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個小姑娘”、“她一個女生”、“和人家一個女孩子較真有意思嗎”，這類的說法，在網絡上經常可見，有些人很善于使用，并沾沾自喜，因為說了這些話之后，自己的責任往往就會減輕，原本該處理的也就不處理了，從重處理的要變得從輕。這在基層實踐中是一個常見現象。
但這是“暗暗標記了價格”的，我們為什么說“不要和三歲孩子計較”，因為三歲孩子是沒有民事責任能力的，一個大人和三歲孩子計較，贏了你也不光彩啊，還顯得自己無能。所以“三歲孩子”可以被免除很多責任和義務（還會獲得一些個人特權），但與此同時，他也不會被賦予超過“三歲孩子”的期望，他的社會權利也是被限制在“三歲孩子”這個程度上的。
如果這種事多了，一遍又一遍地沖擊社會心理，那社會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年輕女性是“限制行為能力”的，所以犯錯可以輕輕放下。犯了錯之后“人家女孩子都哭了”是會得到同情的，犯了錯之后“人家小伙子都哭了”則是會得到嘲笑和蔑視的。
一旦形成這種刻板印象，那么就會得到一個結論：女性不能被賦予重要工作。因為她們搞壞了是有理由的，我還沒辦法。不光男性領導和老板會這樣想，女性領導和老板也會這樣想。畢竟人家女老板開公司不是為了搞姐妹聯歡的，人家是為了掙錢的。你都是“限制行為能力”了，我怎么敢把重要工作、重要崗位交給你呢？不重要的崗位也不行啊。
那么這個過程中，誰得到收益了呢？只有最開始那些打拳的，她們依仗現有的社會契約和共識，搶先把這塊“共有就是誰搶到算誰的”無主土地據為己有，獲得了“豁免”甚至額外的利益，然后把被糟蹋過的殘缺社會共識丟給剩余的全體女性，讓群體為自己買單。
有的人腦子不靈活，覺得“激進派”打拳，我們女性都跟著也沾光啊！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有這種可能，因為那時候社會共識還比較厚，先打拳的，先出拳的，都會收割到額外的收益。但這并不是在做大蛋糕，甚至都不僅僅是在男性手里搶蛋糕，更是在女性群體里搶蛋糕，先搶到的，舉著一大塊蛋糕：“姐妹們你們看，打拳真的有用！”，然后就可以在眾星捧月中成為女權KOL，享受教眾們的供奉了。或者是一錘子買賣，收割完成之后走人。
底下一群韭菜激動萬分：我覺醒啦！姐姐好颯！
歸根到底，當下社會的性別現狀是由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上層建筑因素可以影響其上下波動），因此女拳的所謂口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但又要向信徒們展示“神跡”，讓自己上位為眾多教主之一，就必須要不斷操縱輿論和情緒，抓住一切性別有關的敏感點去搞撕裂，做出“我打拳，你們受益”的寅吃卯糧行為。
這也是為什么過去七十年是中國女性權利提升最快的時期，但女拳對阿共則普遍帶有敵意的原因。阿共做的一直是“釜底抽薪”的工作，通過提升生產力水平（也會小步跟著調整上層建筑去適應）去改善全體公民的生活——女性作為一部分也自然受益，并在這個過程中也獲得了社會性別結構上的優化紅利。但這些女拳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為這些人本質上就是極端利己主義者，而女權口號實際上是宏大敘事，要靠個體犧牲去推動的。這是極端利己主義者本身就反對的事情，所以永遠也只是用來招攬教眾的口號而已。
所以，最現實的，還是在“女權”旗號下瓜分過去七十年里阿共留下的豐厚“公有資源”，誰先搶到是誰的，我先打拳我能豁免能拿到利益，后來的倒霉蛋那就沒辦法了，你們去分剩下的那點越來越少的蛋糕吧。
川大的碩士張同學“哭了一下午”，換來了地鐵大叔及家屬的心軟：“她是大學生，我們是農民工，她的文化水平比我們高，犯了錯我們應該給她一次機會。她（考上大學）不容易，希望學校不要開除她。”
如果是個小伙子，他哭一下午，能獲得相同的待遇嗎？恐怕不能。
而這種差異，正是過去七十年里積累下的社會共識——在現有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性別現狀前提下，通過上層建筑層面的“社會文化”人為給女性一定的寬容優待，但如果少數人發現了這塊“無主之地”的奧秘，決心要搞“私有化變現”去過度利用的話，那么共識早晚有一天是會被消耗殆盡的。屆時男性當然也會吃虧，提升個人成本，但畢竟男性原本就強勢一些，如果共識耗盡大家回歸叢林，更大的吃虧是剩余的女性。
這在某種程度上，恰是真正的“雌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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