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名著《巴黎圣母院》里的男主角——圣母院副主教克羅德.弗羅洛，性情狠毒、心如蛇蝎，然而卻博覽群書、學識淵博。據書中的描述，這位主教大人宣稱：冰埋在地下一千年就變成水晶；鉛是各種金屬的鼻祖，鉛只需經過每期為二百年的四個周期，便相繼從鉛態變為紅砷態，從紅砷態變為錫態，再從錫態變為白銀。看了副主教大人的這套理論，一個理性的現代人一定會啞然失笑，因為依據我們現代的科學知識，這些顯屬胡說八道、無稽之談，但克羅德卻因為此類的“學識”攫得了巴黎圣母院“副主教”這個顯赫的神職。

　　我們為什么要學習，人類為什么要求知？說到底，自然是為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人類的福祉；退一步講，即使你主觀并不以此為目的，只是為了個人的名利，你的“學識”客觀上也必須對社會有一些積極的意義；如果你的“學識”對社會沒有一點點積極作用，卻只能給自己帶來名利，那你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位克羅德主教一樣，是在欺世盜名、欺世盜利。

　　在當今，利用所謂的“學識”欺世盜名或欺世盜利的現象比比皆是，人們早已見怪不怪；其實何止“見怪不怪”，大家簡直認為本該如此、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據說，美國的飲料可口可樂的配方是一個商業機密，雖然大家都知道配制可口可樂的原料是哪幾種，卻不知道其比例構成和制作流程，所以都制不出那種口味?？煽诳蓸返呐浞胶椭谱鞴に嚩疾粡碗s，也許一點就破，但可口可樂公司就是憑借這“一點就破”的配方專利賺得盆滿缽滿。

　　也許你會說，可樂的配方是人家發現的，人家憑什么把它無償奉獻給社會？如果每項發明都要無償地貢獻出來，科學家還有搞科研的動力嗎？沒有“利益的燃料”，“天才之火”還有意義嗎？對于這兩個問題，也許人們會不假思索地給出否定的回答。可是，“名利”真的是科學家、藝術家們獻身科研、投身藝術的主要動機嗎？我看恐怕未必。中國的“詩圣”杜甫一生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作，他的詩記錄了他所處時代的許多大事件，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與呼號，因而被稱為“詩史”。然而，如此一位詩界天才，卻并未因其詩作而獲利分毫，最后竟在落魄飄零中離世。顯然，“獲利”并不是杜甫創作的源動力；如果杜甫真的為個人的功名而寫詩，那他的眼光只會聚焦那些王侯權貴，因而也就看不到民間的疾苦，只能寫一些歌功頌德的無聊文字，他就絕不會成為“詩圣”，他的詩作也不會被稱為“詩史”了。

　　可見，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們從事發明創作未必都是為的個人的功名富貴；因而所謂“發明專利權”之類的制度設計未必就是完全合理的。我當然不是說藝術家、科學家們就應該過窮愁潦倒的生活，我只是認為這些杰出人物的境界和情懷恐怕與那些所謂的“發明專利”之類的制度設計并不相容。推而廣之，一個社會人人都盯著自己眼前的一點私利，那么公共的事業由誰來管？即使有政府去管，然而政府中那些滿腦子升官發財的官僚們真的能管理好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委托的公共事業嗎？和平時期，各種矛盾還未激化且被掩蓋，尚可維持表面的虛假繁榮；一旦這些社會矛盾激化，這些自私的官僚真的具有“扶大廈于將傾”的“格局”？恐怕更容易出現的落局是：食盡鳥投林，落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凈！中國所謂的“王朝周期律”大概也是源自于此吧！

　　也許，在私有制度下，整個社會都在欺世盜名、欺世盜利，只有被魯迅稱為“中國脊梁”的極少數拼命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不在乎名利；只有他們視國仇為己仇，視國家的恥辱為不可忍受的個人的恥辱，只有他們在國破家難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噴灑自己的一腔熱血，從而換得這個國家的新生！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之處，卻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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