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寫前朝歷史，總免不了有些主觀，例如周人就把紂王罵得一蹋胡涂，但在漢代就有人指出：“紂之惡未若是之甚也。”在唐人的筆下，隋煬帝莫名其妙地偷了他老爸的妃子。清人修的明史，明朝皇帝更是沒一個好的。到了我們這個盛世，其實也不會例外。例如讀了“國學大師”季老和楊絳女士對“牛棚”的控訴，我還以為“牛棚”真的是牛住的地方，甚至還會像渣滓洞那樣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的。后來才知道原來不過參加一段時間農業勞動，體驗一下生活。如果這叫做苦，農民天天都在田里勞動，豈非是無間地獄？而且，幾百元的工資照拿，比起被買斷工齡的千萬工人們，又能苦到哪里去？或許他們歷來認為自己是上等人，是“勞心者”。孟子不是說了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讓我們做體力勞動？沒天理啊！慘無人道啊！

　　我不否認那是一段悲慘的歷史，但是，如果回憶中只有黯淡的底色，未免也太過浪費自己的生命了。我們可以樂觀一點，其實單純從養生角度看，勞心者做一下體力勞動的確不是壞事。住過牛棚的老九們后來還活得長命一些，季老九十而終，楊夫人也還健在。反而是在新時代，把知識分子當寶一樣供起來后，他們的壽命比十年前低了二十歲（《新京報》報道）。這也太奇怪了，我捉摸著，是不是少數人因為多食少勞撐死了，大部分則窮死了--例如我那個寫了《托洛斯基評傳》的李老師。但是，“我們是上等人--怎么能夠和賤民階層在一起過活呢？”在他們看來這條理由就夠了。所以他們會把整潔的干校住房稱之為牛棚。

　　五七干校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給林彪的信：

　　“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五七指示是一個全新的政治思路，即通過消除社會分工來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

　　列寧參加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時，有些工人對他說：“您有更重要的工作做。”列寧說：“現在這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列寧并不是裝裝樣子，而是認識到，如果脫離體力勞動，就一定會脫離群眾，成為新貴，新的剝削者。

　　解放后，人們常說：“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不同。”說這話的人是出于好心，卻與事實相背。按照馬克思主義，分工就是階級，階級劃分是以分工為基礎的。如果從所有制看來，則國家主席與掏糞工人之間，經理與苦力之間，好像沒有甚么差別?？墒乔罢咦≡诨蕦m中，在鄉間還享有避暑的別墅，后者則擠住在泥磚房里，過著半饑餓的生活。這種差別，在苦力看來，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馬克思說：“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正是社會分工的差異，形成社會階層的分別，形成資源占有的差異，經濟收益的差異，形成貧富的差別。這最終也就是社會中的階級關系。

　　毛認為，徹底消滅分工是不可能的。他在1959年讀蘇聯經濟學教科書時評論：說“自由地選擇職業”，我不太懂，搞紡織的又去學開飛機，挖煤的又去學紡織，十八般武藝，學十多樣，我贊成。學幾百樣，怕不容易，會搞得沒有飯吃。在毛看來，共產主義消滅分工，是指消滅社會分工，即“法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認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三個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

　　社會主義將發展到共產主義，還是倒退回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否變色？商品生產和商品制度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鑰匙。而分工又是商品生產和商品制度的源頭。毛澤東是有認真地想過這些問題的。他試圖在中國土地上首先實現“大同”——共產主義的理想。雖然我們目前無法直接找到毛澤東對他憧憬的“大同”社會藍圖的全景描繪，但是從他上述文論和所倡導的政策中，我們大體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構思：毛澤東所構想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員會”）的工農兵聯合組織。（也許應該被命名為“公社”？毛澤東欣賞這個名稱。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稱號——顯然以其類比于巴黎公社。只是后來由于考慮到國際關系的現實，根據周恩來的要求才取消了這個名稱）。在這種聯合體中，這個社會的分配方式將由按勞分配逐步過渡到實行直接供給制（各取所需）。在這個理想社會內，不允許管理者作為一個獨立分工階層而固定存在；相反，社會內擔任各種不同職務分工的人們應當經常流動和交換職業。若干這種工農聯合體組合成一個國家。這種工農兵的聯合體，毛澤東認為首先出現在中國農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軍隊組織（　1966年5月7日　批示）和若干大企業（如大慶油田）中。

　　張春橋持掌市委大權后，把這次奪權自比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權機構叫新上海人民公社。后來，他了解到毛將要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為“上海人民公社”。毛經過深思熟慮，把張春橋叫去，問了一系列問題：“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還問：“如果叫公社，黨怎么辦呢？黨放在哪里？”這是提問，又是商榷，說明毛當時確實考慮過國家政權和國家名稱的創新問題。從他把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起，他就在考慮新生的政權如何繼承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和永恒的原則。

　　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無產階級絕不能接受資產階級的現成的國家機器，而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公社的原則要發揚，公社的名稱需思量。毛還是回到現實，尋找新政權的恰當名稱。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回到上海，于二月二十四日把“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員會”。從此，革命委員會就成為新政權的名稱。

　　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臨時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確實是毛繼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十月革命創建的蘇維埃政權形式和我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的政權形式之后，又一次關于無產階級新生政權形式的偉大嘗試。它和社會主義大民主一樣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創造。把革命委員會看成是“否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文革'產物”，是沒有根據的。既然是臨時權力機構，自然就有一個從舊到新的過渡。實際上毛領導完成了這個過渡。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重要發展。

　　在馬克思看來，所謂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消亡，不是指廢除國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國家機關這一套階級統治的工具消失了。國家機關（就是政府官員、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整套東西）不是人類社會在任何時代都有的，而是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后，為了實行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統治才成立的。即使在號稱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例如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上國家權力來自全體人民授權，一切國家機關最后都要向人民負責，但只要社會還有階級差別，實際上國家權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階級的手上，是壓迫（統治）其它階級的工具。如果階級差別消失了，國家機關自然也要因為沒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時，國家才能夠消亡。那時候，社會上的物資非常豐裕，可以滿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養，不會自私自利或貪得無厭，也不會使用暴力跟別人爭斗。即使有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也可以靠有關的人或者湊巧在場的普通公民用集體力量來處理，而不需要設置專職人員（官僚軍警等）來維持社會秩序。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實現嗎？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個問題，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樣，一面自稱相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面又說在階級消失了之后還有必要保存國家，甚至還要加強專政，那就是自打嘴巴。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議會民主制都是間接民主。公民不能總是由自己行使主權，毛認為：“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毛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包括：所有主要官員都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隨時可以由群眾撤換，官員的工資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權與行政權合一，盡量讓所有勞動人民都能夠監督并有機會直接參與政府的工作，在軍隊與生產單位和工農群眾組織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系，積極發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備軍，等等。這種嘗試做得還很不夠，將來也許會在政治生活中開辟更多直接民主的重要領域，從而大大削減官僚的規模和影響。在大城市的社區、市鎮和鄉村，公民們自己的組織可以承擔許多市政和地區政府的職責以及一些國家行政職能。公民組織可以輪流派人代替專門的工作人員管理當地的企業聯合會，但是不領取額外的薪水。我們不能保證這些措施一定合理，但如果不這樣嘗試，就不能防止官員們變成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官僚，篡奪勞動人民的權力。當然我們也可以大規模利用公民投票。大規模利用公民投票不一定能正確地作出決策，而且也不一定有效率，但能起到教育作用，有益于促進民主。

　　1967年夏天，在文革斗爭最高潮時，也是軍隊最起作用時，毛卻要搞起“第二武裝”，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召集周恩來和武漢部隊負責同志談話時說：“為什么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你們要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毛夸獎造反派“鋼工總”修工事很好。為回答林彪提出的搶槍問題，8月4日在給江青的信中毛主要強調二點：一是武裝左派；二是群眾專政。當然王力是為了迎合鄧而批評毛的，那么如此聯系起來，王力不是說毛要顛覆這個國家了，那只能是指這個國家機器，實踐馬克思的觀點，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常備軍。（《王力反思錄》）既然國家機器存在一天就不會根本改變壓迫人民的本質，那么對付它的唯一辦法就是群眾專政，就是武裝人民。對外，它可以代替常備軍的一般職能（除戰略武器和特殊高技術裝備的控制外），什么靠“科技強軍”打贏，那是哄小孩的，中國人民克敵制勝的法寶根本靠的是“人民戰爭”。對內 ，它基本代替原有專政機關的一般功能（可以有一定的專業技術，組織相補充），人民自己也需要“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舊習慣和壞思想”。

　　與馬克思相比，毛更重視貧苦農民作為實現社會主義主要社會政治力量的意義。因為工人階級當時在中國人數較少，同時毛認為資本主義的保壘可能從其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1960年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毛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市與農村在組織、經濟和社會上的趨同，并且在這一意義上消除城鄉差別。毛澤東特別關心縮小三大差別問題，當他讀到教科書中關于縮小城鄉差別的內容時說：既然要消滅城市和農村的差別，書上說是“本質差別”，為什么又特別聲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將來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農村去，建立許多小城市。在原子戰爭的條件下，這樣也比較有利。——摘自毛澤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他還進一步地提到：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他相信這一模式最終將可以應用于世界。

　　以上所勾勒的草圖，我們可以從毛澤東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他臨終前的著作言論中找到根據。在毛澤東這些講話中，既有真理的閃光點，如控制城市規模，防止人口膨脹，也有某些空想的成分，但總體上講，毛澤東的看法是有遠見的，是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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