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女工在韓國工人階級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度主導著韓國的勞工運動。

　　1987年男性工人（特別是重工業工人）在罷工浪潮中掌握運動的主導權后，女工卻逐漸被邊緣化。這不僅體現在現實的勞工運動方面，有關婦女勞工斗爭的學術話語也在淡化和貶低女工的貢獻。

　　本書重點關注殖民和后殖民時期韓國歷史的某些關鍵時刻，包括20世紀30年代早期平壤的膠鞋工人總罷工、20世紀50年代早期韓國紡織工人的斗爭、1970年代工廠女工領導的民主工會運動，以及近幾十年來女工反對新自由主義重組工廠的激進主義，在這些運動中，婦女是如何吸引社會關注的，如今又為何被社會遺忘。

　　通過女工斗爭的視角重述歷史，幫助廣大讀者了解性別、階級和民族主義政治的變化如何塑造了我們今天所知的韓國社會，并理解為什么傾聽女工的聲音是至關重要的。

　　本文節選自Hwasook Nam（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和杰克遜國際研究學院的名譽教授，關注現代韓國的勞動、性別和思想史）的Women in the Sky: Gender and Labo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翻譯＆校對：新晴、索修里斯特

　　1931年5月30日，朝鮮一家全國性的主流報紙發布了一則報道：“一名‘天空中的女人’突然出現”。次日，該報紙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主人公的黑白照片，一名女性橡膠工人蹲坐在平壤歷史悠久的乙密臺屋頂上。

　　低分辨率的報紙照片使人很難看清這個女人的面貌，她蹲在屋頂邊緣，但雙手交叉的樣子顯示出堅定的決心（見下圖）。傳統發型和普通工人階級的韓式服裝（白色上衣和深色/黑色裙子），使她與照片底部的兩名男子形成鮮明對比。其中一名男子站在左下角，面向屋頂，戴著一頂淺色的圓邊軟呢帽，這是當時受人尊敬的資產階級公民的標志。站在他旁邊的另一個人則戴著一頂深色軍帽，正看著相反的方向，似乎是在看圍觀群眾。他或許就是被派往現場的四十名警察和消防員中的一員。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并置，似乎捕捉到了平壤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的歷史性交鋒，身處朝鮮現代化進程中的日本警察和其他殖民當局也密切關注著這一事件。

　　這張標志性照片下的新聞報道，高度稱贊了這位工人階級女性的演說技巧。報道描述了面對聚集在下面的七十多位平壤市民的她，如何激昂地譴責工廠管理層的虐待行為，并講述工廠生活的悲慘狀況。《東亞日報》記者詳細敘述了她是如何闡明她和她的工友們不能接受管理層宣布削減工廠（平壤橡膠廠）工資的原因，她說這將導致全市整個行業的災難性減薪，并危及“兩千多名橡膠工人的生命”。她的“令人難忘的大演講”(ilchang y?ns?l)是如此感人，以至于一位在場的新教教會長者林先生聽到她的演講后，也淚流滿面。平壤的知識分子驚嘆于這位工人階級婦女在為罷工工人辯護時的“口才”（talby?n），并強調她的演講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一位知識分子稱贊她的演講具有高度的階級意識，一位詩人寫了一篇感情充沛的作品，贊美她是一位勇敢和意志堅強的“女斗士”。這就是“天空中的女人”姜秋容（Kang Churyong）的最初亮相。

　　這張照片展現出一名聰明而自信的工廠女工形象，她居高臨下地發表了雄辯而有力的演講，這與當時和現在韓國社會中無助、被動、受害的工廠女工的傳統形象相矛盾，因此令人倍感震撼。工廠女工可能會尖叫和哭泣，也可能只是默默承受。有時候，習慣性的說法是，這些所謂溫順的工人可能會被顛覆勢力慫恿，她們的天真和無知被利用以使她們采取激進行動。在20世紀，韓國社會已經習慣了這種對工廠婦女的看法，盡管事實上，不管有沒有工會支持，女工們一次又一次地表現出高度戰斗性，反對壓制性的勞動控制制度。偶爾也會有一些女工的聲音，如橡膠工人姜秋容（Kang Churyong），突破媒體的掩飾而傳到公眾耳中，使得一些有識之士感到驚訝和困惑。但總的來說，這種令人不安的時刻不會持續多久。

　　盡管在歷史記錄中存在著大量(雖然是零散的)清晰而激進的女性罷工的證據，但大多數韓國人想到工廠女工（通常被稱為y?gong）時，腦海中浮現的形象與姜秋容所代表的有機女性知識分子形象完全不同。到了20世紀70年代，在國家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政策下，工廠女工的數量顯著增加，這時候的女工形象實際上已經惡化了，一個貶義詞kongsuni[普通女性名字 (Kongdori) 和工廠 (Kong Jang) 的組合]（我在第五章討論這個詞）成為對工廠女工的普遍稱呼。過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變革進一步貶低了婦女工作和女工的價值（第六章中分析了這一發展）。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女工積極參加了民主勞工運動和反獨裁民主運動，但還是發生了這種情況。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主流社會否定工廠女工作為受人尊敬的國家成員的價值，否認她們對經濟發展和民主抵抗的成功作出的重要貢獻，與韓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性質有關。近幾十年來，從好的方面看，女工們自己也越來越多地通過口述歷史證詞表達她們對主流敘事的失望。在韓國勞工史的研究中，突出婦女在勞工運動中的成就的“修正主義”作品也在慢慢出現。姜秋容乙密臺靜坐的記憶直到最近才被喚醒，如今在韓國的大眾報道中，她作為一名女權主義階級戰士重新出現。

　　本書旨在理解二十世紀朝鮮/韓國女性產業工人在現代化進程和勞工運動發展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與她們在傳統社會和歷史敘事中作為關鍵角色的持續隱形之間巨大而持久的差距。檔案材料匱乏本身并不能解釋強加給她們的不可見性。誠然，女工很少有機會把她們的言論記錄下來，但檔案中存在大量她們行動的記錄，盡管這些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媒體或警察的視角記錄下來的。無論如何，女工通過行動發聲，在罷工訴求和當代媒體支離破碎的話語中留下了思想的痕跡。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解讀她們的行動是如何嵌入特定地點和時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中的，也可以看到她們的行動如何反過來推進了民主變革。如果我們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就能更清楚地、以一種更具歷史意義的方式聽到她們的聲音。本書重點關注殖民和后殖民時期韓國歷史的某些關鍵時刻，工廠婦女是如何吸引社會關注的，并試圖解釋導致社會遺忘她們故事的條件。

　　我之所以有興趣探討工廠女工社會觀念的轉變，以及她們中間出現的新意識形式，是因為我對韓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頑固的社會保守主義的關注。在當今韓國超現代和國際化的生活方式之下，盡管在整個20世紀充滿活力的激進政治和社會運動中表現出強烈的進步沖動，但韓國仍然是一個擁有強烈階級和性別意識的社會。

　　不幸的是，20世紀韓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階級和性別意識的演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正如書中不同地方的討論所表明的那樣，在前現代時期，植根于千年世襲奴隸制和父權制的等級社會體系被認為是一種自然秩序。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非農業體力勞動帶有奴隸勞動的意味，被視為底層階級的標志而受到鄙視。此外，男尊女卑是社會組織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在20世紀之交，帝國主義爭霸的時代給朝鮮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迫使朝鮮精英階層接受工人階級，甚至是女性，作為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舊的思維習慣仍然存在，但新時代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使底層人民和婦女渴望社會承認他們的尊嚴和平等的社會成員身份。朝鮮/韓國現代化和國家建設的過程并非是線性和明確的。20世紀上半葉，數十年的殖民統治和激烈的反殖民抵抗使階級和性別政治復雜化。1945年，日本帝國的崩潰以及在美國霸權和冷戰背景下韓國建國的后殖民條件，又為圍繞階級和性別關系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談判增添了更多的變動。在這樣意識形態和政治前景動蕩多變的環境中，如何界定勞動者和婦女在社會和經濟中的地位，在整個世紀都是一個棘手和沉重的問題。

　　本書對女性產業勞工的關注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因為工廠女工作為底層女性和體力勞動者，與家政服務、性工作者一樣，在歷史上一直處于韓國社會的最底層，受到階級和性別的雙重歧視。立足女工視角和她們的斗爭來思考20世紀韓國建國歷史中不斷演變的階級和性別動態，對理解這段歷史大有幫助。我對女工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上世紀80年代末，作為一名女權主義研究人員和前學生活動家，我遭遇了民主運動中一種即將成為主流的敘述。當時，一種深刻的不公平感震撼了我。女工們為民主勞工運動英勇戰斗、貢獻良多，但在這套論述中女工卻居于次要位置。在1987年“六月斗爭”（June Struggle）和隨后的“偉大的工人斗爭”（Great Workers’ Struggle）之后，韓國人開始摧毀軍事獨裁統治，重新獲得基本的勞工權利：組織工會的權利，集體談判的權利，以及進行集體行動的權利。通過1987年7月至9月的工人大斗爭，男性工人，特別是重工業工人，終于在大規模的罷工浪潮中站了起來。他們掌握了勞工運動的主導權，結束了男性工人長期的沉寂。當他們慶祝重新獲得權力的工會運動時，活動家和進步的學術界都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了之前女性主導的勞工斗爭。他們沒有像許多參與斗爭的女工所期望的那樣，承認并解決車間和勞工運動中猖獗的性別不平等問題，而是批評并貶低了婦女的貢獻。然而，正是由婦女主導的勞工運動為“偉大的工人斗爭”提供了前提條件。批評者無視早期專制統治下女性主導行業中女工的斗爭條件，毫不留情地強調1970年代女性領導的民主勞工運動的局限性。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女工們以經濟斗爭為導向而忽略了政治斗爭，并且缺乏有效對抗警察和公司暴力的力量。因此，女工的犧牲和成就往往被歸入“真正的”、由男性領導的勞工運動的史前史。

　　由于我無法找到一種語言或一個參考框架來有效地反駁這種對韓國勞工史的不公正描述，我決定開始進行韓國勞工史的研究，而不再把研究重點放在我碩士時期關注的殖民時期韓國婦女運動上。我想了解韓國社會運動中的性別關系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的。我很幸運地在釜山的一個造船廠發現了一個鮮為人知但內容豐富的工會檔案，并據此寫了一本關于造船工會工人的書，書名為《造船，建設國家：樸正熙時期的韓國民主工會主義》。這些男性工人的故事讓我意識到，把工人的故事放在現代化的更大歷史背景中是多么重要，在這個背景下，勞動力、資本、國家和社會以復雜而動態的方式糾纏在一起。我還認識到，把勞工納入韓國的經濟建國史中，才能更好地講述這段歷史。在那本關于男性造船工人的書中，性別成為理解經濟發展和勞工抵抗的關鍵分析范疇。我發現，由發展型獨裁政權培育的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勞工關系，允許男性工人圍繞他們養家糊口的角色來構建他們的主體性和公民身份。這一角色培養了他們作為公民被認可的男子自豪感。對失去這種地位的恐懼，以及對獲得這種地位的渴望，常常促使男性造船工人進行堅決的斗爭。

　　基于那項研究中的一些見解，在這本書中，我專注于女工的勞工運動，并且歷史跨度更長，包括殖民時期(1910-1945)和后殖民時期。我嘗試理解，為什么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女工們就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和頑強的斗爭，但在引起社會廣泛和持久的共鳴方面表現不佳。我嘗試思考，為什么女性一直被排擠到有組織勞工運動的邊緣，為什么即使是在其他方面較為進步的韓國活動家和學術報道中，關于女工運動的記憶總體上也被淡化或抹殺了。我探討了在后殖民時期早期，國家、企業和男性工人構建新韓國勞資關系體系的具體方式是如何產生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的，在這種條件下，有關女工的某些性別敘事及其斗爭牢固地植根于社會。我還將追問，當女工的斗爭經常被低估和遺忘時，她們努力去建設理想的現代社會和民族國家又意味著什么。

　　我相信，在跟隨女工腳步的這段旅程中，我們會贊賞她們塑造的崇高夢想，也將見證那些似乎指向更民主結果的時刻。我們會了解到女工是如何發揮她們的能力和主體性的，她們經常突破既定性別規范的界限，并像姜秋容那樣震動社會。如果不同類型的性別和階級關系在20世紀的韓國得以實現和盛行，那么我們就可以問，今天韓國民主和韓國現代性的本質及內容是什么。如果女工的斗爭為爭取更美好社會的持續斗爭增加了動力，如果她們的犧牲——盡管沒有被紀念——加強了韓國社會民主化的暗流，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那些否定她們貢獻及歷史意義的歷史寫作呢？我們目睹了社會對工廠女工和工人階級婦女持續存在的偏見，同時我們發現，盡管不是在主流媒體上，女工中出現了一股強烈的勞工女權主義潮流，這些情況又告訴了我們關于韓國社會的什么呢？

　　自從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研究這個領域以來，關于韓國勞工史的文獻有了很大的發展。在這本書中，我并不打算對韓國勞工運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婦女在其中的參與情況進行全面公正的評價。然而，我的確試圖指出相關的文獻，并建議讀者進一步閱讀，同時避免涉及歷史問題，除非它們與我講述的故事直接相關。另外，有許多用韓語寫就的研究，特別是關于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史，以及個人行動者和組織的研究，然而這些成果在韓國的專家圈子之外并不廣為人知，所以我也試圖讓讀者了解這些文獻。不過，為了讓廣大讀者能夠順利地閱讀故事，而不是被學術文獻拒之門外，我把對故事主線不重要的細節放到了尾注中。對特定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那里找到更多的討論和具體參考資料。

　　本書重點關注了女工斗爭歷史上的幾個關鍵時刻，并通過一些比大多數人留下更多歷史痕跡及文獻資料的女工來探討這一內容。在殖民時期，我關注20世紀30年代初北方平壤的橡膠工業（第1、2、3章）。在那里，像姜秋容這樣的工人生產被稱為Komusin的橡膠鞋。對于后殖民時期的韓國歷史，我把目光轉向南方，涉及1950年代早期韓國第二大城市、戰時首都釜山的紡織業罷工（第4章），然后探討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在首爾和周邊地區蓬勃發展的由女性領導的民主工會運動 (第5章)。在最后一章（第6章）中，鞋業工人再次成為主角，講述了為耐克和銳步等全球知名企業生產運動鞋的釜山鞋業工人的命運。

　　除了這些女工之外，最后一章中還介紹了女焊工金真淑（Kim Chinsuk）這一關鍵人物，我在韓國造船工程公司（KSEC，現在的韓進重工）研究造船工人時第一次遇到她。金真淑是1980年代造船廠工人爭取工會民主化斗爭的關鍵領導人。到1990年代，韓進重工工會成為該國最強大和最激進的工會之一，而金真淑是該工會斗爭的核心。我在200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介紹了她在1986年被韓進公司解雇后繼續代表韓進工人開展活動的情況。我著重指出，隨著她投身于臨時工（其中大多數是女性）的事業，她所關心的問題也在擴大。2011年，金真淑在釜山一家造船廠的起重機上進行了長達309天的高空靜坐，震驚了整個社會。這一壯舉轟動了全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共鳴。

　　看到金真淑從1月初到11月一直在距離地面35米的起重機上，我就想到80年代在首爾大學學習殖民史時注意到的姜秋容，她在屋頂上的形象至今讓我記憶尤深。金真淑重新點燃了我對姜秋容的興趣，我開始調查現有的檔案資料，尋找她的歷史痕跡。金真淑與姜秋容有許多共同的品質，從高超的演說技巧和口才，到創造性地戰術部署，再到愿意為工人同伴犧牲自己。與姜秋容一樣，金真淑的行動和演講讓觀察家們感到困惑，因為她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受人尊敬的、有魅力的領導人，也是一位罕見的女性金屬工人，她向社會展示了一個與傳統女工截然相反的形象。作為當代“天空中的女人”，她在起重機頂的靜坐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激發了我和其他熟悉殖民勞工運動歷史的觀察者對多年前姜秋容乙密臺屋頂靜坐的濃厚興趣。因此，正如本書最后一章中所述，在經歷了長期的遺忘之后，今天的韓國社會開始出現了對姜秋容的新的記憶和贊賞。

　　然而，姜秋容最近獲得的知名度是由與20世紀30年代不同的政治利益和訴求所決定的。2018年8月15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光復節紀念儀式上的演講中提到了姜秋容的名字，這讓包括我在內的勞工歷史學者都感到驚訝。在這篇文章中，他特別強調了女性獨立斗士以及國家發現和紀念她們的責任。文在寅在這篇充滿激情的民族主義呼吁中，通過積極紀念被遺忘的活動家來“完成解放”，他把姜秋容描繪成站在乙密臺屋頂上為“婦女解放和工人解放”事業吶喊的民族主義戰士。在審視由金真淑的起重機靜坐所開啟的記憶建構路徑時，本書以思考記憶和歷史寫作的政治性結束。

　　現在讓我們簡單看看書中所探討的一些更廣泛的主題和問題。第一章介紹了姜秋容和平壤橡膠廠罷工，她是這次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并將平壤的橡膠工業及其工人置于殖民工業化和殖民勞工運動的大背景中。本書還介紹了平壤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輪廓，以及罷工的焦點，即女工的適當工資水平問題是如何與平壤民族主義精英中出現的分裂交織在一起的。第二章探討了姜秋容與該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當時共產主義運動正集中資源幫助產業工人組成革命工會。婦女運動活動家趙英玉（Cho Y?ngok）充當了姜秋容與共產主義組織者之間的紐帶。這一章探討了當代婦女運動如何將自己定位于女性產業工人和勞工問題，并考察了新一代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的崛起，如趙英玉等參與地下活動，組織橡膠和紡織廠女工。女性工人斗爭的高漲不僅引起了共產主義活動家的強烈興趣，也引起了激進作家的強烈興趣，他們開始在文學作品中塑造女工活動家角色。這些故事尤其描繪了橡膠工人，本章就以對其中一些作品的討論結束。第三章回顧了民族主義新聞媒體談論女工的方式。這些證據暗示了社會對女工看法的改變，也凸顯了一些在女工中出現的新意識和主體性。然后，本章調查了平壤橡膠廠罷工的后果，特別是建立一個工人所有的工廠的迷人實驗。最后討論了姜秋容是如何被銘記的問題。

　　從第四章開始，本書進入了后殖民時期與韓國歷史。在殖民統治的最后十年里，隨著日本帝國迅速將殖民地朝鮮變成了其戰爭的軍事供應基地，經濟和社會隨之發生徹底的轉變，勞工活動變得幾乎不可能。這一時期形成的現代化和抵抗經驗，包括社會運動經驗，繼續對后殖民時期的國家建設產生著重要影響。殖民政府在戰時推行的為民族/帝國而進行勞資合作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是由某些民族主義運動力量提出的，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解放后幾十年韓國工人自己的期望和反共勞工運動的方向。第四章以1951年至1952年釜山發生的“朝鮮（Chos?n）紡織”（朝紡，Chobang）沖突為中心，考察了動蕩的20世紀50年代。朝紡沖突為1953年國會通過的一套相對進步的勞動法創造了動力。與1930年代初的平壤橡膠廠罷工一樣，女工在紡織糾紛中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們的作用在50年代的韓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認可和尊重——這與隨后幾十年的情況不同。然而，朝紡勞資糾紛的過程和效果與殖民時期的橡膠廠罷工也有很大不同。后殖民時期的國家建設催生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勞動-資本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由男性控制的勞工組織試圖鞏固男性工人的權利和利益，這一過程是以犧牲女性工人為代價發展起來的。

　　第五章研究了韓國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發展。本章著重于20世紀50和60年代鞏固起來的勞資關系系統（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的影響，特別是60年代開始的勞工運動中男性養家糊口模式和家庭生活工資話語的制度化，使女工的地位持續受到忽視。然后，本章探討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工廠女工如何建立她們的基層組織力量，并就她們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歧視發展出批判意識和實踐。這里的背景是首爾和京畿道周圍的出口工業，包括紡織品、假發和電子工廠，盡管我們偶爾也會提及全羅南道的光州。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就像殖民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一樣，認識到女工的革命潛力。另一代學生變成了勞工組織者，形成了所謂的工人-學生聯盟的緊張關系，并使圍繞20世紀70年代勞工運動的政治記憶進一步復雜化。

　　最后一章，即第6章，進入1987年后，韓國開啟民主化和新自由主義轉型的后發展時期，本章思考了造成女工隱沒于大眾視野的條件，以及在當前有組織勞工運動和更大社會中，為何她們的貢獻被低估。本章以20世紀90年代釜山女鞋業工人對資本外流的抵抗為背景，分析了1987年工人大斗爭前后工會運動中性別政治的變化。在21世紀動蕩的新自由主義環境中，女焊工金真淑的案例使性別問題并未解決的本質赤裸裸地顯露出來。在此期間，工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大規模罷工浪潮中取得的進步受到了新的管理戰略的嚴重侵蝕，這些戰略旨在削弱工會的力量，以削減成本并重新獲得對車間的控制。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勞動力的非正規化進程加速了，并波及到有工會組織的大公司、重工業的男性正規化工人，造成了激烈而持久的勞資糾紛。同時，對勞工斗爭的冷漠在社會上變得普遍，因為許多韓國人已經失去了將產業工人視為國家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的興趣。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使女工不成比例地淪為臨時工和不穩定勞工，但有組織勞工運動的注意力卻一直集中在男性在新自由主義轉型中失去的東西上。

　　韓國的工會運動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解決日益嚴重的臨時工問題，而且結構調整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或者勞動市場根深蒂固的性別隔離歷史，始終沒有得到運動的嚴肅對待。同時，處于有組織勞工運動外圍的女性臨時工已經成為抵抗運動的領導力量，她們的堅持和能力產生了廣泛的團結行動和創造性的文化活動，并開始引起社會的注意和同情。本章以金真淑的故事為中心，梳理了這一重要的新發展。金真淑是一個罕見的案例，她是全國知名的重工業女性勞工組織者，她越來越轉向女權主義立場，對有組織勞工運動中的性別權力關系提出批評。

　　本書最后評估了當今韓國社會對過去一百年來女工運動不斷演變的記憶工作。近年來，為了抗議人們普遍缺乏對女工在韓國勞工和民主斗爭中所作貢獻的認識，民主勞工運動的資深女工活動家開始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如果當時[女工]不在那里[戰斗]，會怎么樣？”本書講述了不同的女工運動團體的故事，從1930年代的姜秋容和橡膠工人，到今天的金真淑和罷工女工，這些皆受到這個切中要害的問題啟發。我們希望通過女工斗爭的視角重述歷史，幫助廣大讀者了解性別、階級和民族主義政治的變化如何塑造了我們今天所知的韓國社會，并理解為什么傾聽女工的聲音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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