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莫大的淵源，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最多能夠產生曾國藩、梁啟超，絕對產生不出毛澤東。毛主席的思想自成一家，他為了人民耗盡心血，就像是帶著上天賦予的使命來到群眾中間。
從先秦開始，中國這個農業文明形成的宗法社會里，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眾就是經濟社會的基礎力量。統治者們不得不重視這個擺明了的問題，形成了傳統的“民本”思想，并且一直延續到清末。
《尚書》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把老百姓看作國家的根基，百姓能活命天下才安穩。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強大的殷商自認為“有命在天”，卻被小小的周邦所滅，不得不讓人產生出“天命靡常”的感嘆。等周朝衰落，戰國爭斗，孟子終于總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說。
荀子認為國君是船，老百姓是水，民是君的載體。這個觀點啟發了漢唐時期的君主們，成為啟動強漢盛唐的思想根基。后來，在異族極端的統治下，民眾主體思想有所抬頭，黃宗羲說：“天下為主，君為客”。
但傳統的民，只是“黎民”，這個脫胎于奴隸的詞匯，后來雖泛指平民百姓，卻始終無法改變民眾“治于人”、為人服務、給人當墊腳石的地位。統治者重視黎民，不外乎讓他們好好干活、不要鬧事，只讓他們吃飽穿暖，不讓他們有思想、有權利。民的主體性地位仿佛洋蔥的心子，被一層又一層的尊卑等級的外殼包裹著。
毛主席試圖改變黎民的宿命，他把“治人”“治于人”變為“自治”，又將“為人服務”打個顛倒，變成“為人民服務”。他費盡苦心，用了各種手段，目的卻只有一個：變“黎民”為“人民”。
原來的“民”源自于“氓”，在字義上是愚陋無知的象征，只能被人牽著鼻子走，而且與代表著尊貴的“君、官”截然對立，賤如草芥。毛主席卻認為，人民是有著最大力量的階級集合，其實踐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因素，人民應該而且必須主動掌握自身的命運。
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從事和促進生產實踐活動的主導力量，人民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歷史不是由神仙皇帝推動的，英雄豪杰的作用是在人民實踐的基礎上“臨門一腳”，僅此而已，況且，英雄豪杰本身只能從人民當中起來。
他看到了人民被壓迫的社會現實和反抗現狀的潛在動力，提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農民革命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所要依靠和動員的力量。他斷言：“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在他的話語中，官與民不是“勞心者”與“勞力者”的關系，更不是主與仆、主體與工具的關系，而是親密的“魚水”關系。在他的努力下，人民從被奴役的狀態中被解救出來，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群眾則成為國家權力的主體，以往的黎民、草民、賤民、黔首等等，統統被拋到歷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可毛主席的苦心，又有幾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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