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5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相繼來踏上一腳：文革已被徹底否定。其實我覺得官家想多了，即使是左派，今天亦不能不承認文革的失敗。文革本身就是系統失衡之后的無奈之舉。毛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因為那些方法都得通過官僚集團實行。即使是被稱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還是想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最終他發現，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樣不可能，官僚集團不可能真對自身動刀。毛只有尋找另外的力量對付官僚集團。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他最終找到的辦法是甩開官僚集團，直接向民眾發布號召，指揮民眾行動。他不再通過組織系統傳達和貫徹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對民眾直接表達，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毛在發動文革過程中的舉動──接見紅衛兵、寫大字報、支持造反、鼓動串聯、發布“最高指示”等，都是為了實現跨過官僚集團指揮民眾的目的。
這種史無前例的，領袖繞過官僚集團與民眾直接聯手，利用民眾力量改造官僚集團，是毛的一大發明，可惜是失敗的發明。官僚集團由成千上萬有自我意識的活人組成，每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當他們發現頭腦的意志和自身利益沖突時，會不約而同或共謀地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法，利用貫徹執行的權力將頭腦意志扭曲變形，使其議而不決、無法落實、不了了之。這就是所謂的“扛著紅旗反紅旗”。從根本上說，官僚集團是一個實際上進行決策、領導和統治的階級。領袖只要是失去了官僚集團的歡心，則必敗無疑，即使是偉大如毛也不例外。
其實當年毛就預見到他的失敗，他在給江青的信中就預言自己會被打得粉碎。然而，為什么毛不能像某些左派主張的，干脆地把這個國家機器打碎呢？不是毛心軟，念舊，也不是錯信了“永不翻案”。我想毛知道，只要權力源頭保留在專制者手中，對社會的統治便不能離開官僚集團。即使一時摧毀官僚集團，也不得不馬上重建。在那種體制中，無論專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終還是要在不可改變的以少制多劣勢中落入官僚集團的羅網。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歷史根源的。從這個角度看，毛似乎是被懲罰的普羅米修斯，他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是白費力氣。毛不是不知道這個結局，他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過，歷史會倒退，右派會上臺，會把他打得粉碎。后來說“文革要七八年來一次”，這不是自己就承認文革失敗了，否則為什么要再來幾次？無非是經濟程度未足，民眾積習太重，因而缺乏大民主的前提，只能夠把政權交給官僚集團。
毛時代之后，更不可能有文革，官僚體制對領袖的制約比過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領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識形態的神圣；另一方面，在文革吃盡苦頭的官僚集團決心防止再出現類似文革那種“劫難”，形成了一整套以“黨性”、“組織性”、“紀律性”進行審查的機制，保證各級升遷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產生毛那種領袖。所以文革不但是前無古人，而且是后無來者。
我再說直白一點吧，不要再幻想出現毛澤東二世。不要再對某個人或者某些人抱有幻想。向左還是向右，關鍵不是個別領導人的個人意愿，而是看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領袖要受到它的經濟基礎的制約，說白了，就是上層想左轉，但他所依靠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會制約著他不可能超越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底線。
所以，文革確實已被徹底否定，不會再有文革了，那該如何？或許，就只有武革了。想想，這是不是也有點辯證法的味道？
我們常常說，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就是維穩辦。同樣地，而造成從文到武的轉變，不是別人，正是精英集團。現在主流自以為得勢，事實上確實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他們。唯一能將其打倒的力量，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忘乎所以，蠻干胡來，硬走極端；他們將不斷制造對立面。而民眾的憤怒不斷積累。如果是這樣，那么自己打倒自己的日子越是來得快。
他們越是瘋狂，越是容易走向滅亡。
他們一定會走向滅亡。因為中國不比蘇聯，中國人口多，資源少，經濟水平落后。他們這樣搞是行不通的。
左派往往是最好的教員，他們能起到左派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毛在革命勝利之后多次說過，要感謝日本，感謝蔣介石。要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勛章。
今天我們也要感謝任大炮，感謝任背后的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教育了我們。沒有他們，我們還在做著中產的美夢。如果中華民族得以復興，至少有一半的功勞是屬于他們的！
我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我天天跑業務無非是想成為一個資產者，我支持新政——但我絕不抱有幻想。歷史一次次地證明，官僚集團是不會自動放棄權力的。我對群眾也沒有信心。沒錯，右派會自己打倒自己。到時，會由權威主義者收拾局面，沒左派什么事。群眾會吃更大的苦頭，當然，也總歸會看得更清楚。我今天放著錢不賺，來寫這篇沒人看的文章，無非是想立此存照，十年八年后再來看，莫謂予言之不預也。（百韜網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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