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個爭議很多的偉大歷史人物。
就拿“焚書坑儒”這件事來說，爭論了二千多年，有人以此認為秦始皇是個暴君，不尊重讀書人。
也有人認為，秦始皇很冤枉，焚書坑儒被后人誤解，根本談不上暴政，不能讓他再背黑鍋。
那么，歷史上的“焚書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們一起來捋一捋。
1、焚書
根據《史記》記載，“焚書坑儒”，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發生的時間、背景、原因，統統不同。
焚詩書，坑術士，才是正解。
到了漢朝，學者孔安國，把“焚詩書”“坑術士”，兩件不同事情，簡單縮寫為“焚書坑儒”。
老孔在《尚書·序》文中寫道：“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為了防杠精，只能出此下策，引用史料。）
很明顯，老孔曲解了歷史，后面學者以訛傳訛，導致兩個嚴重誤解。
誤解一：焚書目的，是監管輿論。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47歲生日那天，召集70多名博士參加宴會。
在宴會上，博士淳于越對同事周青臣的發言，提出反對意見，建議秦始皇推廣分封制，這樣有利于穩固國家政權。
關于博士淳于越反對郡縣制的發言，秦始皇并沒有當場發飆，而是讓大臣之間再討論討論。
后來李斯建議秦始皇，國家方針政策，允許大臣在朝堂做民主討論，最后由陛下裁決定奪，但絕不能放任讀書人私下妄議中央。
雖然國家實現了統一，但是朝廷頒布政令法規時，民間各流派的讀書人，總是根據自己所學的理論，來議論國家政策。
這些人，在街頭巷尾，唧唧歪歪，通過批評中央政策來吸粉圈人。
他們顯耀自己學問，博取虛名倒是其次，更嚴重的是他們會誤導廣大人民群眾。
李斯提議，朝廷要加強文化輿論監管工作，這樣對朝廷治理會有好處。
焚毀民間收藏的《詩》《書》及諸子百家的書籍著作，這樣就可以有效限制民間辦學，從而加強文化輿論監管，統一全國思想。
焚書命令下達滿三十天后，如果還有人不執行政策，就派他去長城工地上體驗生活。
當然，像醫學、種植、占卜等技術類書籍，不能焚毀，需要保留好。如果民間讀書人，想要學習國家法令政策，可以通過官方渠道報名，向專業官吏學習即可。
秦始皇認為這個建議挺好，于是同意焚毀民間藏書。
誤解二：大量有價值圖書，得到保存。
焚書期間，燒得最多的是地攤文學。
比如醫學、農業、種植、手工業等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技術類書籍，并沒有列入焚燒范圍。
恰恰相反的是，這些技術類書籍，被官方大量刻撰收藏，由專人負責保管。
還有一點，秦始皇下令焚毀的是民間私人收藏的《詩》《書》等書，這些盜版書籍和地攤文學，看上去無公害，實際都夾有大量私貨。
官方出版的《詩》《書》等典籍，不僅沒有焚毀，反而保存很好，并大量刻撰，分類儲藏。
如果秦始皇真的大面積焚書，我們現在就看不到《道德經》《孫子兵法》《黃帝內經》《左傳》《詩經》等先秦典籍了。
我們反而要感謝秦始皇，他乘機整理了這些典籍，使得它有系統的完整地傳承到今天。
所以說，焚書這件事是真的，但并沒有焚燒先秦典籍。
《劍橋中國秦漢史》研究表明：中國秦朝“焚書所引起的實際損失，遠沒有想象的那樣嚴重”，更多的是后來毀于戰亂。
魯迅先生在《華德焚書異同論》文章中寫到：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并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思想的。
綜上述說，焚書并沒有歷史訛傳的那么齷齪，秦始皇只不過采納李斯建議，加強了秦國文化輿論監管工作。
2、坑儒
坑儒，歷史上指秦始皇坑殺儒生，這件事完全是訛傳與污蔑，主要有兩處誤解。
誤解一：坑殺，并不是活埋。
坑殺，并不是活埋，而是殺了之后，直接埋在坑里，不允許家屬把尸體運回去另外下葬。很多人望文生義，把坑殺直接歸納于活埋，這是完全不尊重歷史的事實的。
誤解二：秦始皇坑方術士，并非坑儒。
《史記》中有相關詳細記載，起因同秦始皇追求長壽的需求有關。（為了不讓大家頭疼，我就不引用原文了）。
當年秦始皇，為了實現長壽的目標，在全國招聘了很多方術之士，來咸陽宮內從事藥物研究工作，希望能研制出提高人體免疫力與延長人類壽命的藥物。
如果用現在觀點來解釋，搞點藥物研發，探索生命科學，并不是什么壞事。煉丹技術的研究，對中國古代冶金、化學技術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里需要做個簡單科普：方術，古代指方技和術數，方技側重于研究醫學、藥物、養生、人體等學問；術數，側重于研究天文、地理、陰陽五行等學問。
方術之士，簡稱方士，或方術士。
通俗地講，就是古代的科研工作者。
很多人犯了歷史虛無主義，天真幼稚地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物理、化學、生物學。其實，一直都有，只不過都統稱“方術”。
我們不能因為沒叫“物理、化學、生物”，就否定中國歷史上不存在這幾門學問。
深圳市以前不叫深圳叫東莞，難道你能說深圳這塊地不存在嗎？肯定不能這樣講。
由于方術包羅萬象，研究對象太過寬泛，人才隊伍過于混雜，加上歷史宣傳問題，導致大家對方術印象不好，認為他們都是江湖騙子，其實并不是這樣，很多方士都是高級技術類人才。
秦始皇時期的方士問題，壞就壞在團隊魚目混雜，很多人是過來混飯吃的。可是秦始皇立項之后，投入巨額研發經費，是想要看到研發成果的。
法家的管理思維就是循名責實，要落實崗位責任義務，搞績效考核，誰都不要想混日子。
在科研團隊中，有兩個大忽悠（盧生和侯生）通過三寸不爛之舌，取得秦始皇信任后，成為煉丹項目的實際負責人。
這兩個大忽悠，給秦始皇畫了一個大餅，表示一定能研制出長生不老藥。秦始皇聽后很高興，對此表示深信不疑，并加大科研經費投入，供他們團隊從事藥物研究（煉丹）。
結果，這兩個人是個水貨，牛皮吹得太大，眼看時間節點快到了，完成不了科研任務，擔心領導怪罪下來要吃苦頭，干脆卷走科研經費，私自跑路。
秦始皇聽聞此事后，派人去通緝盧生和侯生，順便派中央巡視組進駐科研中心，審查科研經費使用等問題。
結果，發現科研團隊內部，發生塌方式腐敗，煉丹方士們相互舉報，牽涉了1000多人，最后坑殺了460多人。
面對煉丹團隊的集體腐敗問題，秦始皇還是有區別對待，只是坑殺了問題嚴重的460人，其他認真從事科研工作，但暫時沒有出成績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反而繼續調撥經費，支持科研工作。
所以說坑儒這件事，純粹是瞎掰的。
如果秦始皇真坑儒，在生日宴會上公然潑冷水的淳于越能善終？
事實上，秦始皇很民主，淳于越沒事，過得好好的。
秦國其他儒生，如酈食其、孫叔通、陸賈、張蒼等人，都好端端的。在秦朝，儒生政治地位，雖整體不如法家，但也得到基本尊重。
漢朝學術界，司馬遷、班固、王充等治學嚴謹的學者，都一致認為當年秦始皇是“坑殺方術士”，而并非儒生。
那么，誰把這個問題曲解呢？
同西漢學者劉向有關，我們來看看讓人頭痛耳鳴的史料：
《戰國策序》：“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
劉向是楚元王劉交四世孫，而劉交是漢高祖劉邦同父異母的弟弟。也就是說，劉向并非普通學者，他是具有皇室血脈的學者。
在西漢學術圈，地位挺高，其文章與觀點常被后人引用，完全在情理之中。
換句話說，劉向誤解了秦始皇，后面學者鸚鵡學舌，也認為秦始皇“坑儒”，久而久之，秦始皇就成了“焚書坑儒”的暴君。
綜上所述，“焚書坑儒”就是偽歷史，天下黑秦始皇久矣。
秦始皇歷史形象不是很好，同后來儒家當權也有關系。
為了滿足政治家需要，后面學者搞點秦始皇黑材料，夸大秦始皇的污點也很正常。
不但是秦始皇，包括整個法家學派及代表人物，其歷史名譽都不佳，最少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比如先秦時期的商鞅、韓非子，漢朝的桑弘羊、張湯，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等能臣干才，都被描述成陰狠、刻薄、毒辣的代表。
法家思想被黑成殘暴與專制的工具，對法家依法治國、績效考核等科學管理思想卻視而不見。
原因出在哪里？這和歷史上儒家長期掌控輿論權有關，這是赤裸裸的學術流氓行為。
在中國歷史上，有個很奇葩的現象：
辦大事的，實施大仁政的，為人民群眾長遠利益嘔心瀝血的，往往都被歷史所抹黑。
而辦小事的，實施小仁政的，搞點小恩小惠的，讓人民群眾立馬嘗到甜頭的，總是被歷史所褒獎。
問題出在哪里呢？
這里面，既有普通民眾的短視，也有剝削階級的偏見。
民眾的短視，源于生產力的限制，對認知產生局限性，為了個體的生存，普通民眾更關心自己眼前的近期利益，很難看清長遠的利益。
剝削階級的偏見，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故意歪曲歷史，通過掩蓋歷史真想來蒙蔽廣大民眾，達到階級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目的。
這里面，既得利益集團歪曲歷史，設法固化階層利益，是最主要的驅動因素，也是社會走向內卷、貧富分化、階級對立的重要內因。
社會病了，往往病源都在精英階層，而不是底層民眾。
比如抹黑歷史偉人，這種常見的社會病，其病源都始于精英階層。蘇聯的崩坍，深層次的原因，始于蘇聯精英病了，進而全盤否定斯大林所致。
秦始皇是華夏民族的偉人，對華夏文明繁衍與傳承，做出了巨大歷史貢獻。
這口歷史黑鍋，早就該把它砸個稀巴爛，讓華夏子孫后代，看到一個更偉岸的秦始皇。
最后，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詩，來結束這篇文章：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