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坦率地講，對于人類的未來，我是比較悲觀的。

　　胡繩先生也是個悲觀主義者。他在80年代中期說：我生于動亂中，希望不要死于動亂中。

　　胡先生是八八年逝世的，他應該慶幸自己死得早，沒有看到下一年的社會主義蘇聯的解體。

　　當時我還在讀小學，啥也不懂。上大學后，我開始想：我們這一代人會經歷動亂和戰爭嗎？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蘇聯官僚政治論稿》。結尾寫道：俄羅斯的今天，將是中國的明天。當時很多同學質疑，我就加了一句：十年后見分曉。

　　轉眼十年就過去了。我一度認為自己是杞人憂天。是美國的導彈炸醒了我。2003年，有朋友為新政歡呼雀躍之時，我寫了《九問左轉派》，提醒他們不要高興得這么早。

　　從蘇聯東歐的歷史經驗看，現實社會主義模式確實是一種過渡形式。官僚資產階級與必然會謀求黨非法和國家解體，否則他們的政治風險無法排遣。

　　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提到，當年他長大懂事之后發現某宮殿里的珍寶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盜或偷換，便打算清點一下，找出家賊。不想當晚便宮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顯然這是家賊故意縱火。

　　偷來的鑼兒敲不得。怎么辦呢？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新階級撈到的油水足夠多，政治風險就成為他們第一位擔心的事情時。因為他們的財富得來和地位與多數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們不可能敢于發動群眾干革命來把政權奪到手里。因此他們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變，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權奪到手里。

　　于是知識精英打頭炮，用美國人的民主旗號，極力丑化蘇聯革命歷史。橫豎他們有錢，控制媒體和輿論是不成問題的。

　　盡管美國鸚鵡們如此賣力，但蘇聯在解體之前的全民公決中，仍有76.4％的蘇聯公民選擇保留蘇聯。但是出于“消滅合格債權人”的需要，蘇聯的官僚買辦們還是決定國家解體了。

　　炮轟白宮事件表明，盡管新階級傾向于和平演變，但是真的到了緊要關頭，也是不惜動用武力的。

　　最后，他們宣布共產黨非法，停止活動。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蘇聯，寡頭們瓜分的財產，就失去了完整意義上的“原主”了，沒有了合格的債權人，偷竊而來的東西就不用擔心被追索了。

　　然后引入選舉，實際上是實現了政治市場化，這樣那些富人就可以通過自己控制的媒體包裝“名牌官僚買辦”到前臺去執政，從此他們非法得來的財富就合法了，富豪們從此就高枕無憂了。

　　新階級自己清楚地意識到了與多數人利益的矛盾，他們的執政基礎在哪里？有多少人會擁護他們，他們又靠什么樣的手段去管治多數人的不滿？所以，他們沒有“逆取順守”，而是選擇了將資產賤賣給西方。

　　蘇聯解體為什么沒有引發革命？解體前，蘇聯知識分子平均工資是平均數的120％，比普通勞動者高一些，在解體以后，下降到平均數的78％。就是說，蘇聯的知識分子在全國絕對平均收入下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后，相對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中國人多資源少，跟俄羅斯相比，連發生那種靠“自給自足”種地生存的空間都沒有。所以，中國如果發生類似的事，新階級不會愿意背了這個大包袱，一定會帶上自己搜刮來的財富去國外。

　　現在實際上很多人現在就是這么干的，在國外開一個空殼公司來持有股份，用各種方式盡量把財富變現匯出中國，把子女先送出去。

　　如果是這樣，那么中國工農業生產將發生混亂，城鄉的交流斷絕，以前農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產出糧食來的，今天不一樣了，只要農民兩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國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實際上要導致中華民族的整體毀滅。

　　當然，這只是最壞的結果，很可能不會發生。因為一旦中華民族崩潰，將對西方發達國家產生強烈的沖擊，例如難民潮，環境污染。特別是考慮到中國保留了數量可觀的核武器，所以這種演變結果對西方也是非常不利的。有一本王力雄的書，在國內似乎是沒有出版的，但在增外暢銷，西方人也認同這本書的觀點，他們會在盡可能大的榨取中國利益的條件下，盡量避免這種結果。

　　在自然界中，細腰蜂在抓到獵物之后，往往不會立刻將之殺死，而是往獵物的中樞神經刺上一針，使之失去知覺，再帶回巢中。這些又肥又大的蟲子們，從此就這么不死不活的，成為細腰蜂及其子孫可以長期享用的新鮮食品。對西方國家來說，一個不死不活的中國，是最符合它們利益的。

　　但這也只是資本家的一廂情愿罷了。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它們已經為在世界范圍內消滅貧窮、消滅商品生產創造了前提條件。

　　我確信，現有的資源有可能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解決這些問題。目前得到的科學資料表明，擔心能源或礦產資源必然會枯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有足夠的商品和社會服務來滿足衣、食、住房、文化、閑暇和公共交通方面的基本需要。取消商品生產，這并不是烏托邦的幻想。

　　消滅饑荒和貧困，需要在世界范圍內對資源和最后產品進行再分配，但這并不意味著必然降低北半球每一個生產者的生活水平。

　　世界每年的軍費開支總額至少是七千億美元。在過去十年間，帝國主義國家以及附屬的半工業化國家沒有充分利用的工業和農業生產力年平均是百分之二十。在這方面浪費的總額是軍費的兩倍。假若我們把這些數字合計在一起，那么，我們就大抵可以看出，我們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潛力是多么大。

　　社會主義最終將成為一種新型的、鞏固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制度能夠自動地再生產它自身而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強制和局限——這其中也包括國家的強制——這個時候，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協作和團結一致將取代獲取私有財富的利己主義的欲望和沖動。協作和團結在原始社會中是起主導作用的，而且最終必將成為普遍的人類特點。

　　然而，社會風氣的變化以及這個變化所要求的心理上的革命。不僅僅意味著生產力的發展，也不僅僅意味著物質財富和福利的純粹的爆炸。它們意味著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的革命，這場革命將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協作和團結成為經濟活動發展的動力。這場革命必將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而物質和社會特權的廢除必將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假若商品生產以及由商品生產所引起的競爭不消滅的話，這樣一些革命和轉變就都不可能實現。大時代的結局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一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一個必要的條件，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為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為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并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一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于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后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于，它斷定這些劇變在一定的時代只能采取一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于，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里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一種更高級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時，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為它決不假定新社會的來到是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這個來到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斗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于革命行動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于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于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一種基礎的作用，我們只能像相信原力那樣相信勞動者的團結。（百韜網絡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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