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關注的世界杯剛剛結束了第一輪淘汰賽,八強球隊全部產生,此后將休整兩天,再展開競逐四強的爭奪。
不過對不少人來說,回顧起已經進行的比賽,值得回味的技戰術表現不多,倒是頻繁有利用世界杯的舞臺進行政治表達的行為,令人印象深刻。
于是有人發出感嘆:如今的足球真是不純粹!其實如果回顧足球史,就不難發現,這領域跟政治的掛鉤真可謂源遠流長,“最純粹的足球”可能只存在于央視五套。
1
這次世界杯最出名的政治表達,當屬德國隊在賽前合影時的“集體捂嘴”,以示抗議國際足聯禁止球員佩戴彩虹袖標的決定。
但好巧不巧的是,所謂競技體育菜是原罪,德國隊在比賽中表現不佳,連續兩屆世界杯小組即遭淘汰,賽前的“捂嘴”行為藝術反招來了群嘲。
德國首場負于日本賽后,日本球迷與當地阿拉伯球迷“同樂”
德國最終小組出局后,卡塔爾當地節目嘉賓集體捂嘴向德國隊“告別”
當然,同樣受關注的還有伊朗隊。
起因是今年9月,22歲的伊朗女子阿米尼因著裝不符合規定,遭到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一事,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而主力隊員大多在海外效力的伊朗男足很快加入示威浪潮。世界杯首戰,伊朗隊更是在賽前拒唱國歌,全員靜默。
伊朗統治者最終撕破臉皮,派人約談這些球員在伊國內的親屬,要求他們放棄這種行為。在第二場比賽中,伊朗隊員開始輕哼國歌。
這一妥協引發了一些伊朗激進示威者的不滿,這些人原本希望伊朗隊能利用世界杯舞臺,發出更大的聲量。激進示威者號甚至號召伊朗球迷在第三輪小組賽中支持對手美國隊。
政治表達的訴求有沒有達到目的不知如何,比賽的結果伊朗確實負于美國,失去了小組出線的機會。
面對頻發的世界杯相關政治表達,前著名教練、現任國際足聯技術研究小組官員的溫格評價道:“那些在精神上做好了準備,專注于比賽,而不是政治示威的球隊,一般踢得都很好。”
溫格這話見仁見智。本屆比賽尤其喜愛政治表達的德國、丹麥,世界排名位列前十,均爆冷出局,丹麥隊甚至尷尬地一平兩負小組墊底;但堅持賽前單膝下跪力挺“黑命貴”運動,并且在“彩虹袖標”上一度也調門很高的英格蘭隊,則一路高歌猛進,已經挺進八強。
而有些政治表達,更是“對轟”,說不清到底誰在發難。
比如小組賽末輪對陣的瑞士和塞爾維亞。瑞士隊的核心球員沙奇里與扎卡都是阿爾巴尼亞移民(科索沃)后裔,同塞爾維亞存在宿怨。而另一邊,這次塞爾維亞更衣室內出現凸顯“科索沃領土”的旗幟,表達民族主義情緒。
結果沙奇里在上半場攻破塞爾維亞球門,隨后以“安靜”手勢回應塞爾維亞球迷的挑釁,并且雙手拇指在腦后倒扣,另類演繹了阿爾巴尼亞的雙頭鷹旗,針鋒相對。
這紛繁迷亂的政治表達,在最近幾十年的世界杯中堪稱罕見,也引發了不少的討論。論者中有不少理想主義者高舉與國際足聯相同的口號,吁求“純粹足球”、“足球的歸足球,政治的歸政治”。
但這種訴求,在漫長的足球史上,其實可以說從來沒實現過。人類可能并不知道“純粹足球”長什么樣子。
甚至,足球能夠發展成世界第一運動,本身就有賴于有心者建立的足球與政治的聯系。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社會建構的共同體,是由認知他們自己是團體一份子的人們之想像所建構而成。
而民族建構,就在于建立同一性的同時,塑造排他性。
同一性即自我身份的確認,排他性即自己與他者身份的區分。發現身份差異,保持界限感,既是認同的開始,也是認同的過程。只有面對不同于自己的“他者”,才能確定自身的存在,才能形成身份感、歸屬感和認同感。
從這個角度看來,足球簡直天然就是民族建構的利器。球場上競技的雙方涇渭分明,明確了我者與他者的區分,而運動員健美的身材與旺盛的斗志,更完美支撐了我者的認同。
而且足球賽在城市中心的大型體育場里舉行,有聚集城市居民的效果。幾萬人為了一場比賽同仇敵愾,這更是建構一個民族最完美的舞臺。
這不僅是理論,實踐上同樣如此。
西班牙于1936年爆發內戰,共和軍與國民軍血戰三年,打得伊比利亞半島尸橫遍野。在這場血腥的沖突中,馬德里、巴塞羅那等大城市堅定支持共和軍,首都馬德里更是作為最后堡壘,抵抗到最后。
因此,獨裁者佛朗哥掌權后,面對的是一個被大戰撕裂的國度。如何在大城市存在廣大反對者的情況下,讓全國團結在“西班牙”的旗幟下,佛朗哥將目光投向了足球。
與多數國家的足球初期發展差不多,西班牙足球也來自于英國移民工人以及赴英國留學的歸國學生。
1870年代后期,英國工人開始在西班牙各地建立起非正式的足球俱樂部。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西班牙,足球俱樂部的名字都是英語的Football club,而不是Club de Fútbol。
那么佛朗哥如何將足球進行西班牙民族主義的本土化呢,他先是下令將各足球俱樂部名字中的英語與民族語言都改為西班牙語,壓制各隊的地域和民族意識,并且停辦各地的聯賽,加強統一的全國聯賽。
佛朗哥和他的跟班們做得最成功的,應該是對首都球隊皇家馬德里的扶持。
有趣的是,今日西班牙民族主義象征的皇家馬德里俱樂部,是由兩位加泰羅尼亞裔商人建立,而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象征巴塞羅那則是由瑞士人甘伯草創。
民族主義的建構過程往往就是這么有趣,主導這一過程的往往并不是什么“血統論”者,只要你是一件趁手的工具,他們用起來絲毫不會感到什么別扭。
在共和國時代,皇家馬德里改名馬德里俱樂部,內戰中,這支球隊也和自己的城市一樣,是抵抗法西斯的堅定堡壘。這也就造成在內戰結束后,皇馬高層遭遇了政權的打壓。
但畢竟這支球隊位于首都,廣受歡迎,政權方想要利用足球推廣民族主義,這還是不二之選。
隨著皇馬高層那些支持民主共和的管理者被清洗,一位皇馬名宿出身的佛朗哥親信走馬上任,擔任了皇馬主席,他就是伯納烏。
伯納烏14歲時就加盟皇馬,是球隊的傳奇前鋒,1926年退役之后也一直在皇馬任職。
而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后,很少有人能免于參與政治,這位堅定的保守派投入佛朗哥麾下,加入了法西斯軍隊,為國民軍立下了汗馬功勞。
戰后,伯納烏有這樣的名聲,又有這樣的資歷,又是這樣的親信,佛朗哥想要掌控皇馬為自己所用,主席之職,舍他其誰?
上任之后,伯納烏立刻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修一座歐洲最大的體育場,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這座球場直到今天,都是皇家馬德里的主場。
要知道,當時修這么一座球場并不容易,在百廢待興的馬德里,連道路上的彈坑都還沒填平,皇馬的老球場查馬丁的墻壁上還有法西斯軍隊打出的槍眼,不排除有一些就是伯納烏親手留下的……
經濟如此困難,錢從哪兒來呢?
不消說,自然是要靠佛朗哥政權的扶持。佛朗哥政府的國防部撥款100萬比塞塔,修成了這座宏偉的主場。
1944年10月,新球場破土動工,擔任工程總監督的,是負責給弗朗哥建陵墓的工程師佩德羅·穆古魯薩。1947年12月,新球場竣工,球場揭幕戰之前負責禱告的,是弗朗哥的御用神父。而這期間,伯納烏更是邀請佛朗哥的親信愛德華多擔任皇馬的榮譽主席。
也是在佛朗哥的支持下,伯納烏讓皇馬成為西班牙工業商業銀行的合作伙伴,俱樂部不再為錢發愁,因為他們可以輕松從銀行貸出款來。
每逢比賽,伯納烏球場白衣勝雪,旌旗飄飄,10萬球迷的心隨著這支球隊而動。被激情所感染的首都市民早就忘記了內戰中被圍困攻打的仇恨,反而徹底融入了這種集體儀式,成為了狂熱民族主義的注腳。
當然,光利用皇馬激出馬德里人的民族熱情還不夠,這只是對同一性的塑造,佛朗哥還需要排他性的因素。
他將目光轉向了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
盡管在無數傳說中,佛朗哥政權打壓巴塞羅那隊,甚至還曾威脅巴薩球員不許戰勝皇馬。但這都是無稽之談。一來,一場比賽的勝負不至于讓佛朗哥如此掛心,二來,誰說巴薩贏幾場皇馬對佛朗哥沒有好處?
巴塞羅那市所在的加泰羅尼亞長期與西班牙離心離德,作為全國工業最為發達的富裕地區,文化上又與首都馬德里頗為沖突,在民族主義的年代,這里天然就是分離主義的溫床。
佛朗哥當然要壓制政治上的分離勢力,但是巴薩這支足球俱樂部卻可以作為西班牙民族主義的一個對照,如果沒有這種對立,怎么塑造西班牙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呢?
現任皇馬功勛主席佛羅倫蒂諾曾經用他的嘴說出佛朗哥的話,那就是:“哪怕巴薩沒有了,皇馬也要創立一個新的……”
頗有點“美國總是需要一個敵人”那意思。
所以,佛朗哥不但沒有威逼巴薩不許贏球,甚至還給巴薩幫過忙。比如巴薩隊史重要球星庫巴拉能夠順利加盟,正是關鍵時刻佛朗哥出手親自開綠燈給庫巴拉辦理了政治難民,才得以跨過重重手續問題進入西班牙。
可以說,如今的“世界第一足球俱樂部”皇馬,全球最受矚目的“宿命之戰”皇馬對陣巴薩的“國家德比”大戰,這種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場足球與民族主義的雙向奔赴。
如今,這些政治的意味仍然沒有消散。
馬德里作為曾經浴血抗爭法西斯的英雄城市,如今卻成為了右翼西班牙人民黨的最大票倉。在人民黨在西班牙大部幾乎崩潰的2019年,依然為人民黨保留了馬德里大區政權,將人民黨黨魁伊莎貝爾·迪亞茲·阿尤索送上執政寶座。而這位大姐最大的拉票手段就是穿著皇馬球衣招搖過市。
當伊莎貝爾·迪亞茲站在皇馬看臺上舉手致意,整個球場向她歡呼;當她在官邸接見皇馬全隊慶祝西甲奪冠時,球隊主席和隊長畢恭畢敬、從旁鼓掌……
而另一邊的巴塞羅那隊,也在民族主義塑造的過程中,哪怕如今巴塞羅那和加泰羅尼亞已經不是鬧分裂鬧得最兇的地區,巴薩球隊作為“西班牙分離主義旗幟”的“人設”卻越來越突出。
數十年間由政治塑造的兩隊關系,正是西班牙足球的基本面,想要剔除政治的“純粹足球”,談何容易?
3
有大民族主義者主動利用足球搞政治,反過來分離主義者也是一樣。
1999年前,威爾士并沒有任何自治權力,支撐威爾士民族主義共同體想象的,正是威爾士的足球隊。
它讓移民和不同形式的威爾士人走到一起,并提醒威爾士人和更廣闊的世界——威爾士是一個國家,它面對著英格蘭巨大的文化和政治陰影。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曾寫道,“想象中的數百萬社區似乎更像是一個由11個有名字的人組成的團隊”。
與其他威爾士國家機構不同,威爾士足協一直是分離主義的溫床。球員們已經接受了威爾士歷史的敘事,官方社交媒體也標志著重要的國家紀念日。威爾士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是“ Yma o Hyd ”,這是一首八十年代的歌曲,歌詞里自豪地宣稱(作為政治實體的)威爾士仍在人間。
法國的邊緣領土、拿破侖的故鄉科西嘉島的足球,也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盡管不少西嘉人希望被視為法國人,但法國社會對科西嘉的歧視,以及雙方存在的差異,讓科西嘉民族主義始終有生命力。
這種民族情緒上的憤怒,便反應在了科西嘉人對本土球隊巴斯蒂亞的強烈支持。這支球隊的高層,也主動與科西嘉民族主義者深度結合,不少民族主義領袖都曾在巴斯蒂亞任職,科西嘉的摩爾旗幟也飄揚在巴斯蒂亞的主場上空。
而這種模式的最大事故,莫過于南斯拉夫內戰。
作為一個多民族組成的社會主義國家聯盟,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一直將足球視為彌合民族矛盾的法寶之一。無論你來自克羅地亞還是塞爾維亞,甚至馬其頓、科索沃,只要你喜歡足球,大家就都是南斯拉夫人。
但當鐵托去世,民族主義思潮蓬勃發展,各加盟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各自的民族主義者也紛紛掌權。
1990年前后,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圖季曼與大塞爾維亞主義者米洛舍維奇分別掌權,足球從彌合矛盾的法寶,變成了他們手中激化矛盾、塑造民族認同的利器。
南斯拉夫的足球聯賽,給予各成員國內的球會于賽場上交戰的機會,仿佛成為各自球迷宣泄不滿的渠道。在圖季曼的支持下,唱歌、揮舞旗幟及展示橫幅,成為克羅地亞人在球場上表達民族激情的方式。
圖季曼曾直言不諱地說,足球比戰爭更能塑造一個民族!
他馬上就能通過一個得到另一個。
米洛舍維奇不遑多讓,他開始利用極端球迷組織宣揚大塞爾維亞主義。
雙方的矛盾終于在1990年5月13日爆發。當天,南斯拉夫甲級聯賽的一場比賽在薩格勒布舉行,薩格勒布迪納摩VS貝爾格萊德紅星。薩格勒布是克羅地亞的中心城市,而紅星則來自塞爾維亞的首都,這場“國家德比”正是代表漩渦中心的塞、克兩方。
“藍色壞小子”是迪納摩隊最激進的球迷組織,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加入了內戰中的克羅地亞軍隊。紅星隊的球迷組織“勇士”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的行為更像是準軍事化部隊和職業犯罪集團。
這次,3千名“勇士”成員從貝爾格萊德趕赴薩格勒布,比賽前一天就在大街上惹是生非。比賽開場前,“勇士”們對著克羅地亞球迷高喊“薩格勒布是塞爾維亞的”,還破壞座椅,向上層觀眾扔石塊。
現場的南斯拉夫警方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這激怒了現場上萬名克羅地亞球迷,也大大刺激了迪納摩球員們。
21歲的茲沃尼米爾.博班,是當時迪納摩隊中最有天分的新星,他出生于克羅地亞南部民族情緒濃厚的小鎮伊莫茨基。
比賽在短短10分鐘后便陷入暴力和混亂中,看臺上一些早已血脈僨張的克羅地亞球迷看到紅星隊不斷粗野犯規,再也控制不住情緒,率先從看臺上沖入場內毆打紅星隊員。
訓練有素的塞爾維亞球迷也抄起各種兇器,沖向克羅地亞球迷看臺襲擊對方球迷。
混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塞族和克族青年相互間用座椅、石塊甚至刀具襲擊對方,有些球員也卷入其中。一直袖手旁觀的南斯拉夫警方這時終于出手了,他們掄起警棍暴打沖入場地的克羅地亞球迷。
當博班看到一名警察正在對倒在地上的球迷大打出手,憤怒至極的他,跳起來給了那個警察一腳。
幾百萬克羅地亞人通過電視轉播和報紙看到了博班踢向警察的這一腳,民族情緒被迅速點燃了。
時至今日,在克羅地亞人看來,這一踢是“反抗塞族統治的象征”,他們的國家在“這一踢”下誕生了。
當時在薩格勒布指揮“勇士”攻擊克羅地亞人的阿爾坎,還成為了塞族民兵領導人之一。阿爾坎后來回憶說:那場比賽之后,我們立即開始武裝自己。
可以說,博班的這一腳飛踹,推倒了戰爭之路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殘酷的血腥內戰由此爆發。
當年那支南斯拉夫隊人才濟濟,克羅地亞的博班、蘇克,黑山的薩維切維奇,馬其頓潘采夫,塞爾維亞的斯托伊科維奇、米哈伊洛維奇、尤戈維奇,都堪稱一代天驕。后世總有球迷閑來無事,說南斯拉夫不解體,這支球隊能拿世界杯冠軍。
但蘇克曾經回憶道:“當我后來再聽到南斯拉夫國歌時,我第一個反應是,啊,那不是我的國歌了。我第二個反應是,不!那從來都不是我的國歌!”
老帥布拉澤維奇則這樣道出1998年世界杯上克羅地亞闖進四強的秘密:“每場賽前的動員,我都要跟球員們講克羅地亞人被塞爾維亞人迫害和屠殺的故事,他們總會血脈賁張。你知道,足球世界里,動機永遠是最重要的。”
在紀錄片《最后的南斯拉夫國家隊》中,博班誓忠于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會為它而死。”
團結在一起的“南斯拉夫”能不能拿世界冠軍已經無法再證,但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讓克羅地亞爆發戰力拿到了世界季軍,這卻是已然發生的事實……
這么看下來,如今什么“捂嘴”“下跪”的政治表達還是太小兒科了,頗有點溫室的花朵“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思。可以說漫長的歲月里,政治從未遠離足球。足球未來也許會是“純粹的”,但在今天和過去,它從來都不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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