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恩創立唯物史觀之前，人們的社會歷史觀都是唯心史觀；在馬恩創立唯物史觀之后，才有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對立統一、機械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史觀的對立統一。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辯證唯物史觀，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1]

　　從廣義上說，辯證唯物史觀是一個經過馬恩列毛等偉大導師們不斷發展完善的開放體系。

　　●馬克思——創立的不是機械唯物史觀，而是辯證唯物史觀！

　　馬恩創立唯物史觀時，所面對的最大攔路虎是唯心史觀，因此，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推翻“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唯心史觀基本原理，確立“社會存在（經濟，生產力，生產方式）決定社會意識（思想政治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但由于人們思維自發的片面性和主觀性，尤其是“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場”的強勢存在，故當人們初步接受了“經濟決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之后，便往往從原來的唯心史觀極端跳到了機械唯物史觀極端，誤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就是：社會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思想政治等上層建筑因素頂多只是發揮非決定性的“反作用”。這是“唯經濟決定論”（經濟宿命論，唯生產力論）的觀念，屬于認為社會只是在經濟軌道上線性發展的機械唯物史觀。它極大地消解著人民群眾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觀能動性。

　　對于那些根本歪曲馬克思主義而又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馬恩曾多次說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之類的話。[2]

　　其實，馬克思只是把經濟因素作為基礎性決定因素（第一性的，歸根到底的，歷史能動積累物化的），而不是當作唯一的決定因素；他當然還重視政治等統帥性決定因素（第二性的，現實能動的，發揮或正或反雙向作用的）；并且在著述中廣泛地揭示了這兩種辯證決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例如他說：

　　“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最后，消費的需求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3]

　　“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對某一國家內沖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種矛盾在這個國家本身中發展到極端的地步。”[4]這段話的辯證含義應該是：經濟因素基礎性決定歷史沖突；政治因素統帥性決定歷史沖突（和經濟因素）。

　　●恩格斯——捍衛和發展了辯證唯物史觀，進一步揭示了經濟和政治兩種辯證決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例如他強調：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5]

　　“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6]

　　恩格斯晚年還創造性地闡明了歷史發展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合力的結果，為辯證唯物史觀補充了在經濟最終決定性因素基礎上的“歷史合力論”原理。[7]

　　●列寧——進一步捍衛和發展了“經濟決定政治，政治統帥經濟”的辯證唯物史觀最基本原理。

　　例如他強調：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8]

　　“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9]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0]

　　(雇傭勞動)“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11]

　　“黨和政府機關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12]

　　“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13]

　　●斯大林——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同時，也滋長著某些偏向。

　　斯大林是一位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卓著的杰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與偉大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大師們相比尚有差距，在理論和實踐的一些緊要處，尚未沖破深重的歷史局限。例如，在他的身上，機械唯物論和主觀主義的認知錯誤有所滋長：把社會歷史簡單歸結為生產方式的發展，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完全適應；以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剝削階級就消滅了，階級矛盾就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了，應該“以經濟建設為綱”了；看不到國內“分散的經濟政治形態的(官僚)資產階級”正在量變復辟“完整的經濟政治形態的(官僚)資產階級”的致命現實；更不用說按照列寧的遺愿去推進公有思想文化革命，遏制官僚特權主義，抓緊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了。所以，實事求是地講，在斯大林的身上，已經隱約可見后來赫魯曉夫陰影的萌芽了。

　　●毛澤東——在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中，捍衛、發展和完善了“經濟決定政治，政治統帥經濟”（經濟基礎性決定政治，政治或正向或反向統帥性決定經濟）的辯證唯物史觀最基本原理。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繼馬恩列之后進一步揭示了經濟和政治兩種辯證決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14]

　　反思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之后，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發展，但由于深重的歷史局限——主要是官僚主義特權利益和包括資產階級法權在內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場”的強勢存在——很多國家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已被馬恩列毛批判過的機械唯物論歷史觀當作“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從而走上了親官僚主義、疏政治統帥、發展就是一切的“以經濟建設為綱”之路，致使資產階級價值觀占據了主流社會的統治地位——而這正是推動首輪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極端低潮的總源頭。

　　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則石破天驚地首次闡明了經濟和政治兩種辯證決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原理：

　　“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中已經初步成長起來。在這點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有所不同。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適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15]

　　毛主席的這段劃時代偉論的邏輯主線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并非充分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自發革命，其量變積累又引發上層建筑的自覺革命，奪取了政權，確立了新生產關系的統治地位，之后生產力才大大發展起來。例如，工場手工業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雇傭勞動生產關系的自發革命，其量變積累又引發資產階級的自覺革命，奪取了政權、確立了雇傭勞動生產關系的統治地位，之后才進行了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雖然不存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初步成長，但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已經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精神文明條件——即電機內燃機標志的社會化生產力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所以，社會主義的出現，絕非空想，而是適應并解放社會化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必然替代。并且，即使是中俄等相對落后的國家先行進入了社會主義，也不但有世界生產力大系統所提供的強大社會化生產力后盾，而且還有國內正在后發追趕的電機內燃機社會化生產力基礎——雖然它還相對落后薄弱。再說了，既然很多資產階級革命都是在工場手工業這種簡單機械生產力、而不是在蒸汽機等大機器生產力的基礎上發生的，為什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以在相對落后薄弱的社會化生產力基礎上進行？

　　關于這一點，薄一波回憶說，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毛主席對“互助組不能生長為合作社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16]

　　回顧歷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成長，經歷了家庭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的發展過程。在以蒸汽動力為標志的機器大工業出現之前，工場手工業生產組織形式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登上統治地位的開路先鋒。關于這方面，馬克思已有明確論述。但是，毛主席卻是將這一規律發展和運用于相對落后國家解決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第一人。毛主席頂住了“不改變農村私有制，先機械化，后合作化”的黨內機械唯物論和主觀主義的右.傾路線阻力，走出了一條“在我國工業化起步的同時推進農業合作化，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逐步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辯證唯物史觀發展道路。這是相對落后的國家先行進入社會主義后，有效防止兩極分化和向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方向倒退的唯一正確道路。薄一波也認為，“毛澤東提出一個全新的觀點，突破了蘇聯的模式，為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走出一個新的路子”。[16]

　　由此可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所提出的“初級階段補課論”，無疑是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主義的顛覆性錯誤。

　　毛主席還強調：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7]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18]這段話，絕不是所謂的“唯意志論”，而是毛主席批判“唯武器論”的辯證唯物史觀的經典闡述。這段話的“晦澀”的哲學正解似應是：“武器（軍力和經濟力等物的重要因素）是戰爭的基礎性決定因素，但不是統帥性決定因素，統帥性決定因素是體現人力和人心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素（發揮或正或反的統帥性決定作用）”。

　　“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19]這里的“政治是第一位的”，應該是從政治對經濟具有統帥性決定作用的角度來說的；這與從經濟是政治的本原的角度來定位的“經濟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并不矛盾。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要科學掌握唯物史觀，“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20]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1]

　　“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22]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23]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24]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25]

　　“只要階.級斗爭搞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會妨礙生產，而且必然促進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大發展。”[26]

　　“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容易消滅，還沒有消滅”。[27]在這里，毛主席在辯證唯物史觀發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階級”概念。但這絕不是有人挾列寧的經濟角度階級概念所攻擊的“唯心主義”、“極左”，而恰恰是辯證唯物史觀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角度全面揭示階級內涵的應有之義。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雖然“完整的經濟政治形態的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了，但是“分散的經濟政治形態的資產階級”還強勢存在，并且正在進行自發或自覺的量變復辟活動（就像自然界存在著“凝聚態物質”與“彌漫態物質”的相互轉化一樣）。

　　綜上所述，毛主席在辯證唯物史觀的發展史中，首次完善和踐行了在經濟決定政治的基礎上政治統帥經濟的原理；首次提出和踐行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原理；首次提出和踐行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還存在著“政治思想上的階級”、必須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原理（發揮無產階級思想政治的統帥作用，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靈魂）；首次提出和踐行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三個世界戰略”的原理，等等。總之，人民領袖毛澤東，踏著馬恩列斯等巨人的肩膀，帶領著中國人民，終于登上了科學歷史觀迄今為止的最高峰——這是國際共運以來所取得的最輝煌的成就，也是引領世界由精英民主時代走向大眾民主時代的不可或缺的真理燈塔。

　　注釋：

　　[1]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頁；第35卷第385頁；第37卷第432頁、第446頁。

　　[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2.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

　　[4]《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83頁。

　　[5]《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

　　[6]《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

　　[7]“歷史合力論”，是恩格斯晚年理論研究的重心：在1886年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他第一次闡述了合力論的思想；在1890年致約·布洛赫的信中，以及在1894年致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他明確系統地提出了歷史發展合力論的原理。

　　[8]《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

　　[9]《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2頁。

　　[10]《怎么辦?》，《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41頁。

　　[11]《列寧選集》第4卷第181頁。

　　[12]《論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外形勢》，《列寧全集》第35卷第552頁。

　　[13]《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四卷。

　　[14]《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22—325頁。

　　[15]《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16]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17]《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8]《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69頁。

　　[19]《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1頁。

　　[20]《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一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78頁。

　　[21]《〈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43頁。

　　[22]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51頁。

　　[23]《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12號。

　　[24]《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3—374頁。

　　[25]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

　　[26]1964年12月19日毛主席對一個報告的批示。

　　[27]《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1日)》。

　　202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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