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16日,切.格瓦拉見到了他的偶像。
那個慈祥的教員、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握著他的手說:“切,你好年輕呦”。
是啊,那時候的格瓦拉,還是個年輕人,才32歲,甚至直到他犧牲,也才39歲,“革命的人永遠年輕”。
其實就在一年前,1959年4月,中國新華社的記者龐炳庵和孔邁去古巴采訪,格瓦拉接受了采訪,臨走之前,格瓦拉忽然扭頭從自己的書架上拿下來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對兩位記者介紹說:“你們看,我是毛主席的學生。”龐炳庵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本毛主席《論游擊戰》的小冊子,格瓦拉將這本小冊子送給中國記者,并且特別強調說這是在古巴游擊戰爭的前線印刷的,是來自中國的“精神糧食”。
格瓦拉自己,也寫了一本《游擊戰》的書,總結的是自己在南美的革命經驗,后來中國的朋友向他要《游擊戰》時,他拒絕了,他說“毛主席是游擊戰大師,可我只是一個小學生,我怎么好意思把小學生的作品拿出來給中國同志們看呢?這不就是‘向養蜂人兜售蜜糖’(西班牙諺語,近似于中國的班門弄斧)嗎?”
格瓦拉曾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描述了兩個月大的女兒:“我那共產主義的靈魂興高采烈,因為她長得像毛澤東,寬寬的前額,親切的眼神和鼓起的下巴。雖然目前只有五公斤,但將來一定會長得像毛澤東的。”
從個人的道德、品質、信仰、堅定的信念來看,切.格瓦拉無疑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不可腐蝕的游擊英雄,他對拉丁美洲人民愛得熱烈而深沉,他對美帝國主義的霸權深惡痛絕,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堅不可摧,而且他也最終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對拉丁美洲資產階級的語言也是非常準確的:
“我們走后,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切.格瓦拉這個人,其實形象經歷了兩級反轉。
當年他犧牲后,因為他帥氣的外表和形象,又因為他傳奇的故事,充滿激情的革命文字,使得他被整個西方世界的年輕人追捧。
甚至還有他死亡時照片呈現出一種“耶穌遇難”的宗教美感,乃至于當年槍殺他的小兵后來跑到古巴,治好了自己的眼睛——靠的是當年切格瓦拉在古巴建立的人民醫療體系......這讓他成了“神”。
他忽然就成了西方世界流行文化的標志,資本家們把他的頭像印在T恤文化衫上,狠狠賺了一筆錢。
早些年,他在中國并不出名,十年前,在中文互聯網上公知橫行的時候,某些公知把他說成“妄人”,故意丑化、娛樂化他的形象;但在今天,隨著拉丁美洲革命知識的普及,有人更多人開始崇拜他、追捧他、把他的形象“圣人”化,這又走上了另外一個極端。
我從來不是貶低格瓦拉,相反我也很喜歡他,我熱愛一切的理想主義者,但理想主義者,也是有能力高低的......
實際上,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和建設中的貢獻,遠遠比不上卡斯特羅;在游擊戰方面,他過于冒進,在發動群眾、根據地建設方面,他所做的也不多;他最值得稱道的,是他永遠不變的革命信念和斗爭精神。我們都知道,古巴的國情,和蘇聯、中國不同,拉丁美洲、非洲其他國家的國情,又與古巴不同,所以不可能完全依靠同一種方式,去贏得勝利。
其實,在格瓦拉犧牲之后,1971年周恩來總理就總結過關于格瓦拉失敗的經驗教訓:
“所謂格瓦拉的“游擊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象我們的盲動主義似的,脫離群眾,沒有黨的領導。這種思想,在世界上相當一部分群眾中有影響,我們過去沒有注意。這一年各方面來的人多一點,談一談,才發現了。格瓦拉跟卡斯特羅在某些問題上有點不同意見,但基本上他們是一致的。古巴的武裝斗爭成功是帶有偶然性的。”
“當然有群眾,沒有群眾,他也不能成功。由于當時反動獨裁統治很厲害,群眾非常反對,而且美帝沒有意料到那個地方會被武裝的小隊伍奪取政權,所以,是個偶然性的勝利。他們不是依靠長期堅持武裝斗爭,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來逐步取得勝利的。那個地方小,不可能時間搞得那么長,美國在那里還有關塔那摩軍事基地。但是,自從這個偶然性勝利以后,他們又想在拉丁美洲到處用這種方式推翻親美政權。”
“格瓦拉就跑到國外去搞這一套。首先跑到非洲的大剛果,過去叫做剛果(利奧波德維爾),現在叫剛果(金薩沙)。那個地方有武裝斗爭。在盧蒙巴犧牲以后,基贊加又不行,剩下的一些游擊隊,有的在北部,有的在東部。東部靠近坦桑尼亞那里有一個指揮的人,到過中國,見過毛主席,名字叫米都迪迪,是很堅強的一個人,一直在東部搞游擊戰爭。結果格瓦拉跑進去了,經過坦桑尼亞,搞了一百多個人都是正規化的。跟他的日記上與的差不多,到一個地方,過的還是西方生活,吃牛奶,吃罐頭。人家是農業國,不是吃罐頭的,所以吃完了就成問題了。”
“《格瓦拉日記》我們國內有沒有翻成中文?很值得大家看一看,看一看那本書就懂得了。格瓦拉在剛果(金)東部的時候,帶了一百多人,他不是幫助人家打游擊。而是把游擊隊集中起來,對抗剛果的雇傭軍,打陣地戰。雇傭軍有美帝、比利時等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本來剛果的游擊打了兩年多,很有成績。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軍隊集中起來,脫離群眾,打陣地戰。”
“他在信中,提出要什么東西。很奇怪,要一個很大的廣播電臺,要使整個非洲,連美洲都可以聽到。游擊戰爭怎么能用這樣大的電臺?想法不對頭,我沒理他。后來,我們駐坦桑尼亞使館證明,他們從那里撤退了。怎么撤的呢?因為陣地守不住了,要分散,背靠著湖,米都迪迪想從湖里繞路撤走,結果落水淹死了,犧牲了很好的一個游擊英雄。而格瓦拉坐船回到了坦桑尼亞,走掉了,給人家惹了一場禍,使人家遭到了失敗。格瓦拉離開剛果,回到古巴,后又轉到玻利維亞山地,從阿根廷那邊帶來了一批古巴人、阿根廷人,也有一些玻利維亞人。完全是搞盲動主義,不找群眾,甚至把群眾抓起來做俘虜,怕人家走漏消息。武器沒地方存,存在山洞里。這樣怎么能發動游擊戰爭?”
“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他們認為不管有無條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其結果是游擊隊員一個個犧牲了,最后他自己被殺。我國革命過去有盲動主義血的教訓,有戰爭的失敗經驗教育我們。拉丁美洲人民沒有這個經驗,他們覺得格瓦拉是個英雄。”
“我見到智利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說,他沒想到在他兒子的房子里掛了兩個像,一個是毛主席的像,一個是格瓦拉的像,進去一看,使他大吃一驚,后來他發現,智利農村這樣的情況很多。現在我們知道,不止拉丁美洲,甚至非洲、日本都有這種情況,不但掛毛主席的像,也掛格瓦拉的像。青年就是崇拜英雄嘛。知識分子開始辨別不清,尤其在初期找出路的時候,各種想法都有。我們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裝斗爭,艱苦奮斗,經過萬里長征才取得了勝利。他們想點把火就一舉成功。所以,他們就看不到格瓦拉失敗的教訓,而覺得他是一個“英雄”。”
從這段描述看,切.格瓦拉的游擊戰,和教員的游擊戰,似乎有點南轅北轍,最起碼,他沒有做到真正的依靠群眾、建設根據地,也沒有做到從實際出發,甚至還把游擊戰打成了陣地戰,充滿了軍事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
所以,我們看待切.格瓦拉這位革命者,更應該理性、全面。
總的來說,切更像是一個戰士,而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和社會主義建設者.....說真的,他太“年輕”了。
他的人格是偉大的,他的斗爭是堅決的,但他的方法并不完美。
但有缺點的戰士,依舊是戰士,切.格瓦拉依舊是第三世界解放運動的英雄,依舊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切”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人民對他的稱呼(“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于漢語中的“喂”等)。所以,他永遠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
他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是堅決而徹底的,沒有任何妥協余地的。
自格瓦拉死后,他更出名,但并不是在勞動者和無產階級中出名,而是成為了精英、文青、小知識分子們的偶像......而這些人,其實都是他的敵人。這些人出于對自由主義的崇拜、出于青年叛逆的沖動,他們膜拜切-格瓦拉傳奇的經歷、俠盜羅賓漢般的手段、英俊的外表、以及他的理想主義狂熱。
他們津津樂道于他的廉潔,他的浪漫,他們對他在古巴銀行行長任上嚇跑貪官污吏的軼聞耳熟能詳,卻未必敢領教他一直以來的清教徒生活,更難效仿其騎著摩托車遍訪拉美民間疾苦的顛沛生涯。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僅因為切-格瓦拉的造型很酷,或者根本就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卻并不了解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階層的阿根廷人為了與窮人打成一片,在演講時幾乎永遠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眾語言,他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自己的英雄主義,和小資情調,而是為了人民大眾的未來,為了整個美洲的解放。
這些把切-格瓦拉印在文化衫上、穿在身上的人,很多其實都不知道他是個共產主義者,不知道他是個反抗資本主義的斗士。美國的嬉皮士們也曾把他當作偶像,因為他們覺得放蕩不羈、叛逆胡鬧,就算是反抗專制......他們根本沒有讀過任何一篇切-格瓦拉的文章,也不了解他斗爭的成敗,更不了解他到底為了什么?想要什么?
這是馬克思主義戰士的悲劇,卻是資本主義文化宣傳的勝利,他們擅長把戰士庸俗化、“英雄化”,他們的文人筆桿子會為馬克思、列寧做傳,為格瓦拉寫小說、拍電影,人們愛看這些,因為這些符合小知識分子、文青們的傳統想象和審美。
久而久之,那些為勞苦大眾發聲的先哲、那些反抗帝國主義的英雄,就成了他們資本主義塑造出來的“個人英雄”,和蝙蝠俠、蜘蛛俠、超人沒有什么區別。這就是娛樂化、庸俗化和消費主義化。
這就是導師列寧所說的: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格瓦拉已經犧牲很多年了,今天的拉丁美洲,依然在被帝國主義盤剝壓榨。
他的話語,放在今天依然充滿著力量:
“不要問篝火該不該燃燒,先問寒冷黑暗還在不在;不要問子彈該不該上膛,先問壓迫剝削還在不在;不要問正義事業有沒有明天,先問人間不平今天還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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