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看《漫長的季節》的時候，腦海里都會想起一度引起一定關注的電影《鋼的琴》和萬能青年旅店的那首《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沒辦法，《漫長的季節》比《鋼的琴》更現實主義，自然也更殘酷，這個道理在周杰倫的那首《最偉大的作品》里也已經唱的很明白了：這世上的熱鬧，出自孤單。
毫無疑問，無論是王千源飾演的鋼鐵廠下崗工人陳桂林還是范偉飾演的出租車司機王響，正是他們這樣的人夜以繼日的沉默、失語和孤單，才堆砌出了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秩序的繁榮。而之所以說《漫長的季節》比《鋼的琴》還要現實主義，是因為這似乎是導演辛爽觀看《馬大帥》的結果——你很難不把范偉老師在兩部作品中飾演的兩個角色重疊起來。
沒有別的意思，中國有兩個姓范的演員（另一個是范明）在任何戲里都可以壓住戲劇建構上的主角，當他們自身是主角或者不用當內核是悲劇的喜劇角色時，那并不出眾的外型反而使他們更貼近真實的生活。
我曾同我的一位朋友聊《鋼的琴》，我是這么評價王千源的角色的：他除了重工業技能之外，還有對于普通人來說相當厲害的音樂素養和演奏技術，但是絕大多數下崗工人是沒有這種在市民社會堪稱高雅的技能的，更不用說他女兒的生物媽和預備役后媽都是明星級別的顏值了。
因而，鋼的琴終究是通篇浪漫主義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最后真的用工廠里的廢舊材料做成了一個鋼的琴。與之相反的則是《漫長的季節》的結尾，在出租車司機王響“往前看，別回頭！”的奮斗口號聲中，緩緩駛過的火車中探出的卻是20年前穿著工人階級標志性工裝、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年輕時的自己。這樣的時空交錯中，“往前看，別回頭”本身就被解構了——
出租車司機王響從來也沒有從過去走出來，那是一個失去了妻兒的父親和一個失去了父母的孩子的時代帶給他的永恒烙印。這里頭的道理有點像李安在《飲食男女》里展現的那樣：真正走出過去的老朱輕而易舉的離開了守了大半輩子的老屋，和自己的少妻奔向新生活去了，而一度最叛逆、最新潮、最有繼往開來天賦的二女兒朱家倩，卻接過了父親的掌勺。
《漫長的季節》開篇30分鐘內就引入了巨量的矛盾：“咱們工人有力量”式的古典主義映像VS“年紀大了干啥都慢”的中年前列腺危機；標有鋼鐵廠路的路牌VS旁邊有著顯著消費主義表征的商貿城；自以為沾了點小便宜到處吹逼的自己VS實際上被人占了大便宜的自己。如此種種，信息密度之大卻沒有雜亂擁擠之感的成熟手法讓我有點瞠目結舌。
的確，非科班出身的導演能有如此功力實屬難得，但筆者更愿意相信出身東北混過朋克樂隊的高學歷導演（以娛樂圈平均文化水平而言，辛爽這個畢業于中政法國際經濟法專業的自然是高學歷了）之所以有這樣的能力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個有生活的人，有生活的人看到這些劇情設置往往會會心一笑，因為有生活的人懂什么是小人物，而小人物們的矛盾甚至連郁郁不得志都談不上，光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這開門七件事，就足以讓一個本來生活還算有奔頭的人變的只能在常去的平價快餐店里吃上一盤只有兩份素菜的快餐了，更不要說人命關天的事了。
《我不是藥神》里講，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同樣，小人物們的矛盾看似繁多，其實也只有一個矛盾，那就是沒錢。《漫長的季節》在騰訊視頻的分類標簽里是所謂家庭、懸疑劇，但實際上這部應該被分類為時代劇乃至某種程度上的歷史正劇，圍繞“追尋碎尸案真相”這個主線所反映出的時代變遷里種種人物所代表的階級形象才是這部劇引入矚目的關鍵。
那么，窮是怎么來的呢？至少，三大主角第一次登場的時候雖說略微有些不得志，但也并沒有落入一般意義上的“窮”的范疇。王響，是90年的勞動模范、樺林鋼廠的技術工人（火車司機）；龔彪，是沈陽來的，剛畢業被分配到鋼廠的本科化工的名校大學生（還并沒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稚嫩不懂事）；馬德勝，刑警隊隊長，在那個陳鶴皋“瘋狗流”拳法都有需求的年代，這個職業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
那么，他們是怎么變“窮”的呢？原來，干的最好的、對體制最有認同感的人是樺林鋼廠“改制”、“大分流”第一批工人里的一個；原來，看起來最有干勁、最有學歷的人因為為自己喜歡的人打抱不平也變成了那一批工人里的一個。即便是相對而言還能有一個悠閑晚年生活的前刑警隊隊長，也因為始終抱著“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只能靠跳舞緩解自己那塊永遠的心病。
整部劇的時代雖然跨越了20年，但都是以插敘等蒙太奇（或者結構主義）技巧敘述出來的，因而實際上這20年被濃縮在了追逐真相的幾天里。陶春芳、樊愛在《直面下崗》一書中以上海市婦聯辦公室對南市區小東門街道的部分下崗職工的婚姻家庭現狀的調查結果為例，總結了七條值得注意的下崗職工生活狀況：
1.文化程度低，技能單一
2.觀念陳舊，安于現狀
3.生活困難，依賴親友
4.婚姻有危機，原因是經濟
5.男性壓力大，女性牢騷多
6.寄希望于下一代，過早為子女定方向
7.生活單調枯燥，親友來往減少
這七條，幾乎能在《漫長的季節》里的每一集里都能找到戲劇情節上的對應，至于現實里的對應，我想沉思錄的讀者中恐怕不少就是親歷者，無需筆者多言。事實上筆者自己就是改制的親歷者（還不止一次），筆者出生的1995年，正是90年代這一輪改制如火如荼的時候。得益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筆者度過了比較幸福快樂的童年，但到了少年時期的時候，從農村來到城市奮斗的父親不出意外的在這一輪改制的末期下崗了。
細節不能透露，但是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的是這對筆者日后的人生產生了到現在為止都有的巨大影響。然而筆者也不想否認，作為相對而言比較幸運的群體一員，這些年因為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一直磕磕碰碰的父母總算也走到了能夠拿退休金的年月，但筆者不會忘記的是，那一度充斥在馬路上的、寫著“下崗再就業工程”的早餐車。
要知道筆者是江浙滬地區的人，就算只是該地區的三線城市因此看起來導致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然而陶春芳、樊愛在《直面下崗》通過調查上海市的情況也足以說明一些問題——要知道，江浙滬在當時的經濟情況都如此了，因改制沖擊最大的共和國長子東北地區的情況恐怕更不容樂觀了。
時至今日，投資不過山海關都是攻擊東北最有效的一句話，要知道，謊言不會傷人，真相才是快刀。如今大多數年輕人對東北的第一印象恐怕來自快手的東北“網紅”（其實更接近“網丑”）虎哥之流，能通過各路自媒體平臺閱讀到“朝陽冬泳怪鴿”的人生態度的已經算是近些年東北人的景觀形象的大躍進了。
因而，當我們看到《漫長的季節》里的東北人原來同受到90年代下崗潮沖擊的所有人一樣，有著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統治階級時期的意氣風發所帶來的沉穩老練與艱苦勞動帶來的智慧狡黠，也有著因為長年的失意與經濟危機造成的所謂“沒用的男人”和“發瘋的女人”那一面的時候，很多歧視與誤解就應該得到解構，特別是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大背景下，各國面臨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投資意向不振等嚴峻問題的現在，對這幾十年來鼓吹的某種“神話”該有一個總體性的反思清算了。
要知道，在改制初期，有無數的“能人志士”著書立說，對國企和計劃經濟體制大肆攻擊，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就有前幾天再次撰文攻擊淄博燒烤的吳曉波，他在他的《激蕩三十年》一書中，將國營企業貶低的一文不值（更不要說非公司制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
可事實真的是這么簡單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比較政治經濟學中心主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盧荻在《“東亞奇跡”的挑戰》一文中指出，臺灣在上世紀中后期成為“四小龍”一員的發展經驗以至整體的“東亞奇跡”有賴于特定歷史條件。
一方面，新國際分工的背景是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擴張、經濟繁榮，今日卻是轉為金融擴張、經濟停滯。另一方面，東亞尤其是臺灣的發展在冷戰時代有賴于美國優待，在全球化時代有賴于中國大陸提供良好的環境，這些條件在今日的新冷戰年代卻都是趨于消失。說的是臺灣，但我們真的只能將這個分析聚焦于臺灣島而已嗎？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吳曉波在他那本《激蕩三十年》里用馬俊仁和樂百氏的秘方做交易為例，試圖證明民營企業家的天才（所謂容污濁且能凈化為碧水）。然而，幾十年過去后，我們都已經知道馬家軍其實沒有什么秘方，他的神話僅僅是那個年代不堪回首的記憶之一（更不要說本身馬家軍神話就有可能是通過激發民族自豪感寬慰動蕩東北的結果了）。
而筆者童年時期知名的快消品“民族品牌”樂百氏更是在2000年3月被賣給了海外巨頭達能，結果呢，同許多其他的被洋人接手的民族品牌一樣，海外巨頭們用顯然有問題的手段破壞了它們的生產，保護了自己的壟斷巨頭地位，時至今日，國內快消品市場也都為諸如達能、寶潔一類的巨頭所壟斷。至于某些合資汽車行業，更是什么也沒有得到，如今的新能源汽車行業最終也還是靠產業政策扶持和自主正向研發兩條腿才撐了起來。
今天，似乎又到了“東風吹、戰鼓擂”的改革時代。雖然從建國以來，中國改革的道路就沒有停止過，但是究竟該怎么改革依然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問題。在筆者看來，《漫長的季節》相比過去其他反映那個年代的影視作品最大的一點不同是，它將某一個榮耀加身多年的群體以一個“反派”的形象表現了出來，這無法避免的給了筆者一個思考：
改革是無法避免的，那么我們還應該繼續讓老實人吃虧，讓他們承擔改革的成本，而讓劇中宋廠長那樣的飛揚跋扈嗎？說到底，這不是個法律問題而是個法權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
從2008年開始，因為各種原因拖著遲遲不爆發的經濟危機已經到了快要不能不爆發的今天（6月美債違約危機），不要因為自己在今天還是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認為自己能卷而忽視這個問題。漫長的季節，不該再有這么漫長的傷痛，就像王響的妻子在拿不到廠里開的藥時吼出的，你也有老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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