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知名退休主編媒體人發表了如下言論：

　　這位胡前主編自從退休后，一直熱衷在媒體上發表“中肯”言論，對于他之前各種言論引發的種種爭議，這里不評論。僅就這件事來說，筆者覺得這種言論非常不“中肯”。

　　胡前主編有風險意識，堅持鍛煉身體，這值得贊揚。但這位前主編顯然沒有意識到，一個60多歲的人有能每天做三百個俯臥撐的身體，往往并不單純因為本人的鍛煉努力，起碼，這需要在中年時代沒有過多的重體力勞動，以及營養不良，蛋白和鈣質缺乏導致的身體勞損，沒有各種長期得不到妥善治療的基礎病，對于有這些問題的人來說，在解決問題之前，每天三百個俯臥撐或者類似的高強度運動對身體反而是有害的。

　　然而處于胡主編同年齡段的大部分普通人，總是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法很好的解決這些問題。讓普通中老年人“通過鍛煉增強免疫能力降低風險”未免是一種何不食肉糜式的奢談。

　　胡前主編在這里將自己描述成“做好了承受風險的高危人群的一員”，然而他并沒有講出的事實是，作為一個享有司局級退休待遇的前主編和媒體人，他可以過深居簡出的生活，在需要救治時能獲得的醫療資源顯然也不是普通中老年人可比。所以，他并不應該用自己的“表態”去要求別人“坦然承受風險”的。因為他自己并沒有承擔那個“風險”，他也不是可能后果的“代價”。

　　這位前主編以往的各種言論，也經常熱衷于將自己帶入“普通人”的角色發言，并制造了種種爭議言論。然而，正如他的身份讓他和普通人在面對疫情時風險完全不同一樣，他在退休后仍然能通過公共發言吸引到巨大關注，我想首先可能不是因為他的言論水平，而是他主編的身份經歷讓他獲得了巨大的公共話語權。

　　正如筆者之前所說，發聲不止是一種權利，也應該認識到在這個信息時代，你所擁有的遠超常人的公共話語聲量實際是一種權力，而這種權力實際上并不是公平得來的，所以媒體和自媒體都是具有一種社會責任的。尤其這位作為官媒出身，我想這種責任并不是在他退休之后就可以丟掉的。制造爭議性言論固然可以算作他的個人自由，但以自己并不普通的身份，去替換，遮蔽真正普通人的聲音，這顯然已經忘記了自己真正的角色和應有的責任。

　　至于所謂“萬分之2.5的重癥率”，這更突顯這位知名媒體人說話的不負責任。對于新冠疫情來說，不管對方是什么身份什么專家，一但他在討論時只講“XX率 ”而不講這個率是在什么樣的分母，什么樣的疫情階段，以及什么樣的醫療和免疫條件下出現，那基本就可以認為對方是張嘴就來。

　　比如上海疫情前期，某網紅專家宣稱上海新冠死亡率0.0178%。然而，在上海疫情結束后，由上海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冬、復旦公衛學院王偉炳教授發布的最終統計數據顯示，上海疫情期間，樣本為大于3歲的新冠感染者，61.26萬人；累計危重癥1485人，另外死亡568人，累計危重+死亡患者2053人；重癥或死亡率達3.35‰。這個數據低于香港和臺灣的奧密克戎疫情數據，但這是建立在嚴格封城阻斷疫情傳播，以及全國醫療力量支援上海的情況下才達成的。

　　目前廣州和北京等地一些專家口中的所謂“低重癥率”，實際上是因為這些地方疫情仍然處于極早期階段，現在的數據對后面可能面臨的情況并沒有多大參考價值。而目前這些地方都已經實質性的放開了防疫措施，并且短期內很難再出現全國醫療援助的局面。放開防疫措施之后，這些大城市的感染規模很大概率會超過當時上海的水平。介時這些專家和媒體還會信誓旦旦的拿“萬分之2.5”來說事嗎？

　　當下輿論場一大癥結在于，普通人的聲量和發言權往往過小過少，而占據發聲高地胡說八道卻又不用負責任的人又太多。像胡前主編，我們還可以說他只是忘了自己本來的責任和角色，而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香港專家金冬雁那種面對外媒一套，本國媒體又一套的兩面人，這種危害性行為顯然已經不是簡單的“責任”問題。

　　最近在金冬雁與饒毅的幾次爭論中，我們也能看出來這位香港專家發言中的“科學精神”值得懷疑。雖然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質疑饒毅并不是病毒學和公衛出身，沒有資格與金冬雁爭論，但實際上金冬雁也是腫瘤研究相關出身，在病毒和公衛領域很難稱得上是真正有分量的研究者（某網紅專家情況類似）。兩相比較下，起碼金冬雁關于“有哪一個病毒變得越來越兇惡”這個說法是非常沒有科學精神的。

　　今年以來，金冬雁在國內媒體輿論中非常活躍，經常被某些平臺邀請發言。比起在20年初名聲就壞掉的管軼和一直名聲不佳的袁國勇，金冬雁確實是當下在疫情問題上對大陸輿論最有影響力的香港專家，在一些媒體平臺上出現的頻率和國內那些真正有分量的病毒和公衛專家對比更是鮮明。為什么這樣一個從言論到行為立場都明顯值得質疑的香港專家在大陸能獲得媒體這樣偏愛？這恐怕也是大陸一直以來輿論場中亂象長期存在的一個縮影。

　　提到金冬雁，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親金應熙。金應熙是我國知名歷史學家，香港學的創建者之一。他于40年代在港大讀書，是陳寅恪晚年的學生。金應熙被我國年輕一代歷史愛好者所知曉，多數可能是因為《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該書中講述了在反右運動期間，這對師徒間的恩怨往事。不過，在改開后，金應熙仍然繼承發揚了陳寅恪的學術衣缽。

　　1978年暨南大學復辦,他兼任該校歷史系主任 。次年調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1980 年成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即出任副院長。1987年底赴香港從事香港史研究,應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在香港撰寫“香港概論”。1991年6月25日在香港病逝。

　　金冬雁本人于98年獲得香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隨后一直在香港工作。比起袁國勇等香港本土出生專家，出生在大陸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金冬雁按理來說，其立場和言行，起碼也應該做到客觀和遵守職業道德吧？

　　金冬雁也在早年文章中提到其父親是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老共產黨員

　　然而從其一系列發言，尤其是近期對外媒和國內的雙面發言來看，明顯是知道自己在向內地媒體“說假話”的。我們沒法知道什么樣的原因讓他表現出這樣的言行，但內地一些媒體平臺顯然在不斷縱容這種行為。

　　就像我們以往提到的，我們社會中各領域的精英階層，在很多問題上的利益訴求是與底層民眾背道而馳的。比如我們都知道，在醫療領域一直不乏縮減公立醫療，發展資本市場化私立醫療的鼓吹者。這種聲音在19年和20年初武漢疫情時一度達到高峰。當時面對武漢疫情，很多批評矛頭直指我國的公立醫療體系，典型的比如我們當時噴過的大象公會的兩篇文章。直到武漢疫情我們取得了偉大勝利，國家進一步強調了公立醫療在我國的主體地位之后，醫療私有化的鼓吹才暫時進入低潮。

　　可以想見，如果疫情管控放開后，真的出現大規模醫療擠兌現象，或者被迫實行了西方那種在疫情期間拒普通人于門外的“分級診療”之后，針對公立醫療體系的攻擊又可能群起效尤。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我國但凡在公立領域出了什么問題，一些人開出的藥方往往都是私有化。動車故事要求廢除國有高鐵，霧霾現象要求廢除國有能源，醫療問題要求廢除公立醫療體系。顯然從各國歷史實踐來看，全面私有化是與底層群眾的利益完全相背的。

　　根本上來說，如果精英階層想在我國的各領域中謀求無節制的利益最大化，就會與我國的國有經濟和各種公立體系產生根本性沖突。然而，由于精英階層和普通人話語權的巨大差異，普通人往往會不自覺的將一些精英看成自己的利益同路人，跟隨他們的話語來思考。

　　比如，因為攻擊防疫的需求，最近開始流行起一種批判“人定勝天”的論調，認為這“強行違規自然規律”，“不科學”，相對的，“物競天擇”，“自然淘汰”才是科學。作為普通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沒有“人定勝天”，你有多大的概率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如果“物競天擇”，你又有多大概率不是被淘汰的那一個？

　　矛盾又不得不承認的是，在知識話語權差距依然巨大的當下，一方面我們不得不警惕精英階層將普通群眾的訴求轉嫁成自身的訴求，一方面又依賴著精英階層對普通群眾進行各種宣傳輸出科普。在之前三年的防疫工作中，我們各方面的媒體專家精英在統一領導下，總體還是比較好的完成配合任務。然而讓人遺憾的是，在最近各地防疫政策劇烈變動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媒體和專家開始自行其是，越來越多不負責任的聲音開始出現在媒體輿論之中。

　　比如前有“廣東專家”聲稱“學界并未確認新冠有后遺癥”，實際上這完全是一種話術游戲。而且在國外long covid相關研究報道已經多不勝數的情況下，一再只拿國內到目前都沒構成大樣本的數據量，以及剛剛感染治愈后的患者群說事，無異于面對可能的危險，卻選擇把腦袋埋進土里。

　　這兩天又有“北京專家”在央媒上聲稱奧密克戎重癥比例比09年H1N1流行時低，盡管這位專家也強調了這與人群接種疫苗免疫水平提高和國家采取的積極預防策略有關，但是這種比較毫無意義，整個H1N1流行期間，我國總共只有12萬確診案例，而12萬感染在奧密克戎時代，很多時候只是一天的感染量。

　　而且不要忘了，在今年早些時候，央視采訪上衛健委專家還在強調從國外數據看奧密克戎病死率是流感7到8倍，在一個多月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專家還在介紹超額死亡概念，長新冠的可能性等等。現在因為政策松動了，另一些相反觀點的專家聲音就開始在官方媒體上傳播，這并不會讓民眾獲得多少心理安慰，只會加劇民眾的混亂認識，以及對媒體和專家發言的不信任。

　　在媒體之外，在互聯網的廣闊空間上，更多的“信息”在政策開始松動后被迫不及待的炮制而出。如鐘南山關于年初香港疫情發言的一段視頻被巧妙剪輯后瘋狂傳播，變成了當下所謂“新冠已經是感冒”的依據，這些信息對普通人顯然是沒有任何幫助的，只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推波助瀾。而普通人在海量此類信息影響下，只會失去本該有的警惕和準備，茫然的面對可能到來的沖擊。

　　當然，當下仍然還有很多專家學者在堅持發出基于科學立場的聲音，只是目前媒體和大眾的關注算法已經難以投注于他們身上，當下仍然有很多人在試圖科普，試圖提醒大家盡快做好心理和物理準備應對沖擊。畢竟時間真的很緊迫了，而某些人并不用承擔風險和代價，如果我們仍然毫無準備，茫然無知，承擔代價的只會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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