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值壯盛之年的朋友，任俠好學，沉穩深邃，但盤垣京城十余年，“不得志于有司”，始終無法立足，不久前黯然南下，另覓出路。
對這位朋友，我了解一點。他是一位熾熱的愛國者，多年來一直關注國家金融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參加過不少研究課題，起草過一些有分量的內參，也寫過很多相當有見地的文章，但由于一些“技術性和程序性的問題”，體制一直對他大門緊閉。
長安居，大不易。他謀生之不能，報國之路也異常艱辛。
中國自古以來，都有這樣的傳統，即把能不能做到“野無遺賢，人無匿才”視為能不能實現天下大治的重要標志。
“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曾經追隨英國公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起草《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開宗明義直斥武則天“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后半部分則慷慨激昂，氣吞山河，“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云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武則天一開始還沒太在意，但當她讀到“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時，不由得驚坐而起，問左右是誰寫的，回答是駱賓王，她感嘆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遇，宰相之過也！”
武則天雖然受到駱賓王痛罵，卻并沒有惱羞成怒，首先想到竟是要責成宰相在吸引人才方面調整政策。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武則天能夠成為唯一女皇帝，親手開啟盛唐的大門，看來確有過人之處，絕非偶然。
新中國成立后，在吸引各類人才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一直有“千千萬萬”與“浩浩蕩蕩”的宏大氣象。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大學生固然是干部的重要來源，直接從優秀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中“提干”，也極大地優化了干部隊伍，這一政策使得國家干部隊伍能夠不斷從工農兵中補充新鮮血液，并保持了與人民群眾密切的、有機的聯系。
那時候組織領導班子，基本原則是“三結合”。根據不同情況，有“老中青三結合”，也有“干部、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三結合”，各種各樣的“三結合”形成了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主席臺上從來都不是清一色的，沒有表情、沒有個性的“官員”。
在八十年代，應該說體制也呈現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氣度，這對推動改革開放迅速打開局面，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進入九十年代之后，隨著“國考”制度的逐漸完備化、綿密化，體制吸引民間“隱賢”的能力大大下降了。
到了今天，更呈現出晚期科舉制度的癥狀，基本喪失了吐故納新的能力。
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
一是，民間的“隱賢”、“屠狗者”，都非常關心政治，這些年以“自干五”的名義與公知論戰并將其擊潰的，主要都是他們。與那些樹葉掉下來都怕砸破腦袋的官員不同，他們才是真正活躍、敢于亮劍的政治力量；
二是，官僚體制本身有逆淘汰規律，庸碌之輩更易躋身高位，如果再失去了從體制外不拘一格收納人才的能力，有志之士紛紛“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假以時日，則一定會形成朝弱野強，外重內輕的格局，這絕非國家之福。
何時才能“野無遺賢，人無匿才，天下盡得其用”？
我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希望能夠盡早看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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