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師余秋雨三十年前在《山居筆記·十萬進士》中的遣詞造句：
“……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
暴露了自身古文功底的不足。他把“致仕”解為任官，但此詞的真義卻是辭官退休。致仕一詞于傳統文史典籍隨處可見，余秋雨喜歡蘇軾，且曾鋪陳一篇《蘇東坡突圍》，而坡仙就有一文曰《賀歐陽少師致仕啟》;大師還屢評紅樓夢，該書第一百十五回甄寶玉不是說了一句“家君致仕在家，懶于酬應，委弟接待。”嗎?
余秋雨誤解致仕的硬傷，不是大師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無窮后患的體現。正如錢穆所指出：“近人為慕西化，競倡白話文，不知白話與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話為主，則幾千年來之書籍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將盡失其正解，書不焚而自焚，其為禍之烈，殆有難言。”致仕失其正解，正是胡適之流倡白話、廢文言導致的惡果，看看這家伙當年如何詆毀古文:
“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文言文是死文字，寫出來的是死文學，彷彿二千年來的中國文人全是沒有靈魂的殭尸，這是多么嚴厲的指控，無異于挖祖墳也。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是死的文字嗎?陶淵明、謝靈運彩繪的田園山水是一片枯槁?李白的豪吟、杜甫的憂懷引不起共鳴嗎?韓愈的雄文、柳宗元的妙筆不具品嘗意義?東坡雄豪賦赤壁、清照哀婉嘆黃花讀之無動于衷嗎?放翁魂斷沈園、稼軒夢系疆場不值一嘆?三國、水滸沒有生命力?西游、紅樓無一點價值嗎?
《胡適口述自傳》的譯注者唐德剛就以親歷天翻地覆的過來人身分作出歷史反思:
“我國的文言文是一種一脈相承、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它和語體是有血肉難分的關系，它不是像希臘文、拉丁文那種‘全死’的‘外國文字’?？桌戏蜃釉趦汕灏倌昵鞍l了脾氣，罵人‘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人民罵那些該死不死、禍國殃民的老頭子，用的還不是這一句嗎？你說它是文言呢？還是白話呢？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的唐詩宋詞，什么‘床前明月光’、‘清明時節雨紛紛’、‘車如流水馬如龍’……是死文字呢？還是活文字呢？”
“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的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吸收他人之精華，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義無反顧的；但是我們斷然不可，因為洋人怎樣，我們一定也要怎樣。洋人語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們的傳統上沒有產生過像我們那樣簡捷的文言。為什么因為他們沒有，我們也就一定要搞掉我們自己的極有效率的大眾傳播工具呢？”
其實文言不是單純作為書寫之用而已，華夏數千年的文化積累正賴其為載體而賡續以傳。廢除文言傳授，不僅斲喪青年學生閱讀古文的能力，甚且會從根本上摧毀炎黃子孫對自身文明的審美，一個沒有靈魂之美的民族還能昂首屹立于世嗎?
2018年5月4日北大校長林建華于建校一百廿周年慶祝會上致詞，勉勵學子“要勵志，立鴻鵠志”，竟把“鴻鵠（hú）志”讀成了“鴻浩（hào）志”；還將“培育了北大莘莘（ shēn shēn）學子”」念成“菁菁（ jīng jīng）學子”。
林校長鬧出沸沸揚揚的鴻浩之丑，當在對史記的生疏，《陳涉世家》一開頭即曰: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茍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輟耕壟上鴻鵠志，長嘯山中鸞鳳音。”陸游如果知道當代國子監祭酒不識鴻鵠將作何思?司馬遷又會怎么看待我們這些不肖的后代子孫!
舍文言之本而就白話之末，書不焚而自焚，儒未坑而自坑，難道不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顛覆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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