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二十大報告感想點滴

　　任中杰

　　“又紅又專”這個詞現在幾乎沒有人提起了，年輕人多不解其意。最近我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教育、科學技術、人才這部分內容時，“又紅又專”這個詞竟突然從腦海中冒了出來。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改革留在我記憶中的點點滴滴，使我感到黨的二十大關于教育、科技和人才培養的戰略安排，應是毛澤東時代教改方針的延續和發展。

　　兩個時期的教改都是為著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和為誰培養人這個教育的根本問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辦教育，毫無疑問，只能是為人民的事業、為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培養人才。“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在回答培養什么樣的人這一問題上，毛澤東時代的答案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二十大報告的提法是：要“立德樹人、守正創新”，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就是說，兩個時期都強調既要“紅”又要“專”。要有社會主義覺悟，立志成為勞動人民中的一員，為勞動人民服務，這是“紅”，也就是應當堅守的“正”。當然時代變了，在紅的具體要求上還必須創新。要“有文化”要“造就拔尖人才”，這是對“專”的要求。至于怎樣培養，當年制定的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相結合”。二十大則提得更加具體：“育人的根本問題在于立德，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這當然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要求，是與新形勢下黨的政治任務相一致。“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加強教材建設和管理。……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培養高素質教師隊伍……”。現在各高校都在爭創“雙一流” ，不過這個一流的標準不應該是西方資本主義教育一流的標準 ，請注意二十大的提法是“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教改決不能“西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具有中國特色、必須培養出的是“又紅又專”的人才。

　　我是個老教育工作者，八十余年沒有離開過學校，而且一直生活、學習、工作在我們黨所領導的學校。這幾十年給我的一個印象就是黨領導的學校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但改革的路是曲折的，有改得正確值得稱道的方面，是為主；也出現過錯誤，走過彎路，有值得吸取教訓的方面，是為次。但不論情形怎樣，黨辦教育的方向則應當是始終如一的，即為人民的事業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新四軍在我家鄉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我母親（帶著我）到根據地的小學當教師，從此我們就開始了以校為家的生活。抗戰期間，我太小，對這一時期教育的改革沒有什么印象。不過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的教育，特別是游擊區的教育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謂游擊區，就是敵方控制“點”、“線”（點：市鎮，線：公路），而廣大農村則是黨領導下的與國民黨反動派打游擊戰的游擊區。“游擊”環境下搞教育當然不同于所謂正規教育，這就要有適應環境的改革。我覺得至少在這幾個方面很有特點。一是一村一所小學，一名教師，六七十名不同年級的學生，在同一教室進行復式教學，這樣做，教師是累一點，但方便就近入學。特別是能滿足貧苦農民子弟在家門口讀書識字的要求。而且這樣能適應游擊區的辦學環境。學生都是本村的，一旦有敵情，他們馬上可以回家，與家長一起轉移。二是教育不脫離勞以動生產，農村孩子從小就有協助家人進行力所能及勞動的習慣，村村有小學，學生不會因上學脫離勞動。三是學校除了教學生學文化知識，還建立了兒童團，參于站崗放哨等對敵斗爭的活動，同時學校還是村里文娛活動的中心，組織學生和村里的文娛活動積極分子唱歌、跳舞、演話劇……配合黨的土改、除奸、擁軍、慰問軍烈屬等中心工作。辦教育為人民，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個優良傳統應該早在黨領導的根據地就巳經形成了。

　　黨和毛主席正式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并在全國范圍加以貫徹，我印象中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期間。因為右派向黨進攻，在教育領域，特別是在高校師生中能充分識別的人很有限，很有必要在其中進行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１９５７年我開始上大學，大學四年我就是在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渡過的，有得有失，但“得”是主要方面，所以我從沒有因為有“失”埋怨過。

　　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學校黨委在師生中開展了關于“個人主義有沒有積極性”的大討論。這實際上是“公”和“私”兩種對立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大爭論。共產主義者的人生觀、價值觀，無疑只能是“公”。“私”的觀念是私有制的產物，《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銃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顯然這個和傳統觀念決裂的斗爭，是需要在全社會進行的，而且首先應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自我革命。毛主席就一直重視革命隊伍自身“為公”，即“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教育工作。他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號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學習，學習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可見批判個人主義，破私立公，一直是我們黨進行自我革命的核心內容。當然它也應當是黨領導教肓革命，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核心內容，更應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這次運動搞臭了個人主義，我的思想認識大大提高了一步。

　　為進一步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學校黨委在此后組織了相當多的參加工農業勞動和參加社會實踐的活動。我粗略回憶了一下，從1957年我入學到1961年畢業，四年的大學生活，我們參加校內外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活動足有十四五次之多，而且項目多樣。如修建水庫、修鐵路調車場、煉鋼、煉焦、燒磚、造紙、深翻土地、插秧、種菜、水田管理、旱地除草、夏收、秋收、植樹造林……；社會實踐活動則有宣傳貫徹人民公社十二條、六十條，參與整頓社隊干部作風，與衣村基層干部一起參與公社體制改革的討論等。這些活動對我們增強勞動人民感情，培養勞動習慣，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顯然勞動安排得太多了，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專業的學習。所好學校十分重視政冶理論課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教學，而且改革教學方法，著重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所以我們這批學生的馬列主義理論的基礎知識還是學得比較扎實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們專業知識學得少的缺憾。如果要總結一下這段教改的經驗教訓，還是如前面所說，收獲是主要的。我的自我感覺是無論理論修養還是實踐能力，都較以往成熟多了。教訓在于有片面強調“紅”，而對“專”則有所忽視。所以大約在1960年前后，中央開始糾正。采取的措施是出臺“高教六十條”，并在全國范圍加以貫徹。中心是強調“又紅又專”，不僅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紅心，而且必須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記得1961年我們畢業時陳毅元帥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向畢業生致辭，著重強調的就是要“又紅又專”。他說，比如培養飛行員，你只紅不專，沒有高超的飛行本領，一上天就被人家打下來了，這不是白培養了，當然更不能只專不紅，本領很高卻思想反動，他一上天就飛到臺灣去了（大意）。

　　此后幾年，我覺得教育界的狀況還是不錯的，堅持了又紅又專的正確方向。1961年我畢業留校當教師，邊工作邊進修，讀了不少書，有了較扎實的知識積淀。貫徹高教60條，各高校都采取措施著重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也沒有放松思想政治工作。黨委設立了政治部，每個學生班級都配備了政治輔導員。我所在的學校還加強了入學教育。憶苦思甜，對比新舊社會兩重天，使學生一入學就明確學好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記得當時還特別強調一點，就是入學教育不應使學生的思想 僅僅停留在感恩報恩低層次上 ，要認識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歷史必由之路，學好為人民服務的本領，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中去，是時代賦予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記得彭真同志受中央委托向1962年高校畢業生致辭，中心就是講要走歷史必由之路。同時也很注意教育與社會實踐、與生產勞動的結合，組識師生參加工農業勞動、參加農村整風整社“四清”工作。有些高校還學習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搞起了半工半讀試點。接下來就是“文革”了。“文革”形成運動最初是從高校拉開幃幕的，不過它不是單純的教育領域的革命，而是一場全社會幾乎人人都卷入其中的巨型群眾運動。屬于教育領域我覺得值得反思并作出“得”和“失”正確評價的事件和作法有這樣一些：停課鬧革命、大串聯；工、軍宣隊進校復課鬧革命，批極左和清查“5.16”；大學招生制度改革，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理大學、改造大學；開門辦學，強調教學與社會實踐和生產勞動的結合；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只可惜隨著對“文革”的全面否定，這些事件和作法也就被認為可以不加討論，無需甄別，統統歸入“極左”加以否定了。

　　我有一種不是十分準確的感覺，就是中國人易走極端，雖然孔老夫子提倡“中庸”，但中國人并不“中庸”，反到是愛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記得魯迅先生有一篇雜文《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及中國人非中庸…》，文中說：“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敵人罷，有時壓服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這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面。中華傳統文化有值得繼承和發揚的積極的具人民性的一面，但同時也存在消極的、具剝削階級反人民本性應予擯棄的方面。其實就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和近代中國的反動統治者來說，“中庸”和“過激”就是他們鞏固其統冶的兩種手段而已。在統治階級內部倡“中庸”，要求被統治的勞動人民，也是要他們對被壓迫被剝削不要有過激的反抗，要中庸，要不然則往往是“壓服不夠，還要‘食肉寢皮’”的。不過“中庸”也好，“過激”也好，雖然只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其影響力卻能及于全社會。我們黨歷史上出現過的或“左”或右的路線錯誤，都與這種與小生產相關聯（在現代可謂之曰小資產階級）基于一個“私”字的劣根性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運動中出現的錯誤也與這種劣根性相關。比如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此后全國出現了“大躍進”的建設高潮，可與此同時卻有一些人在不少地方搞起了“大冒進”，括起了一股“浮夸風”、“共產風”，對社會主義建設起了破壞作用。“文革”要打倒的，毛主席講得很清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反動學術權威。可是有這么一些人卻置毛主席給這兩個該打倒對象設置的“走資本主義遒路”和“反動”兩個前置條件于不顧，成了凡“當權派”和“學術權威”都該打倒。甚至連那些業務尖子，都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而遭到批斗。這就形成了毛主席指出的“文革”中“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兩大錯誤。“文革”中、后期搞批極“左”清查“516”是必要的，可卻用的是“極左”的方法，又傷害了一批好同志。“文革”結束，反思“文革”中出現的錯誤，清算極左的有害影響無疑也是應當的，可是同樣有打擊面過廣，甚至有人利用機會公報私仇的問題，同樣傷害了不少好同志。如焦裕祿的好戰友張欽禮，深受蘭考人民愛戴，卻被整得坐牢；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作者，只因林彪、江青表揚過他的作品，竟整了他十年，逼得他跳樓自殺，所幸掛在樹技上才撿回一條命。文革后很快出現了右的泛濫。毛主席被認定“晚年錯誤”，于是社會上括起了一股非毛、反共、否定馬列主義義毛澤東思想的歪風。一時間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論、經濟方面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旨在歪曲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史的歷史虛無主義等各種歪理邪說粉墨登場，被認為是新思想，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倒變成了過時的舊思想，什么是新，什么是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謬誤，完全顛倒了。反“左”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右得出奇。這些走極端的人和事，雖然都打著“公”的旗號，其實背后隱藏著的，卻是一個大大的“私”字。

　　教育領域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上有什么樣的矛盾斗爭，教育領域就會有什么樣的矛盾和斗爭。記得大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給進修學院干訓班的學員講課時，特別強調了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課后竟有好幾個學員當場表示不同意我的觀點，約我去他們宿舍，要與我辯論。可見右的影響有多惡劣。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反毛、反共、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愈括愈烈。其引發的突出政治事件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動亂。（事件首先就是從高校鬧起來的）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動亂是這些年來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結果。不過沒過多久，他南巡講話后很快唯生產力論就壓倒了剛興起不久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不僅“文革”期間的改革遭到否定，而且建國后進行的一切教育改革都或遭否定，或不再進行。再也沒有人提“又紅又專”，更別提講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了。在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為誰培養這一教育的根本問題上大大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

　　教育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呢？不再是無產階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某校一位教授提出，應按美國《時代周刊》的標準，培養“能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毛主席也強調必須培養受教育者的獨立思考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你站在什么立場、用什么樣的觀點和方法進行獨立思考。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無疑要使受教育者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掌握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而這位教授為演繹什么叫“獨立思考”，他找來了三個博士（他的學生），給學生們做了一個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反毛反共否定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講座。原來這就是他要的站在反動階級立場用唯心史觀進行的歷史虛無主義“獨立思考”。也許有人會說這只是個例，而就是這樣一個反動透頂的講座，竟贏得了不少掌聲，而且某校新聞中心竟稱這堂反動講座是“一場精采絕倫的學術盛宴。”我總覺得這樣的影晌力效果恐怕不是這樣一個“個案”講座所能達到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如某校校慶慶典上，一位知名教授竟以教師代表的身份提出應取消高校黨委領導，說什么這會影響學術自由。這種反共的講話竟贏得了長時間熱烈掌聲。又如某校的一位教授以傳播西方文明為己任，自稱要通過他的努力“改變因長期以耒的傳統教育在青年頭腦中形成的對西方文明的岐見。”而他說的西方文明卻僅限于西方資產階級文明，所以他撰文極力贊頌美國大選，而對馬克思主義卻持輕蔑態度。就是這樣一個洋奴，竟被大學生評選為“最受歡迎的教授”。各類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馬列主義政治理論課普遍都削弱了，西化之風卻愈括愈烈，如此教育環境，即使培養的人不反黨叛國，也只能是如北大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追求個人成功方面發揮到最大。

　　在怎樣培養問題上，我覺得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重視。一個是學校教材、講臺的話語權掌握在誰手里？一個是是否重視對受教育者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而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面臨的現實實在讓人擔憂。

　　先說說第一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師資隊伍的問題。其實從前面提到的那些情況就可以看出，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親美、主張西化的所謂“公知”，雖然在教師隊伍中可能人數不算很多，但其能量及其影響力還真不可小看。而更多的教師由于多年來思想政治教育的削弱，他們中真懂、真信馬克思主義的還真不多。這就不可避免在各類學校（主要是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出現如習近平同志批評的“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不深不透，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上功力不足、水平不高、成果不多”，“馬克思主義在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講臺上‘失聲’”等諸多問題。（參見習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些問題不解決，是無法實現二十大在教育問題上戰略部署的要求的。但積重難返，這應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再說說第二個問題。能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質，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即能不能具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是考察教育成果和教育質量的最重要的方面。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盛行的“應試教育”，則不僅嚴重影響了學生基本素質的提高，而且引發了一系列連帶性嚴重后果。如教育領域不再是一方凈土，開始市場化、私有化、功利化；學生負擔太重，不利于他們健康成長；有錢的能進各種補習班，升學機率就高，錢少的升學機率就低，從而加劇了受教育權的不平等……。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與社會上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有關。人們的私有觀念、一切向錢看的觀念開始膨脹，讀書、升學、拿文憑，目標直指名和利。要想升學、拿文憑，取得高學歷，就得有應對考試，拿高分的本領，于是應試教育應運而生。先是正軌學校之間攀比升學率，將精力多花在了如何應對升學考試上；既而家長們為使子女在競爭中“不輸在起跑線上”請家庭教師給孩子加碼補課；進而是有人看辦教育是不錯的商機，開始大辦補習班、補習學校，形成了一股規模不小的民辦教育產業，一批以教育家自居的資本家靠這種方式賺了個盆滿缽滿。教育開始市場化、資本化、功利化。

　　很顯然，市場化、資本化、功利化的教育不是在為人民的事業培養人才，不是“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當然不是說整個教育領域都已經市場化、資本化、功利化了，但其影響的深遠卻是不爭的事實。二十大至今才四個多月，教育系統的亂子就出了一起又一起。什么云南教育廳長羅崇敏貪腐事件；浙江余姚教育局長、中國教育報“最受讀者喜愛的校長”王勝戰貪腐、包養事件；安徽名師、合肥師范學院副教授陳宏友在廬江中學演說因宣揚功利和外國人基因優越等西方價值觀被學生轟下臺事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毒教材事件的處理剛告一段落，又被網友揭出新出的好幾本教材封面存在的“哈日”等嚴重問題，等等等等……。人們不竟要問，中國教育倒底怎么啦？不過只要看看當今中國社會的狀況，我覺得這并不奇怪。雖然我們黨自十八大以后加強了黨的自身建設，強化反腐敗斗爭；加強了意識形志領域的馬列主義教育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開展各項工作等等，社會面貌換然一新。但是幾十年的私有化、西化的影響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的。現在我國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處在高位，存在決定意識，與那些滿是銅嗅味的傳統觀念決裂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事情。教育領域是社會的一部分，在這個領域存在與社會主義的教育觀、共產黨人的教育觀不相容的舊的腐朽教育思想并不奇怪。這正好說明要在教育領域切實貫徹二十大精神，就必須與這些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的，以及舊中國封建的腐朽教育思想作斗爭。而且這場斗爭會是長期的，是十分艱巨的。因此必須發揚二十大提出的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精神。所幸自十八大以來，我們的青年一代己開始覺醒，記得前面提到的十多年前“三博士反毛講座”蠃得的是掌聲，雖有一位勇敢的學生當場反駁，但卻遭到譴責，竟以“不尊師”逼其道歉。而這次陳宏友在廬江中學遭到的也是雷鳴般的掌聲，不過這掌聲是對搶話筒同學的支持，是轟陳宏友下臺。年輕一代的進步，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一定能在這場與反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爭奪接班人的斗爭中取得最后勝利。二十大精神在教育領域的有效貫徹，一定能培養出一大批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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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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