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不欺”的典故中汲取區域治理現代化的經驗

　　——不敢欺、不能欺與不忍欺的傳統政治智慧及其現代啟示

　　黃健華

　　2022.11.15

　　當下，在黨風廉政建設上我們經常聽到的“三不腐”，即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若干年前（應該是疫情之前），我參加了某市委黨校組織的黨員干部傳統文化 提升班的現場教育學習活動，地點放在某區某鎮忠孝園景區會議室，參觀之余大家談談各自對當今社會治理的心得，我當時就引用了歷史上“三不欺”的歷史典故，即不敢欺、不能欺和不忍欺。仔細思量和對比，就會發現當今黨風廉政建設上所講的“三不腐”與歷史上的“三不欺”是何其相似？幾千年前的經驗總結恰似當今的現實要求的翻版。所以，只有以史為鑒地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才能汲取其優秀品質和內涵，才能從中收獲歷史價值，才能獲取時代當下動力，才能真正提升我們認識、認知和認同。

　　其實，“三不欺”就是歷史上中國社會之治所能達到的三種不同的層次與境界。

　　一是“不敢欺”。戰國（魏文侯）時期，西門豹被派往治理鄴縣(河北省臨漳縣)，一到任，首先調查研究，訪貧問寒。百姓告訴他：“苦為河伯娶婦。”流經當地的漳河經常泛濫，地方一些官員就和巫婆、神棍們勾結起來，謊稱為河伯找老婆，來安撫他不要發怒，從而借機“賦斂百姓”。他們隨意把百姓家的漂亮姑娘挑選出來，弄到河里活活淹死；而每這樣折騰一次，還要“收取其錢得數百萬”，“婚禮”的費用只“用其二三十萬”，余下的則“與祝巫共分”。西門豹看穿了把戲實質，主動要求為新娘送行，就在那次的儀式上，他以姑娘容貌不佳，請人通報河伯擇日另娶為名，當著兩三千觀眾的面，接連把巫婆及其三個弟子并一名官員相繼投入河中，令 “吏民大驚恐”，從此“不敢復言”。“行刑”之后，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使鄴地百姓“皆得水利，民以足富”。西門豹治鄴，“以威化御俗”，對舞弊貪贓、愚弄人民的人毫不留情。這就是西門豹的使民“不敢欺”。

　　二是“不能欺”。子產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學家，孔子極其推崇他，認為他具有極高的德行，稱他“古之遺愛也”。子產在鄭國“鑄刑鼎”，公布成文法，積極推行經濟改革措施，其執政可謂事無巨細，親力親為，人贊其執政達到“至世之治”，子產執政的實踐有法家的變革色彩，指導思想上卻又帶有明顯的儒家傾向，他以超凡的個人能力實現了使民“不能欺”。

　　三是“不忍欺”。春秋時期宓子賤（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人稱“先賢宓子”）治理單父（山東省菏澤市單縣），在齊人攻魯經由單父的時候，宓子賤寧肯舍棄一茬麥?的收成也要堅持勞動所得各歸其主的原則，防范不勞而獲之風，讓民眾感受到公平。期間，巫馬期前去暗訪學習，看到老百姓自覺地把捕得的?魚和幼魚都放回水里，只取成熟的大魚，宓子賤教化老百姓對魚尚且如此，更何況人？通過捕魚者的行為，可以看出，子賤把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發揮到極致。孔子認為，子賤的治理之所以能達到如此境界，是因為子賤做到了“誠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賤的至誠心所感化，故不忍心欺騙他，社會治理自然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以上三個典故，是以三個不同地位與角色的人對三個不同事例而采取比較適當的方式和措施，從而也成就了他們名垂青史的千古不朽，從深層次反映出三種不同的社會治理運行模式。西門豹則是嚴厲督責的代表，依仗剛猛凌厲的作風和非常手段，使人不敢作惡，達到了為政要求——“不敢欺”；子產是事必躬親的典范，通過嚴密的外在的法律監督機制和有效、高明的執政措施使人不能作惡，達到了為政目的——“不能欺”；宓子賤是委任責成的楷模，以為官者的德性、修養和德政方案，使人不忍心違法亂紀，達到了為政根本——“不忍欺”。

　　典故是歷史的寫真，但不可能重演；現實是剎那的停留，非未來即過去。但歷史與現實卻在不停地輪回。有人把德與才進行排列組合，即可分四大類：德才兼備為一等，謂之人中圣人、物之精品；有德無才為二等，謂之人中賢人、物之良品；無德無才為三等，謂之人中庸人、物之次品；無德有才為四等，謂之人中小人、物之毒品。如此的分類與定位是何等的貼切、形象和充分呢？

　　如果把缺乏德才兼備的管理者認定為達到“不敢欺”和“不能欺”治理基礎或攀升境地，那么，就很難達到“不忍欺”的治理最高境界。所以，治理者的格局和能力對于實現“不忍欺”的治理境界至關重要。孔子也強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治理者唯有正己化人才能達到良好的治理境界，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別強調治理者的道德引導和禮儀教化作用，因為這可以培養、引發民眾的羞恥心，使百姓心悅誠服歸附?？傊匾暟l揮管理者為政以德的教化功能，強調修身為本、教學為先，愛民而安，以此而達到“不忍欺”的治理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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