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篇論及左翼青年的文章，全文充滿了國家主義的腐爛臭氣。
本來不想寫文章罵人，但忍一時越想越氣，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覺得還是要講下這個問題，畢竟所謂超階級的國家主義害人不淺，誤國誤民。
該文不看好左翼的前途，理由在于天朝與美帝處于競爭的關鍵期，左翼以斗爭的方式爭取社會公平的做法，會給外國勢力可乘之機，造成更大的災難。并舉出三個例子：八王之亂之后是五胡亂華，明末農民起義之后是滿清大屠殺，太平天國起義之后是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增強。
這是啥？活脫脫一副“朝廷也不容易”“再苦一苦老百姓”的死官僚嘴臉。
左翼青年有沒有前途先不管，他把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起義作為反例屬實是惡心到我了。
難道因為存在異族入侵的危險，就能無視封建地主的殘酷統治和廣大農民的疾苦嗎？
我們不妨看看明末、晚清時期我國農民過著怎樣的生活：
明朝中后期，這個曾在朱元璋治下反腐力度最大的王朝也走向墮落，萬歷皇帝不僅帶頭缺勤，還帶頭斂財，兼并土地、加派賦稅、搜刮民財、聲色犬馬，壞事一件沒落下。
土地兼并方面，成都平原一地，蜀王占去了七成，除去軍屯的二成，尋常百姓只有一成的土地可種。萬歷帝的弟弟潞王占地四萬頃，兒子福王占地兩萬頃。
明史學者顧誠總結道：“除了江浙財賦之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有相當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算上其他王公大臣、地主豪強的占地，明末時的農民，真的是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地步。
無地的農民只能流浪乞討，有地的農民則要面對各種苛捐雜稅。
萬歷末年，后金崛起，為了支持東北用兵，明朝加派了遼餉。
前文提到動輒萬頃的宗室封地，實際上國家根本沒有那么多田地可封，不足的部分就作為賦稅攤到老百姓頭上，叫做贍田。而朱元璋的子孫，經過兩百多年的繁衍，已經是數以萬計，供養宗室的賦稅加派早就成了農民身上日益沉重的負擔。
而在吏治敗壞的情況下，除去這些官定賦稅，農民還要面對各級官僚的巧立名目和敲詐勒索。
不需要滿清入關，中原人民已經被自己的政府吃干抹凈了。
“賣子鬻妻，流亡遍野”，是當時明末社會的真實寫照。
明朝把國家搞成這樣，農民不斗爭，行嗎？
鴉片戰爭前夜，清朝經歷康雍乾盛世的輝煌后，與明朝一樣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末世。
土地兼并、吏治敗壞、賦役沉重等劇本再度上演。
我們直接來看《中國近代史（第四版）》的一段描寫：
“地主階級占有大量土地，農民則很少或完全沒有土地。如乾隆年間，直隸懷柔縣郝氏，有“膏腴萬頃”；乾隆、嘉慶之際，大學士和珅占地8000余頃；道光年間，直隸總督琦善25000余頃。至于占地幾千、幾萬畝的地主，為數就更多了。大量土地的集中，使得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或流民。乾隆時，湖南巡撫楊錫紱說：“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隨著土地的集中，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愈加沉重，當時的地租率竟高達50％以上。農民日益貧困，過著牛馬奴隸的生活，因此，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趨于尖銳，社會更加動蕩不安。”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后，除了要支付巨額的戰爭賠款外，還失去了關稅自主權，被迫增設通商口岸。
不用說，戰爭賠款最終是攤派到農民頭上的，而關稅主權的喪失和通商口岸的增設，則直接導致外國廉價紡織品等商品的大量涌入。
對中國的農民來說，收入來源除了種糧，就是生產紡織品。
質次價高的土布面對物美價廉的洋布，根本沒法競爭，所以農村手工業大量破產，農民處境更加艱難了。
清朝把國家搞成這樣，農民不斗爭，行嗎？
我是真不明白該是怎樣反動的立場和愚蠢的頭腦能把農民反抗剝削壓迫的正義斗爭視為破壞安定團結。破壞國家安定團結的，難道不恰恰是對農民敲骨吸髓，極盡盤剝之能事的封建統治者嗎？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連古代士大夫都明白的道理，一個生在新中國的人怎么就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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