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區別，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這是建國前，黨內的一個共識。毛澤東在1939年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全面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形態是以國營經濟為領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社會政治形態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

　　到了建國初，在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如何發展新民主主義，高層中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公子劉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

　　“毛、劉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毛、劉二人在對中國國情的基本判斷上就開始有了根本分歧。劉少奇認為，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是我們政治上的主要敵人，經濟建設是全社會的中心任務，應通過不斷發展生產力來創造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這個叫做‘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是相當長的。而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是主要敵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中心任務是階級斗爭，通過不斷改變所有制關系就能發展生產力，從而實現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隱或顯地貫穿于此后的各個時期。”（見該書124頁）“實踐結果證明：毛澤東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導致一個嚴重后果是，毛澤東思想發生了斷裂。……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義思想的結晶，卻被他自己拋棄了。作為真理，要恢復毛澤東思想本來面貌，就是恢復新民主主義的固有地位，肯定劉少奇的理論和實踐”。（見該書122頁）

　　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革命勝利以后，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關于在城市斗爭中依靠誰的問題，毛尖銳地批評說：“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毛說：“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

　　與之相反，1949年中共中央遷到北平不久，劉少奇在天津，宣布要放手發展私人資本主義，鼓勵資本家大膽地剝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他提出“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青年時代”，“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

　　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圍繞山西省委在晉東南老區試辦十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領導層展開了一場爭論。山西省委提出，“對于私有制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劉先是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批評山西省委的辦法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接著，在華北局更嚴厲、更系統地批評山西省委，說“將來實行社會主義，不是先從農村，而是先從城市，即先工業國有化，然后才是農業集體化。”“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可輕易地動搖、削弱和否定農民的個體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個農業合作社豐產增收、吸引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鮮活實事，上報華北局、中央，劉在報告上批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們把新中國的富強寄托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上。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稅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張，實際上是通過稅收，促進資本主義發展。

　　這場爭論開始毛不知道。毛發現后，把劉、薄一波、劉瀾濤找去，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針對劉“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論調，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階段，則中國的合作化，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劉為了貫徹自己的綱領，竟發展到一些中央會議的決議，不經毛的審閱，就以黨的名義下發。毛兩次書面批評，指出：“這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

　　由于當時劉、薄一波受到了毛的嚴厲批評，高崗就認為毛要倒劉，也覺得到還權于軍隊功臣的時候了，私下找了彭德懷、朱德、林彪等商量，要重分權力，拉陳云、鄧等，結果鄧向毛告了狀，逼毛表態。高崗是堅定的走集體化的道路，毛開始是支持高崗的，反對薄一波、劉的路線的。高崗真正的錯誤是違反了組織原則，是宗派主義的錯誤，同時有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但是出發點不是篡奪毛的權，是奪劉、周的權。毛權衡輕重，支持了以劉為首的文官集團，他發意見說有一個公開的司令部是毛，有一個地下搞陰風的司令部，搞地下水的人指高崗，批評他。

　　當事人回憶：“高崗的事情暴露出來，給我的震驚是非常大的。第一個震驚是我沒有想到黨內高層斗爭會是會是那樣一種方式，那樣一種驚心動魄。那些平時很受尊敬的領導，相互斗爭起來是不得了啊。我親眼見到劉少奇和高崗相互斗罵，王光美哭起來了。”（《戚回憶錄》）借毛外出之機，劉抓住高的宗派活動不放，高崗一氣之下自殺了。最后，劉給高崗定一個高饒反黨集團案。真實的情況，高崗不是反黨，更沒有反毛。后來毛在文化革命中說，高崗如果當時不自殺，現在就可以使用了。

　　劉堅持他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一綱領性的提法。一九五一年三月，劉在講話中，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終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后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從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壞私有制的思想是貫穿于他這一時期的文章、報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現在我們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

　　通過批判劉的思想，制訂了黨的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尖銳地提出：“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運動開始，毛澤東大大加快了轉向社會主義的步伐。

　　我們今天固然可以輕率地批判毛的武斷，但對他加快轉向社會主義的原因不能不有所了解。當初毛澤東為什么要在幾年內轉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不是搞早了？這實際上也是不斷革命。這個問題不解決，批判劉少奇就沒有根據。新民主主義，看上去很美，但是，只能實行農、輕、重。這樣做，再過一百年，理論上也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似乎只是一個速度問題，但正如托所說，速度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工業發展不起來，就無法向農民提供工業品，農民就會傾向于向外國提供。沒有重工業，新生的共和國根本無法站得起來。更不可能有原子彈。國家尚且不能免于核彈的威脅，還談什么經濟建設？所以，開始時說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到頭來還是不斷革命論。看看蘇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然，到了現在，搞新民主主義是可以的。但不能夠這個提法，這樣提的話人心都散了。

　　對中國來說，仍同20世紀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樣，獨立自主的民族資本主義在今天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包括前蘇聯、新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工業化道路的選擇上是很艱難的，這是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完全不能比的。怎么艱難呢？在初始工業化階段必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優先發展重工業這部分的啟動資金，我們稱之為原始積累的這些資金，從哪里來？主要的不能靠工業本身來解決。當然輕工業的積累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解決主要的部分。即使快速發展的機會仍然敞開著，即使市場是和往常一樣有很大的吸收力，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它輸出的產品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對于一個只有數百萬勞動力的小國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擁有幾千萬甚至上億勞動力的大國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卻是不可行的。中國復制“四小龍”這樣的小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而且也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去對外掠奪。只有一種辦法就是要從第一產業，從農村經濟、從農業生產取得一部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資金積累。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農民為主體的大國，無糧國家是不穩定的，農民不穩定就會起來造反，政權就會不穩定，所以要發展農民經濟、改善農民的生活、發展農業。這就是毛面臨的一個兩難的課題。

　　毛的辦法是“揚長避短”，新中國在資源稟賦上的特點，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資本極度短缺、勞動力資源極度豐富，土地資源則是既定的。通過發揮勞動力資源的優勢，設法快速積累資本，從而尋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資源。由于資本短缺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勞動條件，以吸納勞動力就業，因此就必須在資本主導力量之外，去尋找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整合因素，顯示社會中間實際上也只有唯一的選擇：政治權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一個辯證的思維邏輯，他試圖把從形式邏輯來看是矛盾的東西，通過辯證邏輯、辯證思維統一起來。他講道，你要想多搞一點重工業嗎？那你就要優先發展輕工業，要優先發展農業，要多往這里投一些資，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資的目的還是為了從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積累，同時保持社會的穩定。他就是這樣把一個矛盾的東西試圖通過這樣一個理論統一起來。

　　從土改結束開始，中國農村就在黨的組織和領導之下，逐步形成強大的基層政權，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上――生產隊、大隊和公社三級基層政權，具有的強大動員和組織能力，覆蓋全中國的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所具有的動員能力遠遠高于資本所能達到的限度，動員能力一度顯示出超越了勞動力的存量的趨勢，從1958年秋天開始，毛針對這個過剩的動員能力的濫用現象，系統地進行糾偏。在資本和政權兩種可選的整合因素中間，能夠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是政權而不是資本，這是毫無疑問的。

　　實際上，從五十年代引發了激烈黨內爭論的社會組織改造，即農業的改組（合作化）和經濟所有權的重組（公私合營），到1958年發動“大躍進”，都是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這一目標。1957年10月毛參加莫斯科會議后，從國際形勢中感受到巨大的國際政治壓力，使毛認為有必要加速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毛澤東急切地想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將一個極其落后、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的前現代中國在15年內不僅完成工業化，而且“超英趕美”躋身于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工業強國之列。所謂“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正是反映了這種急切意識。

　　毛時代的一個重大特點是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這一個方面是由于人地關系緊張、資本不足，所以個人奮斗的成功空間很小，社會上多數人轉而尋求一種集體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說到底就是個人努力無效的情況下，集體利益的成長和長遠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如果僅僅局限于資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強化農村基層政權，中國的豐富勞動力就肯定無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像陳永貴說的那樣“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寨大隊的社員就無法肯定今天的“無報酬勞動”是否在未來可以取得適當的報酬，又或者陳永貴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歸自己搞“經營者持大股”，顯然“大干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時代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著眼于充分利用豐富勞動力的，一是強化基層三級政權以增加組織動員能力，二是要在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之間通過取消精英們的剩余索取權以給勞動者適當的保障。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看來只有陳永貴那樣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夠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中國的精英們好像永遠不明白，所以毛特別愿意提拔陳永貴當副總理。

　　1965年毛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今天看來，毛或者過于急切，具體政策也有失當之處，但他對事物的預見超過當時的大部分人。分田到戶了，農業機械化不搞了，牛沒有了，要靠人力拉犁了，還有其它種種事情，農民覺得怎么生產倒退到原始社會里去了。農村教育、醫療、農技推廣等行業全面退化，只有官僚組織全面進化了，以前才幾個干部，現在則七站八所。農民得到了一小塊地卻要負起如此沉重的負擔，那和地主租土地給農民收取租稅沒有什么兩樣。實際上，包產到戶的問題不在于使農民變成了小農，而是使農民變成了農奴。結果農村就會出現“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現象，城里生產的工業品則大量積壓。然后精英就說國企效益不好，賣的賣了，分的分了。建立社會基本保障，如果沒有了集體經濟這個前提，只不過是流于空談。

　　回顧這段沉重的歷史，我感覺到我們確實不能再走舊路，也不能再走歪路。中國走得通的未來道路，既不是市場資本主義、偽自由主義、民粹主義或美式民主主義，但也不是圣化的列斯毛式共產主義，也不是陳舊過時的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通向民族復興、社會和諧未來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重建一種世俗化的新形態的社會主義：公民在法律框架下享有個人自由的憲政民主政治體制，社會計劃與競爭性自由市場相結合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公共資源的社會公有和共享，社會產品對于全體社會成員的的公正分配，有長程科學計劃指導下的國民經濟生產和消費，對社會公民生老病死的全員安全保障。這正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立黨的本初宗旨；也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或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權主義（憲政民主）、民生主義（新式社會主義）的真諦所在。如果說建國之后嚴酷的國內國際環境令到我們不得不“彎道超車”，那么現在我們確實已經回到了新型社會主義的正確的軌道上來了。

　　（百韜網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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