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即在延安時期,毛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如何克服歷代政權興亡的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延安整風運動中,就出現過大、小字報,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大民主就具雛形。
1959年,毛讀蘇聯教科書時,說了一段很重要的話:“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所提出的人民民主,在歷史上是一大發明,不但與斯大林式官僚政治沒有共同之處,而且無論在民主的范圍和實現方式上都與有史以來的一切精英式民主有本質區別。
其要義在于:“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與斯大林所主張的“干部決定一切”不同,毛主張在關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實行民主,廠長無權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評廠長,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并主張最終消滅一切等級差別,實現人人當家作主。(例如1972年,毛對群眾上訪作了一些批示,記得有:“我們的工廠沒有權力開除工人”等。這個文件發到省、軍級,但傳抄出去后,一些地方反而追查這個“假”文件的傳播)
在毛講話的基礎上,制訂了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
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正是根據毛這一思想實踐的結果。毛用革命大批判的方式進一步發動群眾,這就在全國城鄉、各行各業形成新的社會主義民主新形式,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俗稱“四大”,也就是社會主義大民主。林彪在毛第六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這種大民主,是毛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文革是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民主”,民眾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在公開講壇、大字報和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不滿和希望等等。大字報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對文字的壟斷,成為最典型的群眾文化。毛說:有些官僚,怎么樣也打倒不了,結果大字報一貼,上街一鬧,他就怕了。現在看來,這個東西,就跟網絡差不多,是一種低成本、簡單化因而能夠為民眾所掌握的民主工具。
在毛看來,這種大民主正是發動群眾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上層建筑的好形式。通過它,既可以監督和教育各級領導人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又可以使人民群眾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觀念。所以,一九七五年修改憲法時,就把“四大”規定為公民的權利。(八二年憲法同時取消了罷工的權利。根據當時官方的解釋,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工人與企業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作為企業主人的勞動者,不可能也沒必要去罷工)七十年代毛砸了很多管理階層的“金飯碗”。當時已經把許多監獄撤銷了,勞改犯放了,在獄的也給予人道的待遇。我國成了按人口比例監獄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國家。犯人釋放后也沒有重犯的。文革全面展開之始,勞教等制度就成為造反的對象,如果加以時日,“勞教風”的問題興許早就解決了。毛認為人民要組織起來,甚至要求人民武裝起來。在1958年他就肯定了大字報,稱之為最有力的武器。六十年代又再三強調在農民中要建立貧下中農協會。他始終強調全民皆兵,要建立民兵,民兵要把組織落實放在第一位。文革中工人們撇開了福利工會自己組織起來了,毛肯定了上海工總司和其他地方工人的組織。民兵得到了重建。改革后不久就在實際上取消了民兵,武器都被悄悄收走了(90年代后期開始禁止民間使用汽槍,到現在連買菜刀都需要身份證了)。
毛向阿爾巴尼亞的客人卡博、巴盧庫說:“過去我們搞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次總算找到了。
在毛看來,民主的真正含義,決不僅僅是有些人所熱衷的多黨制和投票選舉。在西方國家,比方說,人們可以在大街上罵總統,可以選總統,但是,當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館打工,就不許你投票了,你的一舉一動都要聽老板的,老板可以隨時炒你,讓你下崗失業。可見,在真正關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就根本不講民主了。民主是全體人民參加討論、辯論,關心國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實質,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協商一致,形成超乎個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體實現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之外,還是選舉,還是網絡,其核心是群眾監督、隨時罷免、公務員領取普通工資等巴黎公社原則。而顧準認為,直接民主是復古,(文革的)事實證明直接民主行不通;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做到人民當家作主,那一定是無政府。照顧準的說法,人類是永遠無法擺脫官僚制度這件緊身衣了,這,也只能讓歷史來檢驗吧。(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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