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徐懷謙先生“自殺”

　　當想把解析徐懷謙先生撻伐郭沫若的《不是我，是風？》這兩篇文字放在博客上的時候，想到在網絡發達的今日，說不定那一天徐先生能夠看到，更想知道他有沒有反映。這才想知道徐懷謙是何許人，今何在。

　　網上一看，原來徐先生還真是個人物，堂堂喉舌的一大主編。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業內精英，被稱為“著名雜文家”。在燦若繁星的中國文壇，雜文界，還有這樣的一顆星。

　　令人沮喪的是，正當年富力強之際，徐先生竟與陳布雷先生一樣，于2012年8月22日“自殺”了。是“跳樓”，好像比陳布雷先生更“壯烈”。如此重要部門的一個重要領導，若發生在“文革”中，也得算京城發生的一件“通天”大案，傳的沸沸揚揚。

　　當老朽寫《郭老，您怎么不自殺》以回敬那些貶斥郭沫若的文人墨客的時候，怎么也預測不到，這個堪稱討伐郭沫若的斗士，居然以自殺的方式謝世。

　　當年，老朽曾經訂閱了幾年雜文報刊，沒有看到誰贊美徐先生的風骨。卻看到了他的《不是我，是風？》，似是狹路相逢，引發老朽一通議論。只是寫了“無處發”。要不是前些日在微信上看到一篇為郭沫若辯誣的文字，倒也把這幾篇文字忘了。翻出來，要在博客上發表之際，才“關心”起徐懷謙先生到底是何許人及其現狀。看到他的死，雖然晚了幾年，對于老朽，仍然是“新聞”。家居北京，居然沒有捕捉到他的死訊。思考良久，還有話想說。

　　當徐先生聲討已經過世的郭沫若的時候，似是正逢文壇“盛世”。像貶斥郭沫若的鄢烈山，老朽是在離京去外地探親的火車上，從一本大概是《讀者》雜志上看到他“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名言之后，記住他的。無論了解他，還曾經買過他的“雜文”。

　　按照這位鄢先生的高論，雖然他是文人，也是人，也就承認或者說默認了自己就是個“趨利避害”的文人。他的《學術與良心》焉知不是在拿郭沫若“投機”，證明著自己是個什么人？而選擇死的徐先生，那“一跳”，趨的是“利”還是“害”？他演繹的“人性”好像與同是“雜文家”的鄢先生不同。不知道鄢先生對于徐先生的死做如何判斷。

　　老朽一篇舊文，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不過是說郭沫若老先生沒有學陳布雷為國民黨蔣介石王朝殉葬那樣為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及新中國殉葬，才引發那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痞的非議。老朽何嘗不知道，貶郭的那些人不但是與郭老“道不同”，而是項莊舞劍意在毛公？他們認識問題的立場大相徑庭。有的就像當年的文壇小混混想通過罵魯迅而揚名立腕一樣，實不足為訓。

　　當鄢烈山、徐懷謙們大出風頭的時候，那文壇是誰人之天下？不好判斷，不過，他們容不得老朽的拙文出現卻是真的！

　　須知，在徐先生還沒有上大學之前，老朽就有了多年“敢寫無處發”的遭遇，就領教和目睹過喉舌，包括他供職的那家的獨霸天下。像轟動全國的河北省正定縣的《拔瓜事件》，就是徐先生后來供職的那家喉舌與另一家喉舌合伙在1979年炮制出來的。不但毀了正定縣幾十萬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艱苦奮斗三十年取得的聲譽，由國務院認定的這個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瞬間成了全國“保守”、“思想僵化”的典型。他們的杰作，成了中國新聞史上大書特書的大事。至今卻沒有一個字的澄清、檢討。實在是樹立了一個惡劣的榜樣。什么“實事求是”！說給別人聽的。

　　不過，這事確確實實與徐先生無關。再說，那時徐先生即使在職，以他那個級別，恐怕還難以參與此事。

　　對于徐先生的自殺，老朽五味雜陳。一個從農村走向國家上層建筑高端的學子，是多么露臉的事？怎么竟如此想不開？讓家中老父老母老來喪子，情何以堪！

　　現在看來，徐先生受教育的年月，國家也是多事之秋。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那樣的教授在校園倍受推崇、熱捧。“普世價值”大行其道。在那種“氛圍”中長大的青年，世界觀、價值觀本來就容易扭曲。在《不是我，是風？》中反映明顯。言辭雖然犀利，似有“大家范”，思想卻顯得極度淺薄，連老朽這沒有什么文化的人也看不下去。

　　從他寫作的時間上看，發表《不是我，是風？》的時候，是在掛職縣委副書記期間。那是“獨立思考”，世界觀形成的年齡。且不說他關于郭沫若的認識與“體制”扯不上關系，即使是放到社會上，在“體制”外，充其量是一家之言。何況充斥著對郭老的人格的侮辱與人身攻擊。遠說不上是“真言”，更說不上是那是校正郭沫若研究的標準。他還不具有“一錘定音”的權威。

　　老朽正是因為不敢茍同，才見其文，靠那一時的激情，即興發揮，對其進行解析。如果發生到現在，恐怕已經沒有興趣和精力去理會了。

　　在上中學的時候，就聽老師說過，“文如其人”。現在可以肯定的說，徐先生名為共產黨員，與共產黨的思想并不搭調。真不知道當初為什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投機？還是什么原因？

　　一般說，自殺多有解不開的難言之隱。在俗人眼里，徐先生算是年輕有為。而立之年便任縣委副書記，那顯然是“鍍金之旅”，重點培養。正在喉舌大展宏圖之際，怎么就“抑郁”了呢？

　　雖然，徐先生曾經著文說過：“不死不足以引起社會重視，不死不足以促進事情的妥善解決”（《以死作證》）那樣的話。其實，他說的“死”，是因為被忽視的“群死”，并非自殺。徐先生以跳樓的方式死，引起“社會重視”了嗎？“促進事情的妥善解決”了嗎？以血醒民？想達到什么目的？達到了嗎？應該說沒有。他的死，除了幾個熟悉的朋友，發表了一點紀念、懷念的文字，有多少人關注？老百姓知道他是誰？

　　自殺，時刻都有發生，原因各不相同，據說，年自殺的人口要以10萬計以上，數字很龐大。陌生人不會留意誰怎樣死，熟識的人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可能談論一陣子，以后或許偶爾被提起。只有給家人留下的是難以擺脫的思念與悲痛。老朽雖無鄙視之意，決不把自殺看的多么高尚。

　　常言道，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自殺，是走投無路的絕路。應該是思想、心理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舒緩。在這樣的一個“競爭激烈”的年代，誰去關注他人的思想、心理？誰去發現和去做人的思想工作？這樣的工作，好像沒有人去做了。誰去做，有想窺視個人隱私的嫌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誰閑著沒事找事？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帶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前往頤和園 ，于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一代享有國際聲譽的國學大師，就這樣走完了一生，曾讓多少社會名流扼腕。影響不能說不大。在當時，他也是倍受尊重的學者，為什么還說“義無再辱”？作為帝師，大概是對大清絕望了，為大清殉節。幸虧沒有看到他的學生充當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1948年11月13日，被蔣介石稱為“當代完人”的陳布雷自殺身亡。生前據說也曾“精神抑郁”。《金陵春夢》一書認為：“陳布雷已感到前途絕望，他忍不住個人所受的痛苦，他決心自殺了”。陳在自殺的前一天，對姑爺袁永熙說：“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過錯就是投在蔣介石手下，以致今天不能自拔”。他的死，是對人生的總結和了結。他的死，沒有改變什么。死人留下的空缺自然有人替補。

　　1996年年12月12日夜12時，曾經以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報道著名數學家陳景潤而廣為人知的徐遲，跳樓自盡，年逾八十。由于媒體沒有報道他的死，老朽看到這則消息，還是這兩年的事。原因雖然有種種猜測，其中主要是因為“他精神上的極端痛苦”。稱他“追求理想主義”。這個“原因”倒或許與徐先生相似。

　　追求理想主義而不得，難道要選擇自殺？到底什么是“理想主義”？誰說清楚了？“理想主義”水有多深？若“理想主義”是殺人于無形的利器，那樣的“理想主義”，只是一種誘惑，不要也罷。理想不可無，陷入“理想主義”就會患妄想癥。

　　還有一個人的自殺，雖然廣而告之，國人的看法未必一致。那就是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其住地自殺身亡。作為政治人物，選擇自殺的原因，焉知與政治無關？

　　自殺的原因或許各不相同。無論如何，無論怎么看，外因不起決定作用。

　　在社會面前，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存在。連大人物都是“滄海一粟”，死后一般就無人問津，何況一般人，哪怕是什么學者、文人。

　　作家張宏杰回憶徐先生時說：“在一次訪談中，他說：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

　　那樣的苦，是不是自殺的原因，不好判斷。那樣的苦，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苦，農民工無暇受那樣的苦，這個比較容易判斷。這是只有文人和想做文人的人才能有“敢寫無處發”的遭遇和體驗。

　　苦，或許是“抑郁”的一個重要原因。難道那是“尋死”的原因？是，也許不是。像老朽遭遇“敢寫無處發”的經歷恐怕要比徐先生曲折的多，早的多。至今卻沒有“抑郁”。再說廣大的農民工，苦不苦？他們的苦不僅是心里苦，還有“食粥”不易之苦，他們卻艱難的活著。因為他們有對家人的責任，不能死。說明，苦對于“抑郁”，不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促使徐先生一躍而跳的最后那一點動力，或者說，壓死徐先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沒有人說得清。

　　在任何一個國度，“寫作”與“出版”，一般都是不同人在做。筆握在作者的手里，寫與不寫，寫什么，怎么寫，那是作家的或者說是“公民”的“自由”。至于能不能“出版”，那是握有出版權力的人們的“自由”。這年頭兒，誰的地盤誰做主，不忿兒也不行??！不要說徐先生，很難說誰能改變這種狀況。當年魯迅也曾經有這樣的困擾。

　　當年，老朽年在當學生時，作文就發憷，沒有興趣寫，自然不去關心什么“出版自由”之類。想寫了、敢寫了，還是在1976年之后的事。也沒有給喉舌少發稿，由于思想上沒有“迎合”徐先生、鄢先生及比他們大的多的“大人物”，屢發不中，遠沒有徐先生、鄢先生那么幸運。還以為是自己寫技不高呢。寫的多了，也看的多了，對比之下，才悟出，是“道不同”。此后就不為“無處發”而操心。

　　后來發現了博客，現在知道，那屬于“自媒體”，以為那是“言論自由”的場所。即使是在博客上，也常常不是發不出，發出了的，站不住，就是被刪除就是被“私密”。找誰去說理？小編？找哪位法官主張和爭取“權利”？這種狀況，個人無力改變。法官不管審稿，不管“出版”，沒有看出法律對于作者的出版有什么幫助。在這個問題上，法律似是形同虛設。

　　不過，余一生自以為得意的是，想了，敢說、敢寫，寫出來了，就沒有遺憾。不管是不是有處發表，也不管什么人怎么看。堅持的那是信念，一直堅持到現在。如果說“苦”，在寫作的時候常感學藝不精，力不從心，剎是費些工夫。也常為不知道怎么寫，寫的不好而傷腦筋。那是由于年輕時不愛讀書，知識積累不夠，且懶于動筆練習的緣故。也體會到“學無止境”，“書到用時方恨少”。這與社會，與他人無關。這樣的苦，是苦中求樂。

　　看古人流傳下來的著作，哪個是在寫作的時候，一邊寫，一邊想著迎合什么人，糾結著能出版還是不能出版？古人沒有那么功利，或者說，沒有功利的社會環境。他們的寫，完全出于本心。在中國，據說，專業作家，靠寫作吃飯還是近代之后的事。那個年代，作家中，文人中，尋短見的或許有，原因肯定與徐先生不同。

　　人生的路，是自己的選擇?，F在是“自主擇業”。一個堂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社科院的研究生，生逢“改革開放”，謀生的路很寬。十年中，攀登上了一個出生入死的老八路一生都攀登不上的“位子”，說明“能力”很強，或許也施展一點小手段。要謀生，難道非要靠寫雜文？那樣的“文癡”未曾與聞，就算老朽孤陋寡聞吧。

　　如果才氣足夠，別人能以寫雜文謀生，成為“自由撰稿人”，如果自信，思想上的自信、能力上的自信，怎么就“無法脫離體制”？怎么“脫離體制”，“就得舉家食粥”？這是什么邏輯？什么思維？看中國的工人，特別是農民工，那個是“體制內”？誰個是“鐵飯碗”？其中雖然有“舉家食粥”者，畢竟，還不能說是多數。

　　徐先生流露出的真情實話，說明“體制”對他不薄，讓他不必“舉家食粥”。“體制”外的人，即使是他在農村中的發小，又有多少人過著“舉家食粥”的日子？

　　為了“理想”與“抱負”，“食粥”又如何？在死亡與“食粥”之間，選擇死亡難道是上策？不怕死而怕喝粥，這雖然也可能是一種境界。

　　徐懷謙到底年輕，陷入所謂“理想主義”的漩渦而不能自拔?？峙乱矝]有讀過毛澤東的《放下包袱，開動機器》，在個人得失的思考上陷入“盲目性”。通俗一點說，或許是叫“鉆牛角尖”。是不是把雜文或者說他的文看的太重，超出它自身的能量？

　　記得一邵姓著名雜文“大家”，可能寫過幾篇反腐的雜文，究竟有多少人看過，有多少貪官看過，有多少當權派看過，相信，不會太多。腐敗現象沒有因此而改變，現在看來是變本加厲，愈演愈烈。這，其實是怪不得雜文家的。這位“大家”卻生氣了，耍起了大家脾氣，立誓不再寫此類文章。老朽看后忍俊不禁。他好像不知道“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貪官污吏、腐敗分子不怕雜文，不怕“咋呼”，甚至不怕上街、游行，相比之下，有的可能怕“鐵拳”、怕“槍子”。時下的“前腐后繼”，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槍子”缺位，是法律對貪腐分子的寬容。這或許也是在與西方“接軌”，“廢除死刑”，從貪官開始。或許有別的什么隱情，“理由”可以找出一堆一堆的。這，難不住那些“立法者”，反映的就是“立法者”的意志，而不是民眾的意志，也不是毛爺爺的意志。

　　毛爺爺早就說過，誰搞腐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這振聾發聵的話，早已經被丟到爪哇國去了！為什么現在不敢“割腦袋”、不“割腦袋”了？而把他們關進豪華的監獄里“養起來”？其中又有什么隱情？毛爺爺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跑掉”。忘記這個“真理”，不！是常識，十分可怕，后果十分嚴重，已經很嚴重。小民只能看在眼里，最多議論幾句。

　　魯迅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當代的雜文“大家”居然指望自己的幾篇雜文，能夠一掃腐敗的陰霾。幾本自以為得意的作品，揚名立腕可以，指望它能夠改天換地，不過是某些自不量力的文藝家的幻想。徐先生的靈魂深處，大概也陷入了這樣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至少，是太“書生氣”了。他的死，實在沒有什么價值，或許就是“輕如鴻毛”。

　　中國有一種人，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這在文人中雖然不多見，但是，也不少見。那種人，總是在做婊子與立牌坊之間糾結。不過，那種人的臉皮厚，是不會尋短見的。

　　因此，對于徐先生，老朽寧可相信，是他青年時的夢醒了。醒了，覺得無路可走。于是，他“仿徨”；于是，他“焦躁”；于是，他“抑郁”了；于是，他毫不猶豫的走向了天國。那里是他靈魂的寄托處，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夠得到安寧。

　　安息吧，徐先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