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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網絡上“混”的時間比較長的朋友或許都會知道丁仲禮院士，因為他曾和柴靜在關于“環境保護”問題上有一段非常經典的對話：
前些年，中國環境污染問題非常嚴重，各種討論也非常激烈。
尤其是著名主持人柴靜在2015年初推出空氣污染深度調查《穹頂之下》以后，對于環境保護問題已經不再是討論了，而是形成了爭論和對立的局面了。
關于《穹頂之下》里面的內容，專家也給出了相對客觀的答案：七分是對的，三分是錯的。
今天，我們不想討論《穹頂之下》的內容是否對錯，我們重點和大家說說：這部紀錄片為何會在網絡上形成如此廣泛的爭議？
我們都知道：發展一定不是毫無代價的，必然要犧牲一些東西。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養活了無數人。但是，發展制造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資源，會產生大量的污染，會危害到人的健康。
對環境污染的爭論，其實就是對生存權和健康權的爭論：想要活下去就要發展制造業，而發展制造業就會產生污染，污染會影響到人們的健康。
為什么《穹頂之下》會引發那么大規模的爭論？
其實，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通過接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了，對于那部分人來說，他們沒有了生存壓力，所以他們開始追求健康權了。
我們公正的說：在中國人民還沒有解決生存問題之前，生存權是明顯大于健康權的。
人，首先要保證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才能考慮到健康的問題。
2015年的時候，中國仍有5500萬的貧困人口，這些人的生存權還沒有得到保障：中國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5億到2020年消滅貧困人口，依靠的就是制造業。
除了5500萬貧困人口的生存權沒有保障外，還有大量人口的生存權存在巨大的威脅：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僅占總人口的20%，而低財富的人口卻占到了78.9%。
什么叫做“中產階級”？
這個定義非常的復雜，不過我們可以簡單的認為衣、食、住、行等不存在太大問題的人。
很顯然了，“低財富”人群就是指還沒有完全解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生存條件的人，一旦經濟形式發生比較大的變化，這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人就可能會“返貧”。
我們可以簡單的計算一下：2015年的時候中國共有13.7億，低財富人口占78.9%，也就是10.8億，除去絕對貧困0.56億，剩余就算10.2億。
如果我們貿然”去工業化“，關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會造成多少人失業？哪怕只有10%的低財富人口返貧，那么也有1億人。
對于那些20%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的生存權不存在問題了，當然希望獲得更多的健康權。
但是，剩余的那些人怎么辦？
由于20%的中產階級都是各個行業的精英，他們掌握著話語權，他們人數雖少，但是力量卻非常的強大。
這部分人想要用底層人的生存權來換取自己的健康權。
柴靜，就是這些人中的代表之一。
柴靜為什么要拍攝《穹頂之下》？
并不是因為她看到環境污染對老百姓的健康產生了嚴重的威脅，而是看到環境污染對她自己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柴靜拍攝《穹頂之下》的起因是：柴靜在2013年1月那場侵襲25個省市的大霧霾中懷上了小生命，未出生就被診斷出腫瘤。
這不是我胡編的，是她自己說的。
由于未出生就被確診有良性腫瘤，然后她就去了美國，并于2013年10月底在“美利堅合眾國”生下了一個女兒——根據美國法律，這孩子生下來就是一個美國公民。
然后，她在眾多外國機構的支持下，開始拍攝《穹頂之下》，并于2015年正式播出，揭露霧霾和各種空氣污染。
我們不想去深挖這背后的事情，但是從上面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柴靜拍攝《穹頂之下》并不是她為了老百姓的健康作想，而是因為她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至少這是她拍攝《穹頂之下》的最原始動機。
2
大家也知道，大慶油田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但是隨著地下石油儲量越來越少，效益越來越低……
大慶的企業幾乎都是圍繞著油田開展的，油田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整個城市的經濟也面臨巨大的問題……
大慶想要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就必須要進行經濟結構改革，從完全依靠油田發展向經濟多元化發展……
大慶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結構改革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的工程就是：引進沃爾沃汽車。
大慶那個地方，其實是沒有什么優勢的，它只是一個能源性城市，周邊城市都很窮，產業配套比較難，而且處于內陸地區，交通不方便，沃爾沃之所以選擇大慶除了因為大慶政府給予了非常優惠的招商政策外，就是大慶政府還與一些汽車配套企業進行合作，解決了它的后顧之憂。
簡單的說：大慶政府不僅僅給沃爾沃各種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而且還把汽車配套的一些企業給一起招到大慶了。
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企業——忠旺鋁業有限公司。
這個企業主要是加工鋁的，而鋁是汽車制造不可缺少的。
然而，就是這個企業引起了一場巨大的動亂，近幾萬人不斷的抗議和示威——大慶忠旺事件。
忠旺鋁業公司在落戶大慶的過程中，在環保問題上被高校老師抓住了漏洞，然后那些老師就在微信、網絡上發表各種言論，說這個企業有嚴重的污染問題，一旦讓這個企業落戶，大慶老百姓的健康將受到極大的威脅……
這些高校老師不斷的抨擊政府，不斷的和政府談判，甚至威脅：如果政府不取消這個項目，老師們就帶頭“逃離”大慶……
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那些老師極度自私的心，沒有忍住，就在公眾號上寫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你們這些老師都有高工資可以拿，不愁吃穿的，你們想要擁有“甜美”的空氣，無可厚非。但是，你們想過那些因為油田效益變差生活日益窘困的老百姓嗎？經濟不轉型，那些人以后怎么生活？
于是，我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一些老師就把矛頭對準了我，學生來辱罵我，大量老百姓被那些人煽動起來，對我實施人身威脅……
其實，這就是前幾年中國社會的一個矛盾：隨著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不斷擴大，他們擺脫了生存壓力以后開始追求健康權。與此同時，還有大量的底層老百姓還在為生存而掙扎……
環境問題本質是：中產階級想要犧牲底層人的生存權來換取他們的健康權，政府考慮的則是為了底層人的生存權犧牲一部分中產階級的健康權。
柴靜和丁仲禮院士的區別也在這：以柴靜為代表的部分中產階級和外國勢力希望中國改善環境而”去工業化“，丁仲禮院士代表的則是廣大底層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發展權。
現在我們都知道環保的重要性，但是這是有條件的：當我們的企業升級以后，解決了人民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以后，才能考慮環保的問題。
現在的世界，其實也是這樣的。
3
如果我們把發達國家當成是“中產階級”，那么發展中國家就相當于“底層人民”：
發達國家希望發展中國家不要發展污染比較嚴重的中低端制造業來保證他們的“健康權”，而發展中國家為了保證自己的衣食住行，就要大量發展中低端制造業。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看到了發達國家的自私自利，而“碳排放權”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為制約和剝削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舉措。
發達國家提前實現了工業化，提前向空氣中釋放大量污染氣體，完成了房屋、道路、橋梁等建設，不需要再大規模的發展煉鋼、冶鐵等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
發達國家提前完成了產業升級，占領了附加值比較高的高端制造業，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勞動就可以從發展中國家換取大量生活必須的廉價中低端制造商品，過上富足、安逸的生活……
然而，即使這樣，他們依舊不滿足，他們想要依靠“碳排放權”再次從發展中國家身上挖下一塊肉。
什么叫做“碳排放權”？
就是指：碳排放量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
發展中國家需要搞大量建設，必然要排放大量的碳，發達國家主體建設已經完成了，他們的碳排放量則比較少……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就開始動腦筋了：
如果世界碳排放量是一個固定值，按照國家、或人均平分了碳排放量，我們的排放量豈不是用不完，而發展中國家豈不是不夠用？
如果碳排放量可以買賣，我們豈不是可以把多余的排放量賣給那些碳排放量不夠的國家獲得一大筆利潤？
這就好像：中產階級本來就擁有一份輕松的工作，拿著高額的工資，而底層老百姓卻還在為生存掙扎。這個時候，中產階級對底層人說：你想發展中低端制造業，你想活著，我們也能理解，但是你必須要把你工資分給我一半！
你說這是不是喪盡天良？
按照正常的道理：發達國家優先進入工業社會，建設了大量的房屋、道路、橋梁等，已經排放了大量的污染氣體，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直到現在住的還是茅草房、走的還是泥路，根本就沒有排放污染氣體。所以，碳排放量應該從進入工業社會以后開始計算才合理。
但是，西方國家卻不想那么做，它們想要從現在開始就平分碳排放量，這公平嗎？
我把路修完了，你還沒有修，這個時候我對你說：你不許修路，想要修路就要給我錢。
你說這合理嗎？
丁仲禮院士為什么和柴靜發生爭執？
就是因為柴靜完全是站在少數人的利益和西方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的，而丁仲禮院士則是站在底層老百姓、站在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角度思考問題的。
誰才是民族的脊梁？誰才是底層人民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代表？誰才是正義的化身？
我希望這個世界上能有更多的像丁仲禮院士這樣有良知的人，而不是柴靜這種自私自利、歪屁股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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