生產力”在西方世界許多國家早就有了，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只不過，由于這個“新質生產力”仍然是“資本的生產力”，為資產階級所有，而不為人民所有。這樣的“新質生產力”是與我們的國情格格不入的，也是我們的人民堅決反對的。

　　今天，在我國邁步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進程中，我們要培植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在總結以往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不斷調整、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新的物的基質基礎上注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靈魂與精髓。

　　就所有制方面來說，盡快恢復、發展與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全民所有制經濟，使之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主導作用真正主起來、統起來、強起來，切實改變目前業已存在的私有制經濟“5、6、7、8、9”乃至4個9、5個9的嚴重局面。為此，筆者認為，這里，我們且不說回到我們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于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上去，更不說回到孫中山先生提出的“節制資本”、“扶助農工”的主張上去，最起碼也應該回到我們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精神上去。《決定》指出：“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由此，我們應該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對于那些私有制經濟體來一個實質性的改造與改制，使之逐步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具體做法可以是在黨和政府的指導下由它們自愿地聯合起來，走社會主義合作發展之路;或者向任正非先生那樣，學習走華為的全員持股發展之路;或者由國有企業參股，在國有企業的主導下走股份制發展之路;或者對那些于國家安全、發展戰略以及民生福祉極為重要行業與關鍵的極少數企業，直接由國家控股或獨資經營，等等。總之，一定要引導它們走文明、健康與有序的發展之路，使之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盟軍與友好力量。

　　在人的相互關系方面。所有制的改革，必然會引起人的相互關系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主動作為，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在生產關系整個體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核心，是決定其他方面、首先是人的相互關系的決定性因素。因而有什么樣的所有制，就必然會要求有什么樣的人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的批注與談話中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7]245-246為了解決社會主義企業人的相互關系問題，他作了許多思考與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觀念。他指出：“我們的國營企業，解放以后，一直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而在這十年中間，人與人在生產勞動中的關系，變化確實是很大的。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平等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進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7]248 后來，毛主席在總結鞍山鋼鐵公司企業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對之又作了豐富與完善，經學術界和企業界的共同努力將他的上述思想作了總結與提煉，使之更加完善與系統化。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加強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相結合大搞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這就是著名的“鞍鋼憲法”的精髓所在。

　　“鞍鋼憲法”的誕生，是毛主席天才智慧與全黨既廣大人民群眾實踐經驗的結晶，既具有重大的理論建樹，又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它的誕生催生和滋養了一大批以鞍山鋼鐵公司和大慶油田為代表的大型國有骨干企業以及數百家國防科工類優秀國有企業，加速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使我國一舉成為世界六大工業化國家之一。同時，也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企業管理干部隊伍和以王進喜為代表的又紅又專的產業大軍。那個時期，是我國工人階級最輝煌、感到最榮光的時期，也是全國勞動人民心情最舒暢、社會最和諧的時期。“鞍鋼憲法”從誕生到現在雖說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與指導作用，是指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強大思想武器。

　　在分配方面。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經濟實現，也是建立和完善良好的勞動者相互關系的經濟基礎。所以，要培植和發展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必須矯正和完善我們現行的分配關系。在這方面，重點是個人收入的分配。要處理好個人收入分配問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與按勞分配原則。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分配問題，其實質仍然是一個生產問題，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馬克思指出：“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8]993在《資本論》手稿中還對之作了具體說明。他指出：“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這是上述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3]33-34 根據這樣的道理，所以要解決好我們的現行分配問題，首先必須恪守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沒有這一條就不會有按勞分配，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正是按勞分配賴以產生與生存在的唯一基礎與前提。脫離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就不會有任何其他的存在基礎與前提了。

　　堅持按勞分配，對任何人都必須恪守唯一以勞動為尺子來衡量其勞動貢獻，排除一切以任何其他標準和理由來獲取比別人更多收入的可能。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別，只認可他們因個人天賦的不同所帶來的差別;他們家庭富裕程度的差別只認可因其勞動所得與贍養人口的多少而造成的差別，決不允許有因剝削關系的存在而造成的貧富差別，乃至是兩極分化。只有這樣，才能既避免收入分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又可以杜絕兩極分化，最后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培植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堅持和恪守社會主義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原則。

　　如此等等，都需要我們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人的相互關系、分配方式等方面上下功夫、找出路。

　　此外，要培植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們還必須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即對于我們上層建筑中那些已經背棄和偏離了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有關方面與環節作出調整。因為生產關系在龐大的社會結構體系中，它是上層建筑得確立的基礎，但同時它又會受到上層建筑在各方面的反作用。根據恩格斯的意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既可以是“同一方向”的，也可是“反方向的”，此外還可以是“另外方向”的。[9]610 從生產關系矯正、完善與發展的角度看，只有第一種情況是最好、最有利的，其次是第三種情況，最壞、最糟糕的是第二種情況。因而，我們應該在理論、輿論、法制以及具體政策等方面盡最大努力保護好第一種情況，矯正第三種情況，杜絕第二種情況的發生。

　　總之，為培植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質生產力”，我們就必須從我國現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人的相互關系、分配方式等方面以及上層建筑各領域上下功夫、找出路，把我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規定注入當今世界所創造的最新的先進生產力之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正確方向。　　

　　三、簡短的結論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新質生產力”并不僅僅是當下我們所認為的那種基于科技創新、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轉型升級而帶來的新型生產力，而是一種基于這種新型生產力與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的深度融合，共同升華而形成的具有社會主義特殊本質屬性的生產力。所以，今天我們要培植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全方位、全要素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上層建筑方面下足功夫，做好文章，突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那種只是片面強調生產要素優化組合、新技術革命與創新，注重生產力新的物的基質，而忽視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質本身的調整與完善是非常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這種思想認識以及由此而來的政策主張既不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也不符合我國全體勞動者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應該摒棄的。否則，就不會有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參考文獻：

　　[1] 辭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

　　[2]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2000.

　　[8] 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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