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學因試圖解釋并解決現代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實踐性階級沖突、政治現象和社會挑戰而興起。戴維·伊斯頓強調：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那么城市政治學就是在城市這一特定空間上發生的關于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這涉及權力在城市各階級的分配過程和結果，和對社會正義的影響。

　　城市化的政治過程被視為是私人投資者、社會運動、社會精英、和政府組織等諸多行為體的關于“控制支配權和通力合作權”的互動過程，呈現出一個總體矛盾。

　　許多城市政治文獻將“商業權貴、資本家”這一行為者置于研究的核心，例如哈維的“城市企業主義”，莫洛奇的“城市增長機器”和多姆霍夫的“權力的階級統治理論”。這種針對商業精英偏重在以美國城市為背景的研究中是合理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權貴的行動主義是主導城市化過程的具有霸權性的力量。

　　考慮到經濟增長對于城市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性，掌權的商業精英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把經濟權力轉化為影響政策的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從而主導城市的權力結構，階級關系和空間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商業權貴力量的強度反映在不一致的地理尺度上發生的經濟和政治過程。在不同的城市政治模型中，考慮到支持公共和私人行為者之間互動的權力結構在應對城市化過程和資本積累存在顯著差異，對商業權貴的學術關注的偏重也應該存在差異。

　　權力精英

　　在馬克思主義定義中，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生產社會生產資料，并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馬克思認為當資本家一旦成為了資本的人格化，即掌握支配權，他就成為了統治階級?？紤]到結社自由和選票民主制度的制衡，基于美國的城市政治文獻更喜歡用“權力精英”或“支配階級”的概念，而非“統治階級”。權力精英的地位，即在主要等級制度和組織結構中的地位，可以使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做出有重要后果的決定。二戰期間，軍閥、企業領袖和政客共同組成了美國的權力精英。

　　然而，因為美國缺乏大教堂、舊貴族、鄰近的地緣政治風險或大政府，商業精英如富豪、企業領導人和董事得以憑借著商業權力網絡和政治自主性從眾多的權力精英中脫穎而出，并滲透進更廣泛的政策決策領域。值得注意的是，商業權力并非個體的精英，而是一個由企業共同體、社會上層階級和政策專家共同組成的緊密的上層階級。

　　多元主義論

　　多元主義論否認應該將商業精英置于城市政治分析的核心，因為他們認為城市權力結構是分散而多元的。理想狀態中，美國的“政黨民主制”中多種利益集團所擁有的大小權力是與其選民的力量成正比的。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不具備統治地位，只在某些領域擁有決策權；政治體系同時也是開放的，并有強激勵回應民眾的訴求。

　　多元主義者羅伯特·達爾通過考察紐黑文市的政府人事提名、公共教育和城市重建等三個領域，發現商業精英只是城市重建的相對主導者，無法壟斷市中心權力結構，而前平民階層正逐步取代企業家開始執掌市政大權。總之，多元主義者認為，在美國城市，以積累性不平等為基礎的的寡頭政治正在走向分散性不平等為基礎的新式領導模式，所以對商業精英的重點關注無法回答“誰統治”或是“如何治理”的問題。

　　然而，多元主義的分析是有時間局限性的。隨著排外主義的弱化，更多遭到種族排斥的企業高管和富豪在1970年代開始加入社交俱樂部。

　　其次，基于“決策方法”研究的多元主義的觀點對權力結構的解釋是有限的，因為公開的政治爭論和正式的政治組織并不是全部的政治平臺。多元主義未能回答為什么既定的政治體系會對議題的進入有所選擇，也就是沒有考察商業精英對公共輿論的控制權，也未能進一步考察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結構對政策議程的限制。

　　實際上，紐黑文市存在一個組織嚴密的由耶魯大學和當地增長聯盟組成的市中心商業共同體，他們可以避開政府繁文縟節的行程程序，從而直接影響城市經濟和政治。在城市更新規劃中，擁有所謂的“政治自主性”的民選市長理查德·李，必須服務耶魯大學集團得到邊緣社區的土地，獲取增長的空間?？偨Y來說，多元主義的理論在解釋城市政治是失敗的，因為它忽視了資本主義城市化的階級沖突，也忽視了公眾對廣泛的經濟計劃的自由和平等偏好從未被實現過的事實。

　　國家自主論

　　國家自主論者認為分析的核心是政府或者國家權力，當然國家一詞可以指代不同層級的政府。國家自主論起始于斯考切波的《國家和社會革命》一書，她強調“國家是一個自主的結構，存在自身的邏輯和利益”。斯考切波主要關注的封建帝制國家，例如沙皇俄國是如何改革封建地主和農村之間的權力結構，以推動城市化和工業化。然而，對君主專制的政體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延續至現代資本主義城市，因為斯考切波并未意識到國家權力是由專制權力和滲透權力組成的。滲透權力是制度性的集體權力，一種貫穿社會的權力。專制權力則是國家領袖可以根據自己意愿行動的權力。帝制國家的權力自主性很大程度來自于皇帝的專制權力，并與相對較弱國家集體性權力存在重合，這顯然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不符。

　　國家自主論進一步聲稱，國家仍然是城市化的主導權力，因為他壟斷武力合法性、以及監管和稅收權力。另外，不斷增長的政府預算和政府雇員也被視為國家權力增長的指標。然而，這些權力指標是模糊的，政府規模的觀察無法解釋其如何被控制的，即國家是誰的國家？

　　實際上，國家自主性已經很大程度上被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城市企業家主義的轉型所挑戰，傳統的公共政府權力在財政危機中不得不主動吸引外部資金，甚至需要承擔投機的風險。中央和地方的國家關系被資本積累的邏輯重建，國家不再是自主的“社會服務的管理者”，而是被“積累戰略和霸權項目”所主導的“爭奪流動資本的官僚企業家”。哈維總結道，政府權力之所以成為了由房地產商、金融家和實業家組成的階級聯盟的俘虜，是因為在資本主義這樣階級束縛社會中，與資本流動和勞動力控制相關的的階級實踐是具有霸權性的。

　　作為“支配階級”的商業精英

　　商業精英是城市化過程中的支配階級，是因為他們可以憑借同盟和交叉的組織基礎，將經濟權力轉換為更廣泛的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權力甚至暴力。這些企業所有者也不像多元主義者聲稱的那樣，是分散在各個領域或互不相識的。他們反而通過共享相同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紐帶形成了企業網絡，其中董事會是重要樞紐。董事分為執行層的內部董事，和決策層的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往往是來自其他企業的重要領袖或來自上層階級的社會精英，例如投資銀行家或前政府官員。即使在達爾筆下權力分散的紐黑文市，耶魯大學和梅西百貨集團的董事會也存在連鎖網絡。通過吸納稀缺資源和處理不確定性，董事之間的連鎖網絡同樣存在組織效用。

　　從企業網絡到到擁有商業權力的企業共同體的驅動力來自本地性依賴的激勵，即在特定領土中，因為參與者的動機、共同認同感和聯盟質量，從而使得社會關系更有可能進行權力的再生產。企業網絡是社會性質的，但其目的卻是收到強烈的經濟利益驅動的。重疊的董事為企業提供的外部資源，一方面是調節相互之間的競爭，提高利潤，并通過合作共享信息和技術，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削弱工會和社會運動的力量。在美國，企業共同體有能力一次性讓工會所做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

　　共享的觀點、歸屬感和社會凝聚力有助于避免搭便車行為，并鼓勵集體政治行動。相較于其他共同體因不同的種族、社會身份和部門而分裂的階級意識，以企業共同體為核心的商業精英擁有更強大階級凝聚力，而階級凝聚力是階級統治的先決條件。商業精英的階級意識的基礎是公司所有權，董事們通過相互兼職而進入到廣泛的關系性空間，并強化一種優越感和貌似合理的特權感。

　　更進一步，通過對私立學校、俱樂部、高爾夫球場社交舞會的空間壟斷，商業精英與更廣泛的上層階級通過頻繁又穩定的聯系建立了信任。舊金山北部的波西米亞營地正是這樣的一個富人俱樂部，它有極高的會員門檻和階級偏好?；谶@片領土的社會凝聚力有助于形成政策共識，使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萌芽?？梢哉f，商業權貴既是上層階級也是資產階級。

　　商業權力可以通過爭取公共輿論和選舉勝利從而主導政府的城市政策。通過資助專家、政客、中產階級社團、公共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打擊自由主義、勞工權益，鼓吹種族排斥、個人主義、保守主義的話語權和“美國精神”以合法化他們的階級資源。話語權隨后又投射進入政治實踐，個人主義將選舉的關注點轉移到候選人的性格和個人形象上，這也就意味著商業精英可以通過大量選舉捐款操縱選舉，從而安排商業精英的成員進入政府部門。

　　在地方層面，全國市政聯盟推動改革舉辦中期選舉，重塑并切斷了城市和國家層面的政策聯系。總結來說，關注商業權力有助于解釋“誰統治城市”和“誰從城市化中得利”，因為商業權貴建立了一系列組織來制度化和合法化他們的階級資源，以使其能夠暫時消解階級沖突，并進一步強化了美國的階級支配下的不平等權力結構。

　　土地權貴和城市增長聯盟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向他們撲來”。馬克思指出除了“企業共同體”之外，還存在另一種商業權力威脅著城市領域的分配正義，也就是以“土地權貴”為核心的“城市增長聯盟”。土地權貴是指包括財產公司、開發商和土地公司組成的財產資本家；而增長聯盟以土地所有權和租金的最大化為利益基礎，與其它商業共同體利益并不完全趨同。相較于其他商業權貴，土地食利者扎根于特定基于地方市場，最受城市地域限制，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興趣更高。因此，理解城市政治的關鍵就是土地食利者和相關利益者和他們對租金和土地交換價值的追求。

　　莫洛奇使用“增長機器”來比喻城市對經濟增長追求的必然性。在美國，幾乎任何給定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本質都是增長。一方面政府權力的分化和地方土地規劃的高度自治加劇了城市間的投資競爭；另一方面對于政府官員來說，經濟增長是充分的政治合法性，因此他們有充分理由支持本地的增長聯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房地產行業為核心增長聯盟成為了許多美國城市化的主導力量，政府為為中央商務區的重建制定雄心勃勃的計劃以吸引更多的商業精英入駐，從而必須服務于增長聯盟。政府擔心大蕭條可能會卷土重來，因為沒有戰爭支出來刺激需求，所以向老城或未開發的社區進行商業擴張是為數不多的途徑之一。增長聯盟的利益與政府在財政危機中進行“空間修復”的需求是一致的，這賦予了他們無可比擬的結構性的經濟權力。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將城市視為“增長機器”的前提假設是，城市的土地、建筑和基建既具有使用價值，也具有交換價值。政府對這兩種價值的同時追求必然是矛盾的；但是，商業精英們會通過他們的支配性權力，將土地的交換價值凌駕于使用價值之上，從而將城市轉變成“增長機器”。這種差異在公有住房的百分比中最為明顯，1980 年英國為 46%，而美國不到 1%，正是當地增長聯盟的壓力造成了低收入住房的集中區域和對體面公共住房的抵制。增長聯盟也在城市化過程中，通過“虛擬資本”和“信用制度”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投機性和負面外部性，反映在底特律的鬼城中。對增長聯盟等資產階級的批判性關注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因為它有助于解釋負債、失業、污染和再生產等城市挑戰的本質，更有助于解釋在城市化這一階級現象中誰受益，誰又被剝奪。

　　對比研究：英國

　　以美國城市為背景的研究中，對商業權力的偏重是合理的，因為商業精英能夠主導權力結構。然而，城市政治的理論的實用性并不總是普遍的，而是取決于所處的城市的權力結構。

　　盡管發展是普遍必要的，但增長機器的理論不像能夠解釋美國城市那樣解釋英國，特別是在1980年之前。首先，英國更大的制度和結構約束起到了作用。相比美國的地方自治，英國的財政和政治主權更為集中，土地往往屬于前資本主義集團或非資本主義集團，而非食利者。中央政府一方面對投機行為征收重稅，從而主導分配過程和結果；一方面更大程度上資助地方服務。其次，英國歷史上擁有良好的勞工運動傳統和更凝聚的無產階級意識，不同的階級關系建立了工黨這一左翼政黨，為反增長聯盟提供了制度性機制，而非像美國那樣的贏家通吃、兩黨壟斷。

　　盡管，1980年代，英國出現了向城市企業主義轉型的特征，但是地方食利者仍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城市翻新更大程度收到跨國資本和集中化的國家權力的支配。通過左翼執政、政治運動和民主制度內的集權，英國試圖限制以財產和資本積累為重點的合作關系，而轉向以企業社會責任模式為主的合作關系。

　　總結來說，對以城市增長聯盟和企業共同體為代表的商業權貴、資產階級的關注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因為它有助于分析城市政治中的權力結構和階級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偏重并不是絕對的，而有必要考慮其所處的領域和政治環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